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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那些年，我们走过反殖 2

 

 

 

 

參與學運被學校開除

     现年77岁的余清禄在1959年，就读小学六年级时，看了堂兄和堂兄的同学带到家里的中国出版物，如《刘胡兰的故事》和《上甘岭》而激发他响往砂拉越独立自由的美好未来，反殖学运就此在心中萌芽。

     他先后在卫理中学诗巫中学、拉让中学、公教中学、林子明中学就读。因为参与学运被校方发现，而先后遭卫理中学和公教中学开除。他于1960年参加学运后，几乎每天晚上都参加小组会。当年，学运纵队部的纵队长和4分队队议，导致睡眠不足，上课时曾拿史登枪给队员学习组装和撤卸常打瞌睡。1963年高中一时成绩大幅下滑，引起校方怀疑。

     “高一下半年·在乡区骑脚车的路上，我被警员截停，警员在脚车包里搜出在书店购买的几本青年修养书籍，被拘留6天，经一番警告后就放我回家，但我却因此被卫理中学开除了。”

     余清禄之后到拉让中学求学，1966年七号毕业后，到公教中学念八号班.但开学第一天要上课时，被校长叫到办公室。校长回收了他的书本，退回书钱和学费说：“有人说你搞革命，我们学校不欢迎’你去其他学校读吧。”他只得转去林子明中学。

 

 

學習小組和軍訓同步進行

     余清禄回忆说，当年历时近两年的学运军训过程中，没听说有学员因军训被捕。

     他说，当时学运组织分别两种，一种是学习小组，阅读和讨论《人生观》、《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论修养》等。他们一边参加学习小组，一边进行拜访联系和组织同学参加学习小组。

     “另一种是军事训练小组，因为1962年12月8日汶莱起义，随后英政府在全砂展开大逮捕行动，约40至50人被捉，在这情况下，大家感到以和平宪制走向独立自由美好未来的道路已经被堵塞，英殖民当局是要逼他们走上梁山。于是诗巫学运也响应组织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号召，在保持正常学运学习小组的同时，再安排部分身体好的同学进行军训，两线同时并行。”

     余清禄说，在组织方面，当时由高年级同学负责联系低年级生，后来形成学运纵队，设有4个分队（公教中学分队：圣心、周玉麟分队；中华分队；卫理分队），各分队再下设4个小队，再到赤小分队。他当时担任卫理分队长。

     他说，当初仅在加拿逸双溪达（Sungai Dap）和双溪波依（Sungai Poi）有约百名伊班同胞参加军训；在拉让江广东芭，在下游华区也有许多热血青年参与军训：泗里街椰甲附近等，还进行数十人的水上泅泳军事训练。在拉让江流域只少有千人参加过当年的军训。

 

 

以木棍掃把當槍使

 

     余清禄称，军事训练从两方面学习，一是学习军事理论，二是军事技术与体能。军事理论很丰富，学习《孙子兵法》、《古巴游击战》、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还有学习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等的论述。

     他续称，至于军事技术主要是模拟射击、扑倒、爬行过障碍物，列队、操步和广播体操等，这些地点都是不能公开。在模拟射击，因为没有真枪，就地取材用木棍和扫把棍当枪使，“训练场地主要是在诗巫市郊区或农村的屋里或树胶芭，譬如加柏路、中山路、乌也路、南山小学附近等。有的甚至在市区店屋楼上进行，譬如福源堂对面的马来西亚日报旧址的角头间楼上进行军训。”

     军事训练是每两星期的周末训练，学运纵队部在1963年中训练时，纵队长曾有一次拿史登枪来给四位分队长学习组装和撤卸。这场在市、郊区的青少年学生军事训练持续约两年，到1965年初，因为第三省反殖运动趋低潮才解散。

 

 

 

步行20多天到印尼

 

     余清禄表示，当年通讯不发达，主要靠小纸条，写上密密麻麻的小字，由弟妹或低年级生将字条传递或藏在指定秘密联络地点，作为互通消息。

     他指出，学运活动无法长久保密，就在1967年10月，九号会考前夕，市区已不能再活动，组织决定安排他下乡到王连贵负责的拉让江上游广东芭。接著，1968年8月19日他们四十位在江先枋和温贤定带领下，赤脚走了20多天，9月14日到达印尼加里曼丹的卡普瓦斯河（Sungai Kapuas），乌鲁马罗河（Ulu Embaloh）由黄纪作他们建立的加里曼丹人民军大基地。

     “我记得，9月初，我们上边区长途爬山涉水，登上砂拉越和印尼加里曼丹边界分水岭高点休息时，我们这群‘新兵’看着眼前峰峦层叠，莽莽林海的马罗河原始大山林，再回望即将离别的亲爱祖国砂拉越，胸中不由涌唱起一首歌：‘我不是不爱你呀，亲爱的故乡！为了祖国到处都是春天，我要离开你呀去远方’。好些同志从地上捧起一把泥土，饱含着热泪，将之小心地放进塑料袋，藏在背包里，继续踏上了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