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边区基地的猎犬、难忘的低潮斗争点滴(1980年-1987年)
第二节 边区基地的猎犬
1980年,我在边区见到了爱国同志驯养的两只猎犬。长得黑黑的,不大也不小。据说是通讯员在伊班长屋带回来的。当时两只小狗,瘦瘦的,站都站不稳,怪可怜的。后来在同志们的细心照料下,牠们逐渐健康成长,聪明伶俐,深得同志们喜爱。不久母犬怀孕,产下一群的小狗狗。而两只大犬在主人的训练下,成为边区基地的猎犬。他们天天在边区基地稻田和菜园驱赶野兽、小动物,为农作物减少受破坏,作出了贡献。
一天,母犬满身湿漉漉的奔回营地,看到主人后,便缠着不放。初时,主人只觉得怪怪的,为什么母狗今天总绕着他转,跑几步又回来在他的脚边缠着转。过了一阵子,主人也因很久没有看到另一只公犬,也担心牠的安危,便要起身去找。母犬见状,立即高兴地在前边引路,主人紧跟在后,约莫跑了数公里的路,在一个山边看到一幕令主人感动的事。
原来两只猎犬捕捉了一只约30公斤的山猪。公犬守住猎物,母犬飞奔回营地,引领主人去领回。唉,真是两只很有灵性的猎犬啊!
可惜,两只猎犬刚学会打猎,想进一步为主人尽忠尽责时,便面对边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当时斗争形势尖锐,为恐暴露目标,主人只好忍着眼泪将两只猎犬“就义”了,并给予厚葬。几只嗷嗷待哺的漂亮小狗狗,也生不逢时,在转移的路上,相继饮恨九泉。为了这些狗,我们掉下了串串的同情泪。
写到此,使我想起当年在华区工作时,许多狗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我们华区革命工作者多在晚间出外活动,因此有些狗往往是令人讨厌的。因为它一见到外人在路上行走,总是朝你汪汪汪的吠,甚至会狂追不舍,有的同志就特别怕被狗追。后来我们总结了很多对付狗的方法。其一是手持木棍,甚至狠狠用石头、木块对它抛去;其二是撒胡椒粉刺鼻之物:其三是当狗对你狂追狂吠时,你立刻伸手把戴在头上的帽舌向后一拉,然后拼命大声地原地踏步十几下,狗会以为你回头追击它,而夹着尾巴,拼命往回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四我们为了避免行踪暴露,会事先有计划地叫有关群众把狗关起来,等我们离开后才放出来。
可是,到了70年代,敌我斗争形势更加尖锐,敌人采取戒严、宵禁来封锁消息,乘机秘密(白天、晚上)调动兵力,当时我们往往是循着狗一户接一户,此起彼伏的吠声,来判断敌情和推测敌兵部署状况,进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赢得先机。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狗确是人类的忠实朋友,也是当年我们通风报讯的“警铃”,帮了我们许多忙,为革命事业也做出了贡献。
第十八章 难忘的低潮斗争点滴(1980年-1987年)
第一节 1980年后的华区工作
于东离开后,我受党的委托,负责四分区的的策划工作,铁汉负责三分区工作。对于各分区的群众工作、青少年工作,大家在能力范围内,不分彼此、积极主动把工作搞好。
当时,在四分区工作的方式,还是以武装活动为主,并结合化白工作,我们的重要对象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年轻的积极分子。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为了地方安宁,为了民众利益,我们也对本单位一些地方的恶势力,特别对一些无知的青少年吸毒和聚众闹事,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因为这些青少年的家属很多都是我们的老群众,有的是误入歧途,有的也对现实不满,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确有很大的改善。对于极坏的,给予严厉警告,或离境处分深得民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内部有两件人生大事,是急待解决的。第一件是对单身同志努力促成好事。我们不是神,也不是和尚,我们也需要爱情。我们有好几个男同志的年龄都是有30、40多岁了,为了革命事业,无缘处理对象。党为此也很关心并做了努力。他们把单身同志轮流调到华区工作。作为华区工作者,我们极力为单身同志穿针引线,介绍有条件发展的对象让他们自由发展,经过努力凑成好事的有亚坚和雪梅,立新和永真。其他单位成功的有思忠和林红,耀武和可清,毅红和峰云等。有缘者终成眷属,可喜可贺。对于不能如愿者,我们只能鼓励他,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并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坚持革命工作;第二件事是对已婚夫妇的后代孩子问题。由于革命是长期的,准备一辈子进行革命斗争的革命夫妇,在有一定条件下,想要个小孩子来延续香火,是合情合理的,是允许的。说一定的条件,这个标准是很难定的。十月怀胎嘛,在这段期间,情况随时会变,就随缘吧!有几个革命母亲都是在险象环生,冒着生命危险产子的。作为革命母亲,真是伟大啊!
第二节 1982年8.8驳火事件
1982年中,王付政委警卫队来到亚山河森林扎营。他们是:王连贵付政委、怀坚、劲强队长、向前、怀锋、风雷、峰云、毅红、志峰、增坚、耀武、武英、星火、学民、江晖、承志和祥勇等。我们华区几位工作者,奉命来到营地,共同参与休整,学习,约有廿多位。
亚山河森林和南蛮森林,都是一片沼泽地,虽经砍伐,但还有很多魁梧的“马拉甲”树,树根高且干燥,是扎营休息的好地方。这里也能找到一些小山头。亚山河的福州籍群众和南蛮坡的广东籍群众,长期以来都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
当时的营地是在较深入地带的一个单独小山头,四周是沼泽地,恰够20-30人的小队扎营。依山一字形展开,每俩人一个单位,都有一间够睡觉、学习的“小屋”。每间小屋旁都有坚固的工事、战壕等。岗哨放在中间的前方,也是进山大门。
我们利用倒树、“马当”(树桐)筑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直通外面。这样的路,行军方便,灭迹容易,敌兵也不容易发现。
1982年8月8日,约于午时11点左右,一股敌兵恰巡逻到我营地岗哨的右前方休息吃饭。军用食格的敲击声,砍树枝声,夹杂着叽里呱啦的马来语。我们清醒地知道,敌人又进山“围剿”了。当时是学民同志站岗,他立刻拉响了警报,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在我营地的一头是我们的晒衣场,所以比较光亮。两个敌兵漫不经心,毫无戒心的恰从那里鑽上来。守卫在那里的指挥员和战士们立即举枪对准敌人就射。随着枪声,明显地听到两声惨叫。而此时,在队长和王付政委同时传出了命令,“同志们不用紧张,狠狠的打”。战斗打响后,守卫学民也朝右前方敌人开枪,并压响了地雷。当时,枪炮齐鸣,敌人被这突来的猛烈枪声吓呆了。敌兵虽有开枪还击,但也不敢贸然追击。一阵火力过后,指挥员命令撤退,我们大队主力有秩序的安全转移。守卫学民也奉命撤退。当他撤回营寨迅速背跑自己的军包。在越过篮球场(营地中间我们建了一个篮球场)时,耀武和祥勇已在那里接应他。不久,耀武看到一个敌兵冲到篮球场,被他一枪击毙。这一仗,至少打死打伤敌人各一个。
由于驳火,大队决定转移至下新芭森林。可当我们越过亚山河后,发现下新芭森林里也同时有敌兵正在搜索。为避开敌兵锋芒,我们只好找个较隐蔽的临时点住下来。由于当地储粮点只有米和少许罐头,我们廿多个人的队伍,好长的一段时间,只能每天煮一大锅饭,配一罐红毛鱼或一罐肉酱或一罐午餐肉。生活虽苦,但同志们都很乐观和团结,共渡反“围剿”斗争。
过后,王付政委转回0MT单位,而我们华区工作组向东南坡华区转移。
第三节 几位革命母亲的经历
一、阮赛兰
阮赛兰友,部队名志方。她怀第一胎时,可算惊险万分。其中经历了1983年的4.18、7.29与9.25三次反“围剿”斗争。前两次我不在,第三次我可参加了。
为表扬志方对作为妈妈的伟大胸怀和在战争动乱年代无怨无悔的付出,特此略述一二。
据同志们的回忆,1983年的4.18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她己怀孕四个月了。由于长期活动,有了暴露。敌在侨南、嵩山、砂廉和乌也路7哩等一带进行了四天的24小时戒严和长时间的宵禁。他们得到消息后,立即趁夜撤离群众区,转移到森林边缘,不失时机的突围。虽路途面对艰难、饥饿、病痛等考验,却都能遇事不乱、遇险不慌,主动机警避过与敌正面驳火。五天左右才转到安全区。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那是在同年6月尾7月初的时候,当时小组决定到发富港一带找个较稳定的住点,让已有7个月身孕的志方有个安定地区生活和分娩。
可是敌人于7月29日又对当地进行了另一次的“围剿”。当时志方等同志也还是在“围剿”区。他们虽主动转移,但还是於中午时分与敌人遭遇。由于大家警惕性高,先发现敌人,并抢占了有利地形,主动先开枪并击中敌人,然后安全转移。由于驳火,敌采取“梳发”战术,动员约2千多兵力,密集搜寻。同志们又一次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几经艰苦,约一星期才撤到安全区。
第三次的遭遇,那是1983年9月。当时第三军分区华区,敌兵明显增加了活动,经验告诉我们,敌人又要向我们“围剿”了。由于志方同志产期将近,我们选择到南蛮大森林安营搭寨。队员有孕妇志方、接生员承志、助手民辉,其他成员是扬帆、学民和我。
9月24日,我与扬帆护送星火和武英(准备去第四省)离开后,我们顺便处理了一些事情。由于有敌情,我们只能搞到一些粮食和产妇的必需品,用肥料袋绑好背回来。约于中午时分,我们来到森林边沿地带,突然听到从森林方向传来有人跑动并踏断树枝和军用水壶碰撞声。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跑路的痕迹和小树的摇动,也引起敌兵的警觉,并向我们喊叫,命令我们不许跑。我们估计驳火已不能避免,就闪到大树边,主动先开枪射击敌人。敌人也向我们胡乱扫射。我们乘敌人火力稀疏之际,仍顺利背着粮食向森林深处转移。由于我地形熟,很快就回到住地。
同志们看见我们平安回来,都放下心头大石,出来迎接我们。
我们简单的收拾一下便转移了。撤离前,一个同志把已压死的两只鸭子从烂芭里重新挖出来背走。在途中,还听到直升机在低空盘旋。直到晚上7点左右才扎营。我们立刻起火烧水,把死鸭烫水拔毛。但毛多热水少,很难拔。索性把鸭皮剥掉,煮熟包装,给孕妇备用。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就向亚山河转移。傍晚时分,当来到亚山河附近时,还看到敌兵刚走过的痕迹。我到河边侦察时,远远看到有几个敌兵在河岸上下走动。
记得当时下着大雨,我们布好岗哨后,便乘机小心冒着雨游过河,离河约30分钟路程,就扎营住宿。翌日清晨五点多,又继续向下新芭森林前进。
9月27日,当我们来到东南坡森林,发现这块森林也逃不过劫数,敌兵己在该区进行深入纵横穿插搜索。傍晚6点多我们来到此地时,孕妇走到不能再走了,她也因几天的紧张劳累,恐临盆在即。因此我们暂不去见群众,就在敌兵穿插过的两条路中间,找个较好的地形,搭起营寨,用两条大的烂木垫底,上面铺些小树棍,就是孕妇的产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次连续的反“围剿”斗争中,志方表现令人佩服。在转移路上,仍坚持背着自己的背包。虽然肚里的小宝贝顽皮,她仍忍着疼痛,一手托着肚子,一手拄着拐杖,咬着嘴唇,喘着粗气,流着汗水,坚持跟上队伍。
1983年10月2日凌晨两点,我们就听到婴孩“哇哇哇”的哭声,得知母女平安,大家终于放下心头大石,非常高兴。第二天傍晚,我、民辉、学民,便护送小婴孩到东南坡,通过群众关系,把小宝贝送出去。
二、俞惠莲
俞惠莲是于1979年尾怀孕。当时她是一位华区工作者。初期物质生活条件还好些。可是十月怀胎,她仍不时要面对敌人的军事行动。
有一次,敌兵大举对华区进剿,为避敌锋芒,她与同志们一起转移。为不让战友添麻烦,她仍坚持自己背军包和持枪行军。当要过亚山河时,她以为像平常般定能独立游过去。于是,她“扑通”一声,跳下去便游。哪知这次她是挺着大肚子,没那么灵活了,加上体力不支,她游至半河,有些挺不住,还喝了几口水,眼看就要沉下去,还好强汉同志看见了,立刻游过去助她一把,才带着疲乏的身体和紧张的心情,顺利上岸。
来到了亚山河大森林,住进了大部队的营地。所面对的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物质短缺问题。由于是大部队,米粮需求量大,加上华区有敌情,搞粮并不顺利。因此必须节省。可民辉当时也会多吃些,同志们也另加照顾。有时即使是少许马拉煎配饭,也吃得津津有味。
1980年7月20日是她难忘的一天。她肚子疼痛得厉害,这是分娩的前兆。接生员和战友们都在紧张地准备并期望她顺利分娩。可是羊水已破,孩子还是不能生下来,时间再拖下去,婴孩和母亲都将有危险。在同志们的声声鼓励下,终于产下婴孩,母亲也平安。但因婴孩在母体内逗留太久,生下时身体已呈紫色,似己无生命气息。同志们并不放弃,一直拍打婴孩的屁股进行抢救。不久,终于“哇”的大声哭起来,鼻子和嘴里还流出许多羊水,脸色逐渐好看,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我们按照计划,通过群众关系,安全把婴儿护送出去。
可是,我们的女儿,却成为残疾儿。初时医生诊断是软骨症,只需多吃些钙片和早晨多晒太阳,就会慢慢好起来。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还是不能坐、不能翻身、也不能拿东西,一切都需大人帮忙解决。后经名医诊断,确认她是因出世时脑缺氧,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终生残疾。
我们寻找很多名医和器材,希望能有奇迹出现,但病情皆无好转。后来经过她自己的努力和我们的各方面配合协助,她能坐着,并用僵硬的手支撑身体一步一步往前移。她听觉灵敏,头脑思维正常,但不能言语;她吃东西不能用牙齿咬,只能直接吞下。稍大后,她己能勉强自己吃饭、冲凉、穿着衣裤和简单的手语。
我们曾通过政府的福利部、卫理的福儿院等协助处理。但终因年龄太大,国家并无足够完善的设备、人力、经费等而拒绝收留。因此,至今尚在自己家中生活。
三、Sinia Ak Ubong
作为一个革命母亲,是要随时与“死神”打交道的。当时我们部队内缺乏高科技的器材、药品、技术。我们都默默地希望每位革命妈妈都“福星高照”。否则一旦出现难产,诸如坐胎、横胎、临产骨盆不开或血崩等,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剖腹取子”的卫生设备和技术。
我们的学锋烈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81年5月9日产下孩子后,自己却因血崩,不幸逝世于达岛河尾(S.Anap),年仅22岁。
学锋同志,原名Sinia Ak Ubong,是北加人民军付司令的二女儿。她l2岁参军,跟随父母和同志们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战斗过中游武工队,OMT武工队,求勇工作队和参加了艰苦的基地建设。1978年成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党员。她确实是一位伊班族优秀女儿,党和军队的好战士。
1979年3月18号,她与怀学结婚。婚后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相亲相爱。
怀孕后,她坚持做自己能做的事,诸如厨房炊事工作、制造藤制品。那些箩、筐、篮、篓等都是她的拿手绝活。她也时常帮忙同志们缝缝补补,洗衣晒衣等等。
她深知自己是位伊班人,要与华族同胞沟通、生活,必须要学会讲华语。因此她努力学习,特别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获益不浅;平时也坚持用华文写日记、思想报告。因此到了后期,她己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就是一个这么好的战士,一个年轻的革命母亲,却与我们永别了。亲爱的妈妈!
您的战友和您的儿子永远会记得您的伟大,我们也永远会怀念您的!
四、其他革命母亲
洪惠莉,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当我怀余民洪的时候,是在印尼边界临时基地里,我吃金豆(玉米),吃了几个月。因而我天天吃、餐餐吃金豆,白天吃金豆,晚上吃金豆。…”当时恰是马印联合“围剿”边区基地,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艰苦。
到快分娩时,才从边区撤回国内,在Oya河尾把孩子生下来。
其他的如立志(黄珠英)、增坚(余碧兴)、一心(毛巧兴)、新苗(江秀娇)、承志(吴松花)、红英(黄玉芳)和图新(何可兰)等等,都是在革命转折后当上妈妈的。她们怀孕期间,都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营地从一个地方又转到另一个地方;吃的方面也很简便。产后有的有“做月”,说白了,也只是比平时的伙食好些,并无天天大肉上口,有的并没有机会“做月”,就要参加反“围剿”斗争了。
因此,这些妈妈都是当年在森林里,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才把孩子生下来的。希望这些后代能更加珍惜自己、爱惜自己,做个好青年,不要辜负妈妈的期望。
重返家园后,许多妈妈都与儿女团聚了,这是可喜可贺的。但也有个别妈妈并不那么幸运,基于各种因素无法与自己亲生的儿女相认,实为可惜。
图新同志,在森林里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可是由于当时条件差、亲人不理解、联络有困难,无法照料孩子。因此只好寄托给好群众、好心人抚养成人。可当他们重返家园后,养父母却不允许让他们与儿子相认。
十几年的光阴,养父母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早已当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了,怎能舍得还给你!另一方面,做为亲生母亲,她是经历了千难万险,才把孩子生下来。这是自己婚后幸福的结晶,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呀,她又怎能不珍惜、不疼爱呢!
敬望双方父母都能理智地处理问题,大家团团圆圆、快快乐乐。也希望孩子长大后,作为儿子要妥善处理好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的问题。大家都是亲呀,要做到尽善尽美、遗爱人间。
第四节 1984年末永真来参军
1982年2月14日,边区基地会议重申了“保存巩固的基础上,力争发展”的中心任务。要我们华区同志力争发展新兵,这样才能突破,才能进步,才有希望。
在工作中,我们主动努力抓点、找目标,对个别较有希望青少年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团结教育。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永真同志,家住民丹莪,父亲是我党的第二军分区出色的群众干部。长年来,当过保干群众、联络通讯员,等。他忠诚、积极,毫无怨言为革命工作奔波操劳。
革命转折后,我们同志又来到他的家。他热情依旧、盛情款待我们。当时永真同志还是一个含羞答答的姑娘,躲在后院厨房,偷听我们的讲话。在同志们的鼓励、引导、教育下,很乐意与我们来往。在铁汉、立新等同志的积极努力教育、培养下,最后她选择参军,为革命贡献力量。时间是1984年11月。
永真的决定获得她父亲的满口答应和支持。参军那天,父母亲亲自送女儿到联络点,并在一个群众家里一起共进晚餐。他的热情大方也感染着当地的群众和我们同志。革命高潮送子女参军只属少数,然而在低潮革命时期,愿意送子女参军,实属罕见。这就更显示出永真和她父母亲的革命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为永真有这样的一个革命父亲感到高兴,我们也为永真能在这个时期来参军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五节 关心和帮助群众做好事
伊兰坡又叫伊兰岛,地处南舌、合春园、丹章公集的后山。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很多后山住户纷纷搬跑,荒屋连连。因此南舌坡通往伊兰坡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是无人烟地带,是一个与外界有些脱节的乡区,成为“孤岛”。
伊兰坡是一个平原的胶园地,农民靠割胶为生,生活较贫苦。当我们来到时,当地只剩下5家住户,人口不足50位。他们诚实、善良、团结、合作。
伊兰坡群众对革命同志很热情,也很好客,很快我们就成为“好朋友”。我们白天帮他们劈柴、砍草、割树胶、针灸治病疗伤。晚上我们上屋子与群众聊天,从国际国内的大事,说到家庭,个人琐碎小事,包括内心的心理活动。
这几家的孩子可都是机灵鬼。你看他们在你旁边围坐成一个小圆圈,昂着头,两眼看着你,期待着听你讲故事。有时不是我们不会讲故事,而是天天迫着你讲,一题接一题,没完没了。讲到最后,还要绞尽脑汁乱编故事了。小孩子晚上听还不够,大白天放学一回来,扔下书包,又跑到我们的临时住点叫我们讲故事,最后还需劳动他们的父母帮忙领回去。
这里有一家叶伯伯。他家比较穷,屋子极为简陋,若不及时修,将有倒塌的危险。我们几个同志大胆献议,帮他建一个新屋子,并获得他们赞同。于是1984年11月,在左邻右舍帮忙下,终于物色了一间附近的荒屋。我们的红军同志,早年是个木匠,大胆承担了重任,“呼呼,嘭嘭”的做了起来。
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就把旧荒屋拆完,然后用脚车把木料载到新地点。经过整修,拼排,选择了一天好日子。全村齐动员,天一亮,大人帮忙扶大柱、上大梁,小孩子忙着搭着脚车四处巡逻、侦察,妇女们忙着煮菜做饭。中午就挂上“上梁大吉”红布了。当晚全部工作人员吃上了妇女们精心制造的丰盛上梁饭,尽兴而归。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我们几个同志全包了。在红军同志的指挥下,我们又盖瓦又钉板,前后共用了十五天的时间,一间新木屋就呈现在眼前。坡民看后,拍手赞好,赞扬我们手脚快、技术好。叶老伯一家人拉着同志们的手,声声表示感激。
因此有一段时间我们把伊兰坡比喻“天外天”,是“世外桃源”,是我们的“解放区”。
我们帮群众建一间完整的新屋子,确是头一回,也是创举。帮助群众钉鸡寮、建猪栏可是常有的事。
写到此,使我又记起一件事。那是1976年尾的事了。那时黄华道同志牺牲后,我们转到道南坡住点。一家保干群众叫我们帮忙建猪栏,我们欣然接受。那时也是红军同志指挥。由于规模小,容易做,红军同志有些“轻敌”,因他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环节,即那几条大柱子没有个别用木板架稳。当柱梁做好后,我们摇摇晃晃爬上去钉“砂厘瓦”了,可能是震动太大吧!只听见“咔嚓”一声,猪栏向后便倒,我们也跟着摔下来,还好不会高,大家只受点皮肉伤。只是拆裂了一根柱。经过修整,总结了刚才的经验,只用一天时间就把猪栏建好了。大家都很高兴。
搞好福利工作,既能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也能调动群众革命积极性,又能搞好军民关系,何乐而不为呢!
第六节 难忘的团圆饭
1985年2月28日,是华人农历除夕,我们趁着这喜气洋洋的日子,大家庆团圆的时刻,来到了四分区。我们的目标是去会见几位久别的前战友。他们为了生活,为了拼搏个人事业,平时是很难相见的,而农历新年是最好的时机。
除夕那晚我们分别拜访了五家革命群众。他们都热情邀请我们入座吃年夜饭,说那是除旧迎新,从此大家团团圆圆,生活美满幸福。入乡随俗吧!我们与群众一起欢度这愉快的日子,彼此相互道贺。那晚,我们吃了五次除夕团圆饭。
初一,我们拜访了几位前同志。经他们努力拼搏,事业有成,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为此表示庆贺。我们无话不谈。其中谈到了这社会问题,他们揭露这五花八门的社会是如何的黑暗,资本家、剥削阶级是如何的阴险狡诈,为了个人事业,他们是如何的辛苦操劳等等。最后,他们却怀念起过去在革命部队时同志之间纯洁友情、阶级友爱,在困难时是如何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
他们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和今后的斗争方向。我们表明了我们这些少数“傻瓜”要坚持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获得他们同情与支持。分别后,千叮咛、万嘱咐,要小心多保重。
第七节 “保存、巩固、发展”搞好工作。
1982年起,我们是在王付政委直接领导下工作。一般上,我们离开大队,可以出去工作半年或更长时间,然后回来集中整训,共同检讨工作、思想问题等。这也是党在特殊时期做出的特殊决定,也是为巩固、保存内部而决定的。
当时扬帆为华区工作的总负责人,他监督各区的工作,但重点负责诗巫郊区和对外工作,学民负责OMT单位,志方负责一分区,图新负责二分区,铁汉负责三分区,我负责四分区。在工作上,除特殊需要高度保密外,其他我们不分地区,彼此互相配合,发挥各自所长,有时是重点集中突破工作等等。基于这种工作关系,我们小组在拉让江下游和OMT地区走透透。我们可以而且必须熟悉所有活动地区的地形、行军路线、联络点和群众。我们是以集中工作为主,分散为辅,我们原则是在保存、巩固的基础上,力争搞好工作。
由于这种工作方式,给我们扩大了回旋余地,我们有如燕子般,在广阔的天空任你飞翔,有如一条蛟龙在敌人的心脏穿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