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向新生活挑战：种菇行业、进金林车厂做工、参与华教工作

后语

 

第五节     种菇行业

     1994年我在王春斗先生推荐下，从事种菇行业。但种菇行业并不好做，它是一项冷门生意，少人问津，不像青菜，每人天天都要吃、都想吃。

     菇业难做的原因有：（一）鲜菇藏在冰箱里只能耐一星期左右，久了会发黄，有异味，（二）产量不稳定。我的菇场，多时一天能出十几蓝，约30多公斤，少时一天只能采1公斤左右，（三）销路、销量不稳定。若逢酒席多，还可推出。若逢淡季，那就要靠自己一点一点的逐户推销了，（四）大间的酒楼己被大间的菇场包了，我们小间的，根本不能进去。

     约一年的时间，我便宣布关闭，不再生产鲜菇了，失业在家。

 

 

 

 

 

 

 

 

 

 

 

     这是我的菇厂。长女晓青在採菇

 

 

 

 

 

第六节     进金林车厂做工

     1995年6月，前战友高孔海来我家拜访，得知我的难处后，便邀我去民都鲁，在其公司属下做工。当时，高孔海等一批老朋友经营的金林木业有限公司正处于旺盛黄金时期，全体职工都在为金林上市而繁忙、紧张的工作。

     我于1995年7月1日，被委为金林车厂的经理，月薪2300元，还享有伙食、住、用、交通工具等其他福利津贴。对汽车机械一窍不通的我，却能升为经理，实乃我人生的奇事，此乃拜托高孔海老友，高抬贵手所赐。我也绝不能辜负他的期望，要认真负责管理好工作，并从机械的每一粒螺丝到整部的机械结构，花费相当的时间，学习研讨，并在高孔海老友和同事们的帮助与鼓励下，我确实学有所成。

     1999年，达斗金林板厂要向三夹板行业进军。厂建好后，我被调到达斗板厂伙食部，负责工人的伙食兼做小店生意。

     2000年，基于各种原因，公司以每月租金4000元，把小店兼伙食部的工作脱手给我个人自己管理。2000年是全球经济风暴年，银行银根紧缩。金林也在这经济风暴中惨遭其害。银行本已答应的贷款，中途中断了，不贷了，甚至把外面辛苦筹到的钱汇进户口后，也被有关银行卡住了。银行钱不要出，一切预期要开销的经费也陷入危机中。我的小店生意也在这风暴下，惨淡经营，苦苦撑住。

     高孔海老友是金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敢于向困难做斗争，勇敢机智，在极端困难时刻，从不逃避；他天天都来办公室，想方设法去解决危机。身虽处于危难之中，但从他的言论、行动中，总让人感到放心，看到前面的曙光。

     就是靠这种精神，再加上其他董事、同事等通力合作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2003年成功上市，真正是在漫长黑夜的煎熬下，见到了黎明的曙光。全体职工为此雀跃欢呼。

 

 

 

 

 

   

     高孔海

 

 

 

第七节     参与华教工作

     1992年，我在何道仁同学、黄海莲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光民中学校友会的工作，先后任职委员、副教育、副秘书、秘书等职。在校友会的推荐下，很快进入光民中学校董会，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个旅途，为华教献棉力。

     我们参与了光民中学扩建新校舍的多项筹款活动（如艺人义演、卖画、义卖会等)，我们参与了校方的每年招生活动，也参加学校举办的教师节、毕业典礼等活动。1993年，学校举办双庆（扩建新校舍落成暨创校40周年纪念），我获校友会委托任校友返校日筹备会主席。由于这些工作多了、久了，有时会感觉有点忙，但大家都忙得很开心、愉快。

     我感到佩服、欣赏当年共事的吴重平、黄海莲、余泽延、王春斗等同学，他们都为当年的校友会付出了努力，为母校做出了贡献。从他们身上，我获益良多，他们当时是我学习的榜样。

     基于工作、生活关系，我于1999年离开校友会，来到民都鲁、达岛做工。

     2006年，我加入达斗福州公会，并于2007年参与达斗福州公会工作，任理事、副秘书等职。2008年，在达斗福州公会推荐下，进入达岛中华幼儿园任秘书、达岛中华公学任董事。2010年任达岛羽球俱乐部华文秘书。在新的地方，认识了新的朋友，使我增长了见识。由于达岛县民风淳朴，人民和善、友爱，我们大家都能团结合作，因此工作也很开心、愉快。因为大家都在努力为民族、为华教工作。

 

 

 

从此左至右：达岛羽协顾问刘恭敦、本固鲁林正峰、甲必丹林正辉、福州公会主席张孟光、署理主席龙宝驹、笔者、主席黄贤彬、顾问甲必丹江长润

 

 

 

第廿七章     后语

第一节     1990年全面结束武装斗争

     1990年的和平谈判，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是顺着时势而相应改变的斗争策略。

     这种策略的改变，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我们党发动的这场革命武装斗争是失败了。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不管是谁，都必须承认、接受。
我的理由是：

①我们的武装斗争是在60年代初，中国解放，在印尼苏卡诺“抗马”的大好形势下，高举反大马争取北加独立的旗帜，而动员华伊同胞开展起来的。

     当时发动武装斗争是适时的、必需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对抗，捍卫人民的利益。但因我们当时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特别是党组织建制不健全、经验不足、印尼政局很快发生突变、有利形势遭到严重破坏。国内武装斗争虽曾轰轰烈烈发展壮大，但1973年的“斯里阿曼”行动，使武装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当时虽有第一省和第三省的少数精英分子在坚持武装斗争，延续斗争“香火”。但基于敌人猖獗的军政进攻，西部的北加人民游击队经过12年的坚持斗争，由当初的52位，经过牺牲，被捕，分化后只剩下19位，于1986年结束了武装斗争。东部的北加人民军，从一开始的122个，几经遭折，到了1990年结束斗争时，只剩下52名。

     按当时的局势发展，这些少数人要继续和保存下去还是能够的，但面对革命的成功，已是遥遥无期了。

②在国际上，中国于1980年对外政策的极大调整，重视加强了东南亚各国的联盟与建交，并公开表示不再支援该区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我们的精神靠山没有了，反马斗争更孤立无援。再加上苏联的解体，印支三国解放后自相残杀、中越交恶，都显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健康发展趋势。国内消极因素不断在加强，斗争情绪更加低落。
反观马来西亚政府，在70年代后，在外交上主张东南亚中立化，把自己置身于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之中。中马建交，国际上更多国家承认“马来西亚”。“大马”已成为事实，并走向国际历史舞台。对内加强怀柔政策，
走中庸路线，获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接受。从眼前看，一些地方，搭桥做路，送石头，装电进水，给人民一定的方便与满足，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因此，普通群众对以武装斗争，以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显得不能接受。

③从北加革命40年来(1950年一一1990年)，我们确实在伊班民族工作上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功夫，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唤醒了一定数量的伊班民族的觉醒，甚至有一些精英参加了武装斗争行列上来。但基于他们文化水平、政治觉悟不够。因此，无法广泛动员他们的绝大多数，坚定的参与或支持我们的党、我们的武装斗争。北加革命斗争仅靠我们少数华族的支持与参与，就决定了我们的武装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在我国历史上，达雅同胞的反抗布律克拉者的统治，马来族的反让渡斗争，刘善邦的华工武装起义，都是在动员单一种族起来抗争，结果很快遭到镇压而失败。

④北加里曼丹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是个很富裕的国家。长期来，虽遭有心人的掠夺，制造了许多大资本家，但普通人民尚能安居乐业。伊班族、普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虽在偏远山区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们安于现状、习惯林中生活、与世无争、不思改变。我国当时的阶级矛盾斗争还不够尖锐，还没有到“极点”。因此，无法带动他们进行长期艰苦残酷的武装斗争，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在当时，即使是华族同胞也只有少数采取坚决拥护和相当部分表示欢迎和接受，给予同情支持。而绝大多数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当然与我们敌对的是少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自1973年重挫后，新兵来源少，而内部的病痛老弱加剧，分化增多。

     1984年，东北突击队，经过几年的努力，宣传带动了一定的民族兄弟觉醒，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力，而且也吸收了数位新兵。但那是新区，未经敌人镇压，而且是偏远山区，对敌暂不构成太大威肋，对全国全局也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⑤虽然斗争是如此尖锐艰难，但我们的同志却能坚持抱定崇高的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以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为强大的精神支柱，顽强不屈的坚持战斗下去。但到了1989年12月2日马共、泰国政府、大马政府在泰国合艾签署了和平协议，大家化解了对抗的局势，马共全面结束了武装斗争，实现了和平。时局发展至此，我们若不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我们也无法挽回革命斗争失败的厄运，根本无法实现北加的独立解放。

     北加是个多元民族组成的。只有各个民族，不分彼此，共同联合，共同思变，斗争才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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