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一章 ”斯里阿曼“行动后的十七年

（1）”斯里阿曼“行动结束后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武装斗争
（2）面对有增无减的军事进攻与反革命政治的压力 - 1

 

第一章“斯里阿曼”行动后的十七年

(1)     “斯里阿曼”行动结束后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武装斗争

     1973年10月，黄纪作突然跟砂州耶谷政府进行“和谈”，准备全部结束战争。后来以洪楚廷为首的拉让江革命委员会获悉这一情况，认为彻底毁枪，全部出人，完全停止武装斗争是错误的，这将会使几经辛苦建立起来的人民军毁于一旦。印尼共、马共等组织的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能不令人谨慎从事，三思而后行。以洪楚廷为首的拉让江革命委员会还是主张留下一部份精干部队坚持武装斗争。

     我们认为，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对政府会起着制约监督作用，确保政府能确实有效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的协议，确保政府能善待在《谅解备忘录》协议下出去的同志。万一政府对他们进行镇压、迫害，我们留下的可以做为他们的后盾，他们可以重返森林，跟我们一起进行武装斗争。

     我们还认为，当时的政府还不民主，社会还不公平，广大人民还受到不合理的剥削与压迫。只要还有一股人民武装力量的存在，政府就要考虑可不可肆无忌惮地对待人民，以防物极必反，逼上梁山。1969年5月13日发生的民族屠杀事件，以及在70年代，吉打马来农民反对政府土地政策等，造成一部分年轻人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前车之鉴，政府也足引以为戒。

     1974年3月9日，北共主席文铭权发表了声明，批判了斯里阿曼的“和谈”，指出这是犯上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的错误，使我们深受鼓舞，更下决心要坚持武装斗争。实际上，当时我们还是有具备坚持斗争的主客观条件的。

     我们当初开展武装斗争，除了是被迫揭竿而起，还希望武装夺取政权。1974年我们坚持下来，也是等待和期望有可供我们利用的形势，以期扭转局面，继续推动革命的发展，以至最后争取胜利。东南亚当时的形势是，好多国家的革命武装斗争还在蓬勃的发展，特别是印支三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李光耀和苏哈多等集团忧心仲仲，唯恐“骨牌论”将出现，使他们寿终正寝。我们喜看形势对我有利，准备好好干一场。但时局的发展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谁知：后来越南会侵占柬埔寨、苏联会侵占阿富汗、中越会交战？形势起了急转直下的变化，有利的形势后来变为对我们不利的形势，使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2)     面对有增无减的军事进攻与反革命政治的压力

一，我们面对有增无减的军事进攻压力

     1974年7月4日，进行了约8个月半的“斯里阿曼”行动宣告结束。7月5日，政府当局就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革命的转折使我们革命的武装力量遭到严重的摧残，我们的武装力量更小了，我们获得支援与配合更少了，但我们面对军事进攻压力却更大了。

     在第一省，其实“斯里阿曼”行动未结束，紧随着杨祖国他们在返回的途中政府军就发动了追击行动，妄图乘我未整顿队伍、未站稳脚跟之前加以消灭。随后，也紧接着就全面开展了军事剿灭行动。他们出动正规军、边防队、民防队及由叛徒等所组成的所谓“反共突击队”进行史无前例的武力进攻。以往敌人一般“围剿”不出一个月就撤兵，但此时一围就是一年以上不停数。一个小小的马当山区一带，就有60个以上的直升机场，驻兵营寨有几百个，还用野战炮昼夜不停的炮轰。他们采取“梳发”战术进行密集的搜索，所有大小山垄和河流都不放过，有的地方进行反复的搜素。“斯里啊曼”行动后，北加人民游击队52位同志坚持了12年的武装斗争，牺牲了17位同志，其中15位是在6年的国内坚持斗争中牺牲的。

     在拉让江地区，“斯里阿曼”行动一结束，军事行动紧接着就在各处展开。还不到半个月，在卢岩地区就牺牲了一位女同志。在那艰难困苦的16年斗争中，我们坚持下来的121位同志面对了无数次的军事“围剿”，大的军事“围剿’有三次：第一次是1975年9月9日，在第三与六省进行“围剿”。在敌人宣布24小时戒严后，就向东来、南舌、巴拉当和诗巫路等地进兵。他们设两处炮台，时时轰轰，有时用直升机指挥炮轰。敌兵进芭里搜索，但见不到我们个身只影，就动手捉群众，先后有几十个华伊群众遭受牢狱之灾。军事行动开展约有2个月后，才草草结束。第二次是分别开始於1981年8月26日和次年2月6日，马印军队联合开展所谓“舵手行动”，向在北印边界基地建设的我军进行大举进攻。半年多的剿灭行动中，我们有2位战士被捕，一位意外事故牺牲，园地被毁，我们损失了大部分辛辛苦苦囤积的战备粮。由于个人革命彻底性问题、革命前途问题和敌人所施加的压力等问题而引发的内部大分化、大淘汰，逼使我们在1985年放弃边区基地。第三次是1983年4月18日在诗巫市郊、南门、卢仙、如楼等地进行的全日戒严，并动用至少4000名兵力进行大“围剿”。一组同志在不到半年内，在不同的地区就面对三次被包围与驳火。敌人的如意算盘是1982年把我们从边区赶回国内，然后妄想在国内消灭我们。

     根据以往经验，敌人开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我们的伤亡是很少的。我们大部分的伤亡是由于坏人特务的陷害而造成的，有的是活动或搞粮过程中，痕迹暴露，加上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戒备，而造成牺牲。不过敌人对我们所施加的军事进攻压力，会给我们制造诸多困难与打击，增添我们苦的负担与死的威胁，对立场动摇者会奏效。

     其实，敌方也会看到，大动干戈，耗费庞大兵力、物力、财力和军费开销，却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於是，他们更多时后是开展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采取小股兵力或装扮成“猎人”进行反游击战术，行踪不定的在我军可能出没的地区进行驻扎、侦察和埋伏，或进行长期围困，配合粮食限制、对群众施加压力和反革命心理战，妄图促使我们屈膝降服。

 

二，我们面对反革命政治的压力

     在长期的反革命战争中，敌方感受与体会到：军事戮杀可以消灭我仁革命战士的肉体，但消灭不了我们的革命思想与意志。对付共产党员与革命军人的办法，单纯依靠军事进攻不是上策，若能不用一兵、不损一卒地迫使我们降服，才是上策。这就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为了加大对付我们坚持武装斗争的力度，有关当局祭出另一个法宝：在政治上大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革命心理战。为达此图谋，他们竭尽所能，无所不用其极。

     其一，争取民心

     敌对的双方谁能取得战争最后的胜利，关键在於民心的向背。

     统治集团的本质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但他们可以制定或调整某些政策，可以实行某些改良，璜装门面，缓解矛盾。

     对外，他们改变了以往追随美英帝国主义的角色。把自己挤进新兴独立国家行列，高唱“东南亚中立化”调子·跟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判交，特别是承认中国，跟中国有更多的接触和友好来往。

     对内，“保安部队”改变了以往有时对群众施加的镇压，稍受军纪的约束。他们实行怀柔政策，更重视发展计划，实行某些教育制度改革进行有形的基本建设，改善人民的福利，制造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首席部长也鼓吹把砂州建设成“模范州”……。

     为了对付人民武装斗争的反抗与斗争，为了维护其统治政权，为了争取民心，他们不得不实施一些措施、花些精力、拨些款项。他们这样做，明显再不过：使其挽回民心，使我渐失民心、如鱼失水，最终乾枯而死。

     其二，对群众进行软硬兼施，对我们施加压力面

     “斯里阿曼”行动对革命群众打击很大，他们的革命热情一落千丈，有关当局趁机煽风点火，对群众施加压力。他们发出文告和通知，“谁再支持地下武装分子，将受到无情对付”、“能主动自首将受到宽待；否则将受逮捕、坐牢、罚款”。1976年，拉让江下游麻罗、东来一带就有72名群众被捕。1975年，在西连路就有62名和伦乐县有44名群众被捕。各处零星的逮捕和盘问更是经常和不间断。被捕和受审讯，不外是恐吓和要其放弃支持革命武装斗争的立场，过后个别或联合发表“声明”，甚至有的被诱迫暗地里干离间邪道的事。

     1975年5月，乌也路14哩金杯路的全体民众被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共产党的地下武装分子。1978年8月，有关当局逼使南舌、东来和麻罗三区800名群众举行反共示威，大力讨伐共产党“暴行”……。

     在乡区成立“自卫团”，利用这半武装的群众性组织来监视、侦察和限制我们的活动。1974年，一次有关当局就发1000支枪给“自卫团”，他们的目标是要发展到5万名“自卫团”团员。

     敌方对群众施加压力，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在拉让江地区，一些群众由于害怕当局可能随时找上门来，就出现有密告的现象。在第一省，群众的情况更为严重，由于群众中出现暗害分子，造成不少群众对革命存有害怕的心理。坚定积极支持革命的群众越来越少，越多群众采取观望消极的态度，也有少数群众反而站到对立面上去。

     可以说：没有广大群众的同情支持，我们将会寸步难行；没有广大群众的同情支持，我们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