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我在武装战线上的最后时光、
非常时期，特殊生活、
向新生活挑战
第廿四章 我在武装战线上的最后时光
1987年，我住进了Sg Boh后芭的“亚木村”点。此时洪楚廷书记等已从边区撤回国内到此扎寨。
Sg Boh“亚木村”点是属于OMT单位，民众多为广东籍，地势较高，属于山丘地带。当时的营寨便是建在山地上。我们在营地的山脚开辟了一块菜园地，种了很多蔬菜，黄瓜等农作物，颇有收获。那时，恰逢“尖必苔”果子盛产季节，我们几位同志采了很多“尖必苔”背回来当饭菜吃，生活虽苦，可也乐在其中。
后来，我们在营地的一角，有一片较平坦的地带，经过人工整理，做成了羽球场。傍晚时分，我们几个羽球爱好者，便在此争艺斗技比高下。这一能锻炼身体，二能增加生活乐趣，因此同志们都很喜欢打。
白天，我们都是利用这个较安定的时期，自我学习、提高理论、加强知识、总结经验做笔记等。
革命斗争发展至今，已是非常现实，也是很残酷的了。此时，要坚持斗争主要是要靠自己的思想过硬和革命信念的坚定了，而大多数同志对看待事物的是与非，对与错都相对固执，而一个同志要革命或不革命也不是靠某个领导同志或谁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了。也可说是思想和战斗生活的阅历进一步成熟和老练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87年己过半年了。记得是在一次群众工作中得到消息，民辉出去后，思想压力很重，首先是她个人无法承担这复杂的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其二是次女的出生纸不能做，除非做单亲用母姓。其三来自政治部，家庭和亲人的压力等等。这些问题在我思想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说句心里话，我当时确实是不甘心从此放弃自己的信念、理想而就此放弃斗争，更不想背叛党组织成为叛徒或逃兵。但想到家，我又不得不衡量当时的形势等利害关系。因此心中暗下决心，尝试更换一种斗争形式，继续坚持工作。
当我向党领导汇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决定后，领导上要我等到一心同志产期完毕后才返回四分区，处理接收工作问题。我遵从党领导的决定与安排。
我很感激党和同志们对自己的信任，被安排在扬帆同志一组，一边搞群众工作，一边负责一心同志的分娩问题。在工作问题上，我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同志们也不避忌许多保干群众、地形、敌情等状况。该商量的一起商量，该做的一起去完成。
我也保持诚恳态度，积极做好工作或提出意见。
1987年9月29日凌晨，我在同德港与扬帆等同志告别并乘搭快艇离开。10月1日，我与陈广德同志在四分区接了头，并与他详细交代接手工作问题。
基于陈广德同志本来就是住在四分区英基罗远东船坞一带的。参军后，我们在四分区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战斗、一起生活。因此不用几天的功夫，他就“得心应手”了。
最后，我在陈广德的安排下，到某地见到了洪楚廷书记。我毫无保留交待了自己的思想活动和今后的工作计划，，并要求党不要开除我。洪书记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也说明了今后斗争的艰险性，并表示最后必露曙光的坚定信念。我很受感动。末了，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告别。时年35岁。
我屈指一算，从1969年10月到1987年10月返回家园，我整整进行了18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从17岁参军到今天已是35岁，还是风华正茂，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一边搞好家庭经济，一边也要了解社会、调查社会、关心政治，尽量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第廿五章 非常时期，特殊生活
我回到家园，政府算是特殊优待了。因我一回来便与妻儿同往在妻姨家，即文雅路20E,岳母也在同一排屋住，彼此还方便互相照应。一星期后，拉士贡政治部主任刘锦成才载我到南兰路上段“政府屋”，在朱传容先生引导下，很快便完成录“口供”，于是当天又载我回家。
在这段过渡期生活，初时，他们不给我到处跑，说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也乐于偷闲在家，帮忙做点家务事，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情绪，生活习惯和今后的工作方向等。
我们也乘着这个机会，去申请与考取驾驶电单车和汽车执照。有了交通工具，才能更方便于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在生活上，政府每天津贴3.5元，每个月约有105元左右，加上太太的生活费，每个月平均有210元左右的生活津贴，加上亲友的相助，大家省吃俭用，还能勉强糊口过活。州警察总监林应良先生和拉士贡政治部主任刘锦成先生还答应说，我们每人还会有2000元的赏金，等钱一到就会给我们。可这笔钱至今，分文未收到。据后来刘锦成先生说，是给有关方面“分掉”了。他也大骂有关方面的贪污腐败。我们当时也不十分在意，也并不想一定要拿到这笔钱。一个很执着的观点，不断在激发着自我，“我一定要靠自己，要挺起腰杆，靠自己的努力”。
当时林应良先生和刘锦成主任曾答应6个月适应期过后，只要我们“奉公守法”，我们可以自由去寻找工作，但每个月必须来警察局报到。
第廿六章 向新生活挑战
第一节 《诗华日报》工作
公元1988年是我们人生第一回坐飞机去古晋22哩大富村与家人过农历新年。
当时还需特地到古晋西连17哩新生村的警察局报到。说是正常的手续而非限制，我们也不计较这些鸡毛蒜皮小事，按章行事。
回诗巫后，我们就为自己寻找日后的工作奔波。人说“女人最怕嫁错郎，男人最怕入错行”，这是古人累积的千古真言，确实是很有道理。
一天，我找到吴仲城老友，希望他能帮忙找份适合我的工作。他提议我到《诗华日报》任职，而他与《诗华日报》总经理刘会湘先生有业务上的往来，且有深厚的交情，可给我做介绍人。
很快，我便找到刘会湘先生，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说报业工作是很富于挑战性的，只要我们不怕苦、不怕难，是一定会干得好，他希望我能为《诗华日报》做些贡献。当时新华晚报刚开张，刚好缺乏人手，他叫我到应征部找人事部经理，要求先做晚报的营业员，有经验后慢慢提升上去。
我寻思，自己社会、人生经验浅薄，确实是很需要借此机会广交商场老板，提升自己经商业务经验，多了解社会、人生的千奇百态，丰富自己对事物判断的能力。
1988年3月，我依邀当上了新华晚报营业员，底薪400元。要想赚更多钱，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和赚外快了。因此，我除了积极找商场老板招印件、广告外，更重要的是每天跑酒楼，特别是招喜丧事的现金广告，这里有现扣20%的回酬，若能努力，每天都有可观佣金进口袋。
《诗华日报》总经理刘会湘先生的亲力亲为工作，确实令人敬佩不己，他每天一定准时在会场（除非公干在外），主持每日会议（早上8.O0AM到9.O0PM)，捉住每一条广告，每一条新闻，严厉责问：“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为什么会登错，为什么…，”他虽每天在骂人，批评这批评那，但那才确实是他的特有优点，他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员工，要严以待己，认真负责本职工作，要成为报业的急先锋和尖兵。很多诗华员工在他严格培训下，收益不浅，日后都成为成功人士，为社会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第二节 7年派报生涯
当时，德洛邦河和顺溪美禄地区，民众只看《马来西亚日报》而无《诗华日报》。我诚邀《诗华日报》诗巫区经理林功忠先生一起到该区逐户拜访并免费赠阅半个月，我为义务派报员。经过我们的努力，仅数月时间，从20多份到100多份，确实是一个飞跃。后来因各种因素，我的派报范围扩展远到马拉山地区，《诗华日报》最高峰记录已达300多份。
从此，我每天凌晨3点多便从家门出发到船溪安都诗华报馆整理报份，然后用电单车不分晴天、雨季、涨潮或病痛，日复一日，从不间断，把一份份报纸送到阅户手上。
整整7年的时光（从1988年到1995年8月），我风里来、雨里去、涨水、病痛从不退却。派报生活虽艰苦，但也乐在其中，因为我每天还能与民众在一起，特别是收报费时，都能与老群众，老朋友乘机谈政治、说经济、话未来。平时聚头还能叙叙情、谈谈天、说说地、收益不少。
第三节 回农村一一我可爱的故乡
从我踏进《诗华日报》工作的那一天，我就决定要搬回农村住，那才是我向往的地方。因为那是我的故乡，也是我一路走来深值留恋、回忆的、也更能发挥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能节省开支，又能搞些副业，增加收入；也方便与老乡、老友一起，生活也更加有趣味。熟人嘛，大家更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把这方面的想法与好友林志强提出，他满口答应给予帮助。
林志强，福州籍，1952年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割胶邻友，我们情同兄弟。
年青时的他，就非常有正义感，乐于助人。他念书不多，但头脑灵活，做事非常有办法，坡里年青人都乐意与他交朋友。由于是家里长子，必须承担家庭经济。停学后，他便进军蛋鸡业。把住家周围全建起了蛋鸡厂。由于经营有方、讲信用、为人诚实，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是农场搬到德洛山后，他更放手开拓蛋鸡业。从手工型转为半机械化、全机械化。蛋鸡从数百只到30万只。为扩充业务，又建起了饲料厂，除供应自用外，也分销给友好同行，互惠互利。他的鸡蛋广销诗巫中区一带，并逐步朝向国外发展。由于聘请劳工难，现在又策划朝向全电脑化机械操作，这必然大大减低成本，增加盈利。到时更多民众将享购经济蛋。
就是他，给了我安定温暖的屋子，充满温馨的家。那是1988年初，林志强找到顺溪美禄的几位木匠朋友，把老屋进行维修。由于是低芭木屋，且年久失修，屋身倾斜，屋顶漏水，已不适合居住了。后来，把屋顶的瓦锌全部换新，木板、门板、大柱等该修的就修，该换的都换了，屋身也洗刷一新，花费了约2万余元，焕然一新的屋子，免费叫我搬进去住。
1988年3月，我们选了一天良辰吉日，在亲友的协助下，搬进了林志强友刚修好的住家。后来我利用林志强的旧旦鸡场改建为肉鸡场，为家庭经济增加不少盈余。在此，我对林志强老友的慷慨解囊相助和生活上、物质上的亲切帮助，表示万二分的感激，并祝他们全家幸福、安康、愉快。
林志强与太太陈兰梅留影
第四节 在大强公司工作
在这五花八门的社会里，虽然黑暗、丑态百出，自身也深受一些居心叵测人的从中打扰、陷害，但好人毕竟还是有的。他们默默地、诚恳地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给予帮忙，使我能从容在社会上大展拳脚，放手去千。
任职于大强有限公司的王春举老友，就是一个大好人，他是个忠义侠胆、肝胆相照的男子汉。他对我那时的生活、工作看在眼里，关心在心上。为了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他在大强老板范培光先生、范利坚先生等面前，帮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好话。一天，范利坚先生找我，说大强业务蒸蒸日上，需要一批肯求上进、忠诚老实、真才实学的人才，并鼓励我到他公司任职。月薪为1000元，还享有其他福利补贴。
我在范先生的真诚邀请下，于1989年正月任职于大强饲料部，帮助他打理门巾和饲料的进出等。当时吴万钦老友也任职于大强饲料推销员兼负责收账工作。工作单位几位职工也志同道合，几位老友齐聚一起，工作、生活都很欢畅。
1990年8月，不知不觉之间，我在大强饲料部工作了两年，使我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丰富了养鸡的知识和市场需求量，确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于是，决定要自己出来创一番事业。
人强老板范培尭先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的辞职，有意自创个人事业表示支持和祝贺，并希望有空多到他的办公室闲聊、喝茶。我非常感激。
辞职后，我花了一笔资金和时间把林志强的旧蛋鸡场改为肉鸡场。从此，天天与鸡为伍。
当时的生活非常充实、踏实、紧凑。我凌晨3点多到午时12点为派报工作。
午饭后，来个小午睡。下午2点不是在菜园，就是在鸡寮。傍晚把一笼笼的鸡用电单车载到市场雇主处，准备第二天售卖。晚上便是逐户登门收报费，亦是车大炮的时间。晚上九点半、十点熄灯睡觉。凌晨三点多，新的一天工作又开始了，“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1993年的一次鸡瘟，让我损失惨重。我在田地里，挖个深洞，每天都要把死鸡丢到洞里。3000多只鸡，才一星期，全部死个精光。消毒一个月后，我尝试再养，还是不成功。只好暂停，另图他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