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一章 ”斯里阿曼“行动后的十七年

（2）面对有增无减的军事进攻与反革命政治的压力 - 2
（3）少援寡助，孤军作战

 

 

     其三，大用各种媒体，大造反革命舆论

     为了对付和消灭革命武装斗争，当局不惜动用巨款。1974年，他们拨出百万元，充作对付和消灭共产党的反革命宣传之用。

     他们不时印发数万张的反革命传单，在天空散发，在城镇散发，张贴到处。他们还公布通缉和相片，悬赏巨额奖金，给予提供情报者。

     他们还逼使在《谅解备忘录》条件下出来的前同志个别或集体发表“声明”，呼吁我们放弃“无谓”的斗争，重返社会；他们逼使“自新”人士进行“现身说教”；逼使亲友家属以亲情妄图“动之以情”，使我们放弃原来理想与奋斗目标。那时，不时有家属亲友、“自新”人士等人在报章上“呼吁”、“声明”，和在电台上广播。

     为了加强其反革命心理战和反革命政治攻势，1976年1月1日起在拉让江地区出版了《拉让江人民之声》，一共出了30期。其内容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抓住一点，无限扩大，真是竭尽其诬蔑诽谤之能事。《大众报》也亦步亦随，紧密配合。第一省也出版了反动的《新闻简报》与《新生活》，其宣传漫骂，所造的反革命舆论，完全是对准曾佩雄为首的西部坚持下来的北加人民游击队。

     他们还耍出一个花招，把矛头对准我们的领导人，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进行挑拨与破坏，妄图使不明真相的群众与同志对领导丧失信心，从而对革命丧失信心，自行瓦解。那时，《大众报》胡编乱写了什么《林中艳闻》，还在传单里拼图相片，图文并茂的猥亵作做、不堪入眼的文字，后来都不攻自破，悻然收场，黯然退下。

 

     其四，召集反革命集会

     他们在城乡的公共场合，特别是中小学，召集公众人士、学生和家长举办所谓“公民集会”，实际上是反共反革命的集会。他们在集会上逼使“自新”人士散布反革命陈词烂调，举办反共展览会，举办Prevention of communist subversion in school（防止共产分子在学校进行颠覆）。有时更利用被捕的学生，逼使他们在学校发表“悔过声明”和谴责革命的讲话，以巩固其既得的阵地。

 

     其五，散布恐怖主义的心理战

     1977年中，当局印发了几万张一份叫《立即回头，否则下一个就将是你！》的传单，广泛的在农村各处张贴与散发。这份传单刊登了几位我门曾并肩战斗的牺牲战友的惨状：有胸口大洞，有脑袋去半边，有张裂的刀痕，有蜂窝的的弹孔，有蓬头乱发，有张大嘴巴，有睁大双目，大有死不瞑日，……。

     反革命的政治压力，主要是这些。

     斯里阿曼”行动以来，革命形势一泻千丈，我们武装力量极大的弱了，我们面对的困难更多更大了。尽管如此，却漏屋偏逢连夜雨，我面对史无前例的军事进攻与反革命政治压力。

 

     (3)少援寡助，孤军作战

     我们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初期，有得到印尼共和左派的实际援助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1965年9月30日以后，除了还有一些国际的道义援之外，再也没有得到国际的实际（包括武器、物质、经济等）援助。

     由于得不到补充，我们子弹的消耗越来越大，曾一段时间，在边区遇到猎物也舍不得打。1980年北加人民军司令部还发表文告，呼吁《紧急行动起来，解决子弹问题》。北共中央等第二分局也发表了《关于加强突破统战关和武器关，以推动革命形势的决定》。我们曾设想跟马共、菲共和印尼共的联络，也想组织海边工作组、沙巴工作突击队和国际走私等，突破国际统战关和武器关，但这些都是主观良好的愿望、未能实现的设想。当我们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过时而粗劣史登枪（sten gun）、LE来福枪或自己制造的枪，跟拥有精良配备、手握M16的自动枪的敌兵对打时，有时我们原想主动出击，缴获它几把，但有时第一枪都打不响，若会响有时像玩烟花那样，不但打不倒他们，反而被打。有时我们就会想到：“文铭权主席呀，您究竟在那里啊？！”老实讲，我们不会要求太多，只要能给我们一些AK自动步枪，都会给我们与群众带来很大的鼓舞，会壮我们的胆，会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会提高我们的信心，但……

     曾令我们无限响往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没有给我们实际的帮助。自1974年中马建交后，中共开始逐渐亲马疏共，1980年前后中共对外政策就有了回然不同的转变，中共不再给予兄弟党和兄弟组织以实际援助。文铭权在少有来信中，也无可奈何的表示“寄人篱下不好办事！”一个小国寡民的革命斗争，由于革命力量过小，在过于强大的敌人面前，又得不到国际的援助，有可能争取胜利吗？

     甭讲跟国际上的兄弟党取得联络，就连相隔省份的西部同志我们曾几经努力也联络不上。东西部两方面各自为战，还谈不上很好地互相呼应，互相支援。“斯里阿曼”行动后坚持下来的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52位同志，他们的领导能力更弱，同志们水平未必更高，面对更狭小的周旋面积，面对更消沉的群众，面对敌人猖獗的军事进攻和反革命心理战的压力。坚持斗争的环境与条件比起我们东部更加恶劣艰险。他们坚持斗争12年以来没有收到一个新兵，部队在国内时期不时出现逃跑、叛变的事件，牺性的牺牲，1986年面对停止武装斗争的厄运。我们东部北加入民军，只能在急骤增高压力面前，更加艰难困苦孤军作战。

 

     （4）同志与群众的支持越来越少

     “斯里阿曼”行动之下有570位同志回返家园，二、三年后，我党我军在批判错误路线之际，号召这些在《谅解备忘录》出去的前同志重返部队，但回来的却是寥寥无几。这些前同志忙于自己的家庭与个人事业，没有多少个能继续为他们自己过去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做多少事情。

     1977年，最后一批狱中同志离开了古晋六哩拘留营之后，也全面结束了狱中斗争。出来后，还未有一个能参予我们的武装斗争，有限度的支特武装斗争也是少数，许多人是处在自顾不瑕的状态。

     “斯里阿曼”行动后的初期，我们在拉让江地区还先后吸收了10多位新兵，后来参军的华族年轻人则更少，这些新兵后来也大部分都坚持不了，而先后离开了革命队伍。

     1974年中，在拉让江地区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共约有121位，经过16年的低潮煎熬之后，还未剩下40人（后来人伍的不算)。在那长期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有些同志逐渐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以及个人的一些问题，先后离了队，加上牺牲的，也有些年龄偏大的且多病，处境是每况愈下。1977年，党号召重建边区基地，经过七年的奋斗，也没达到预期的成效。1982年后又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困难增多。。不少同志不能再承担更长期的个人牺牲，于是在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化。1985年前后有近30个（有的是高中级干部）先后离开了革命部队。1985年被迫将全部人员从边区撤回国内。

     1984年，北加人民军东北突击队向东北挺进，胜利地聘驰在广阔的第四、五省的大地上，所到之处基本上得到各族人民的同情与接纳，但这也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与扭转大局。我们皆知，这些新区的群众还未像老区群众那样长期不断遭受镇压与迫害，没有经过考验的，因而未必是牢靠的。

     我们曾利用砂、沙两州人民对中央政府和马来沙文主义的不满情绪，动砂罗越独立运动，也曾得到过一些海外爱国留学生的响应。但这不过是暖起的一阵浪花而已，不能涌起澎湃的波涛。

     我们会懂得非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也会懂得民族的旗帜是统一战线的最好号召，要努力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我们力量过小，也不能争取与保护统战对象的利益，因而，们不但建立不起这种统战关系，反而过去辛苦争取过来的统战关系，而今却改成保持不偏不倚或反而站到对立面的阵营上去。

     1986年后·统治政权没有像过去那么疯狂的对我们进行军事与政治进攻。不过，他们却在1987年12月时扬言“要在2年后使砂罗越变成白区（我们不知马共那时已在谈判了）”。他们致力于搞怀柔政治，在经济发展方面争取民心。多年的努力确实使民心有了新的转化，广大人民响往和平、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再不希望动荡不安的局面困扰著他们。在联系群众过程，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群众的要求与愿望一要化干戈为玉帛，过和平、自由的生活。

     1973年“毁枪出人”之后，我们就一蹶不起，革命一直向低潮下降滑溜。尽管我们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为了坚持正义和真理，倾全力力挽狂澜，试图扭转局面，但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我们只能默认，时势造人，形势比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