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国内篇 10：赵明福案件17年：从一宗命案到制度正义的试金石；平等伙伴, 为何还需"抢席位"?一一马来亚政党进军砂拉越的历史追问；18点协议与20点协议一一沙巴、砂拉越的建国条件
赵明福案件17年：从一宗命案到制度正义的试金石
（余清祿 16-03-2026）
一、赵丽兰赴联合国：为17年的正义呼声
2026年3月15日，赵明福胞妹 赵丽兰 从马来西亚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准备出席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61届会议，并计划在3月17日于大会发言。
她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向国际社会说明 赵明福 命案17年来仍未获得公正调查的事实，并呼吁联合国启动人权机制，敦促马来西亚政府履行问责责任。
陪同她前往日内瓦的，还有 赵明福民主促进会 主席 孔慧颖。她指出，尽管政府近年来高举“昌明大马”的改革口号，但在保障《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生命权与法律救济权方面，仍存在明显缺失。
赵家此次远赴联合国，并不仅仅是为一宗旧案伸冤，更希望借助国际人权机制，推动制度改革，避免未来再出现类似扣留所死亡事件。
二、悲剧的起点：
2009年的反贪会调查
这宗震动全国的案件始于2009年7月15日。
当时赵明福是 民主行动党 雪兰莪州行政议员 欧阳捍华 的政治秘书。
2009年7月15日下午约5时，他被要求前往 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位于雪兰莪沙亚南的州总部，协助调查一宗与州议员拨款有关的案件。
据家属与律师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当晚赵明福被长时间盘问，从晚上持续至深夜甚至凌晨。
2009年7月16日上午约10时，他被发现倒毙于反贪会大楼五楼阳台外的平台。
这一消息迅速震动全国社会。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时他的未婚妻即将临盆，两人原计划在数日后登记结婚。
三、社会震荡与调查启动
赵明福死亡后，马来西亚社会出现巨大争议。
2009年7月17日起，多个民间团体举行悼念和抗议活动，要求成立独立调查机构。
同年7月22日，政府宣布成立 皇家调查委员会 调查事件经过。
调查委员会随后召开多场听证会，传召反贪会官员、法医和证人作证。
2011年7月21日，皇家调查委员会公布报告。报告指出，赵明福是在受到反贪会官员“激烈与不当盘问”的压力下坠楼身亡。
然而，该报告并未明确指出应由谁承担刑事责任。
四、法庭裁决与矛盾结论
案件随后进入司法阶段。
2014年9月5日，马来西亚上诉庭 作出关键裁决，认定赵明福之死是由“一名或多名不明人士的非法行为所导致”。
这一裁决意味着案件存在刑事因素，与早期“自杀或意外”的说法形成明显矛盾。
然而，尽管法院确认存在非法行为，案件调查却始终未能锁定具体责任人。
五、17年的拖延与“NFA”
进入2020年代后，社会再次呼吁重新调查案件。
但在2024年，警方最终宣布 NFA（No Further Action），即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这一结论引发家属与民间团体强烈不满，因为：
法庭已认定存在非法行为
皇家调查委员会确认审讯方式不当
但最终却无人被起诉或定罪
在许多观察者看来，这种结果反映出制度内部可能存在保护机制，使调查长期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未能进入刑事追责阶段。
六、赵明福案件的三大历史疑点
随着时间推移，围绕案件的多个关键疑点始终未被彻底解释。
第一，通宵审讯是否合法。
根据证人证词，赵明福在反贪会办公室被连续盘问至深夜甚至凌晨。长时间通宵审讯是否违反执法程序与人权保障，一直存在争议。
第二，关键证词存在矛盾。
在调查听证中，多名官员对当晚情况的描述并不一致，例如赵明福最后被看到的时间、他是否被允许离开办公室等问题，都出现不同说法。
第三，为何无人被控。
既然法院已认定存在非法行为，却始终没有任何人被提控或定罪，这一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案件长期笼罩在疑云之中。
这些疑点的存在，也不断削弱公众对案件调查透明度的信任。
七、从个案到制度问题
赵明福案件之所以持续17年仍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已经超越个案层面。
许多观察者认为，这一案件实际上反映出更深层的制度问题：
第一，执法机构的问责机制是否真正独立。
第二，调查机构是否能够有效调查自身成员。
第三，司法裁决是否能够真正落实责任追究。
如果这些问题无法解决，那么类似的悲剧就可能再次发生。
八、制度困境对国家的影响
案件长期悬而未决，也对国家本身造成影响。
首先，它削弱公众对执法机构的信任。
其次，它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法治形象。
第三，它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制度惯性，使权力机构缺乏必要的问责压力。
因此，赵明福案件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一面检视制度运作的镜子。
九、正义的意义
从2009年7月16日到2026年3月17日，整整17年。
在这17年里，案件经历了警方调查、皇家调查委员会、法院裁决以及多次重新调查，但最终仍停留在NFA的结论。
然而，对家属而言，最核心的问题始终没有改变：
是谁造成了赵明福的死亡？
赵丽兰此行日内瓦，不仅是一次国际发声，更是提醒世界：法治的真正价值，在于面对权力争议时是否敢于追究责任。
如果真相长期被拖延与模糊，那么正义就不再只是法律问题，而成为一个国家制度信誉的重要考验。
平等伙伴，为何还需“抢席位”？
——马来亚政党进军砂拉越的历史追问
（余清祿 17-03-2026）
一、最新动向：安华宣布出征砂州选举
2026年3月中旬，安华•易卜拉欣以人民公正党主席身份宣布，将率队出征即将到来的砂拉越州选举。此举迅速引发广泛讨论。
这不仅是一项选举部署，更再次触及一个根本问题：
如果马来西亚是由平等伙伴组成，且宪法原本保障沙巴与砂拉越在中央的代表权，那么马来亚政党为何持续进入东马争夺席位？
二、历史起点：1963年的“平等伙伴”结构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根据建国安排，马来亚、砂拉越、沙巴及新加坡共同组成联邦。
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个关键保障：
• 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在国会中合计拥有超过1/3议席
这一比例的意义在于：
• 防止联邦宪法被单方面修改（需2/3多数）
这说明：
东马并非附属单位，而是制度性平衡力量。
三、关键转折：1965年席位结构被打破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
此后：
• 原属新加坡的议席并未用于恢复东马比例
• 反而整体并入西马体系
结果：
• 砂拉越与沙巴合计议席降至不足1/4
这意味着：
东马在宪制中的“否决权”事实上被削弱。
四、1966年：宁甘事件与中央介入的开端
1966年，砂拉越首席部长史蒂芬•卡隆•宁甘因政治分歧被撤换。
关键时间：
• 1966年6月：政治危机爆发
• 1966年9月：通过紧急状态与法律程序完成罢免
这是一个重要分水岭：
• 联邦权力首次直接重塑砂拉越内部政权
此后，中央对州政治的影响逐步常态化。
五、结构转变：雅谷时代开启“中央主导政治”
在阿都拉曼•雅谷时代，砂拉越政治结构发生关键变化：
• 地方政治逐步向吉隆坡靠拢
• 决策中心由地方转向中央
• 政治运作开始嵌入全国权力体系
从此，砂拉越进入一个新阶段：
“以吉隆坡为政治核心”的时代正式开启。
六、宪制与资源：权力进一步集中
随后数十年，多项制度变化强化了这一趋势：
（一）资源控制集中
• 1974年《石油发展法》将石油资源控制权集中至联邦层面
（二）财政与行政权力集中
• 州财政自主性受限
• 多项关键权力由中央掌握
（三）国会结构未恢复
• 东马席位比例未回到原有“1/3保障”
这些变化共同构成：
从制度层面对东马地位的持续削弱。
七、政党进入：马来亚政治力量扩展至砂拉越
在上述结构变化基础上，马来亚政党开始陆续进入砂拉越：
• 人民公正党
• 民主行动党
• 巫统
其影响体现在：
• 国会议席被中央政党争夺
• 州立法议会席位被占据
• 本地政党空间被压缩
这种趋势带来一个客观结果：
原本用于保障砂拉越代表权的制度基础，被逐步稀释。
八、意识变化：从“伙伴”到“组成部分”？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政治意识的转变：
• “平等伙伴”概念逐渐弱化
• “全国统一政治逻辑”逐步强化
• 地方自主意识受到冲击
• 甚至出现动员民众对抗本地政治联盟的言论
这种变化的潜在影响是：
在思想与认同层面，使砂拉越逐渐被视为马来亚的延伸部分。
九、现实问题：民主竞争还是结构性改变？
从表面看，马来亚政党进入砂拉越，可以被解释为正常的民主竞争。
但如果结合历史脉络来看，则呈现出另一种逻辑：
1. 席位结构削弱（1965）
2. 政权干预先例（1966）
3. 权力集中（1970年代以后）
4. 政党全面进入（21世纪以后）
这一系列变化叠加后，形成一个趋势：
从制度、权力到政治空间的整体重构。
十、结语：一个无法回避的终极问题
今天，当安华•易卜拉欣率领人民公正党宣布出征砂拉越州选举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
如果建国初衷是平等伙伴，
如果宪法曾赋予保障性代表权，
那么——
为何马来亚政党仍持续进入东马争夺席位？
这是民主发展，
还是制度演变？
更关键的是：
• 这种趋势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 吉隆坡方面，是否仍坚持“平等伙伴”的原则？
• 还是已经在现实政治中逐步偏离？
在这大军压境的紧要关头，砂政府是否只能逆来顺受，还是在立法议会马上立下马来亚政党不得在砂参选的法案？
这个问题，不只是政治问题，
更是历史与宪制的根本问题。
历史回顾：
18点协议与20点协议——沙巴砂拉越的建国条件
（余清祿 19-03-2026）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这并非单纯的合并，而是在多方谈判与条件交换下形成的联邦。其中，沙巴的“20点协议”与砂拉越的“18点协议”，不仅是婆罗洲地区加入联邦的关键政治基础，也成为日后联邦关系争议的重要依据。
一、历史背景：
马来西亚构想的提出
1961年5月27日，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构想”，计划联合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砂拉越及文莱。该构想虽具战略意义，却在婆罗洲引发巨大疑虑。
当时沙巴与砂拉越仍为英国殖民地，当地领袖担心发展差距、人口结构变化及自治权被削弱甚至被剥夺。因此，他们在是否加入新联邦前，提出一系列保障条件。
二、沙巴“20点协议”
沙巴提出的20点，核心在于维护高度自治，重点包括：
• 宗教：不设官方宗教，保障多元信仰
• 语言：英语在过渡期继续作为官方语言
• 移民：沙政府保留入境控制权
• 资源：土地与森林由州掌控
• 财政：确保公平分配与收入回流
其本质是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
三、砂拉越“18点协议”
砂拉越的18点内容相近，但更强调本地社会结构：
• 宗教：维持无官方宗教状态
• 移民：州政府掌握人口流动
• 语言：英语继续用于行政
• 土地：由砂政府管理
• 公务员：优先本地化
整体体现对地方治理权的高度重视。
四、关于“退出权”的历史争议
1962年7月31日英国和马来亚秘密签署了一项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协议》，其中包含一项应急条款，即在“必要”的情况下于1963年8月31日或之前，宣布正式组成“马来西亚”。
1962年8月1日秘密协议的一部分被公开，称两国政府同意组建马来西亚，但没有透露全部细节。这违反了联合国关于成员不得签订秘密协议的法律要求。
1962年9月26日砂拉越立法议会通过参组大马联邦的动议，同时批准成立政府级委员会。在当天的动议辩论时，有多位立法议员提出异议或担心的问题，建议要：
德拉仁达夫人最先提出，脱离联邦的课题纳入建议。
蓝科连登也建议，要列入脱离联邦的条文。
陈宗明提出，砂拉越应该先自治与独立，则人民的权益才能够获得充分的代表。因此， 他提议进行全民公投，以取得人民的真正意见。
黄金明认为，虽然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邦的自主权，也不应该被联邦漠视。他要保障中的保障，来保障砂拉越的权益（the safeguard to safeguard the safeguards），而非简单的保障。
天猛公欧阳认为，如果联邦成立后的5到10年间，被发现是不合实际的，则砂拉越应该有权脱离大马联邦。
杨清河认为，在所有保障中，最重要是有权通过全民公投来脱离大马联邦。
钱惠光提议修改动议，取消“8月31日”字眼，以便有更长时间来考虑保障的课题。陈高明和律政司反对这项提议。
最后钱惠光收回这项动议。
最后发言的是王其辉，他说，很多人和他一样，接受马来西亚概念，却还不准备接受马来西亚计划。他要砂拉越人民的权益获得保障。
财政司约翰派克说，在马来西亚协议下，砂拉越可以在未五年获得5亿的拨款以发展砂拉越。
政府级委员会报告书也列明了，对砂拉越与北婆罗洲的重要保障，必须列入正式的协议内，其他的承诺可以由马来亚联邦政府，跟相关政府签订书面协议，而不列入宪法内。
不过，在正式签署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及联邦宪法中，并未明确写入“单方面退出权”。
维基资料亦曾出现不同版本：早期列出“Right of Secession”，2024年则被维基改为“无退出权”。因此，该问题至今仍具争议性。
五、进入MA63谈判
1963年7月9日，《马来西亚协议》（MA63）在伦敦签署。沙巴与砂拉越的条件部分被纳入制度设计，并体现在宪法修订中，包括财政安排、移民权及特别行政条款。
六、建国后的持续争议
尽管建国时已有保障，但执行层面长期引发争论，主要集中于：
• 财政分配
• 石油与天然气资源
• 砂拉越权与中央权力
这些议题使18点与20点在当代政治中重新被强调。
七、历史意义
18点与20点协议的意义在于：
• 确立婆罗洲地区对自治的坚持
• 构成建国谈判的重要条件
• 成为解释联邦结构的关键依据
结语
马来西亚的成立，是协商与妥协的产物。18点与20点协议所体现的，不只是历史条件，更是一种“在统一中保障差异”的联邦精神。时至今日，这些文件仍是理解联邦关系与制度争议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