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构筑历史真相的难度
构筑历史真相的难度
一陈剑
斯里阿曼和谈或称斯里阿曼行动,在砂拉越现当代史中是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冷战时期的马来西亚或北加里曼丹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突变。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其实是个国际冷战的产物,是英美帝国主义炮制的意识形态斗争碉堡,其意在阻绝共产主义影响与蔓延的地缘政治、经济与军事的东南亚反共屏障与壁垒。有关这个事件的散论篇章或有,但具系统性梳理、有条不紊地按时序阐述的专著,则扬帆这《斯里阿曼行动始末》则是第一本。
扬帆不畏艰苦,耗费经年的精力收集资料以及通过与同志们的对话、口述以图厘清事件真相,做出一种实事求是的论述,这精神甚令人敬佩。
扬帆处理这个事件的记述是严肃的,仔细的,不厌其烦的。他罗列了他所能收集到的内部的以及官方的众多的文件、资料,引述了无数相关同志的口述历史,目的是要重现当时的历史真相。这显然是艰苦差事,吃力而不讨好。对相关事件,扬帆做了一个条目分明、系统的历史资料的梳理。从斯里阿曼和谈前的国际与国内局势的分析开始,揭开黄纪作作出和平谈判的决定与因由、其与官方的联系经过以及其谈判过程、到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系统地介绍了黄氏兄弟与官方如何进行与各地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革命部队的接触与劝服的过程和结果,并着重阐述了洪楚廷与林和贵砂拉越东西部仅存的两位最主要领导人对和谈的反应、态度与处理方法。在第七第八及第九这三章,则描述了斯里阿曼和谈公布后革命队伍内外各方的反应,以及其后,下山同志的遭遇与政府官员对待他们的态度等情况。最后,则在“出多留少”政策下,坚持的同志如何应对其后的情势,以及在路线斗争上作何批判与调整。基本上按时序演绎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其所产生或造成的深重影响。
此书不失为一本关于斯里阿曼和平谈判的珍贵的史料集。弥足珍贵的是,此书收集与保存了许多当年的相关文件与资料,是研究砂拉越这段革命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
斯里阿曼和谈也是个砂拉越反帝反殖战争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课题。虽然事隔36年,其是非曲折似乎仍然得不出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答案。
这显然是有以下几种原因:
1.各方对当时历史条件有不同的的认识、对事件发生的情况有不同的解读和诠释。
2.各方都站在自己特定的立场和观点说话。
上述对历史事件论点的差异与冲突,可归纳为长期以来内部意识形态的变化与差异所形成,特别因为有与斯里阿曼和谈相对照的1990年的和平谈判形成对比。
回顾当年的情势,斯里阿曼和谈发生在砂拉越革命运动相对蓬勃的时期,也是国际局势正开始产生变化的微妙阶段。中国文化大革命已显露“强弩之末”的状态,内部政治矛盾与权力斗争已发展到激化的时刻;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到北京,中美关系解冻,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马中接着也在酝酿着建立邦交。从表面上看,套句老话,形势仍然一片大好。事实上,形势是有如焰火在熄灭前的瞬间的灿烂,已经开始显现急速转变的征兆。然而,这是否就是黄纪作做出和谈决定的基础,显然黄纪作在森林中无法完全掌握到这个急速转变中的脉搏,而更多地基于他当时所在的处境、马来西亚与砂拉越当时的情势,以及他对武装斗争和革命的持久性、不确定性做出的决定。文铭权的关键性文章《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问题》也恰在此时出现,构成为黄纪作做出和谈决定的依据。
争议由此而起,众多的议论都在要确定斯里阿曼和谈是否合乎时宜?要确定黄纪作的决定是否全然是因为个人境遇所致?要确定斯里阿曼和谈是否造成后来继续革命的被动?要确定黄纪作是否要担负导致北加共产革命走下坡的历史责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事件的发生,其原因、过程、结果以及事件造成的影响等等,都必须是谨慎从事,实事求是、不带偏见、不感情用事,力求公正,其论述必基于事实和证据。
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拥有全部相关的证据,特别是求证于当事人的口述的所谓“人证”。对既有证据的诠释也因人因时因事而有不同或不一致。这是当事人因主观因素或者客观因素的影响所致。当时当事与事过境迁的不同时段,就是当事人也都会产生不一的说明和阐释,特别是这样一个事件,在事后引发许多评论,或因事件所产生的“后果”引发批判,因而各方在说明或阐释中,便存在着“指责”或“辩解”的成份。
毋庸讳言,两方都努力地要还原真相。但真相的确立有一定的难度。对一个历史事件,会有或会产生多种不同的描述,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对描述可靠性的责疑,对其事实的阐释也必然会招来正确与否的挑战。事件是一种历史存在,真相则通过描述以及许多佐证来还原。
问题是描述以及记述的文字是否准确?是否能真正再显示当时的真相?因着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对事件有不同的诠释,因着立场与态度的对立,各造所要还原的真相便会产生重大的误差。因而我们为某个历史事件下定义或下结论,只能是一种权衡的举措。
我们常听人说:“让历史事实本身来说话”,但事实上,历史事实本身只是一个存在,不会说话,说话的或是历史事实的相关者,或历史学学者。他们因对历史事实作解释、进行诠释而说话。如前所述,时隔多年,像斯里阿曼和谈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其本身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永恒的真实,是不变的事实。但人人对之有不同的解读,因而再现的真相会因人而异。人在不同的时空和环境中,因着意识形态的变化、其所在的人事因素、当前政治或经济的因由,顾虑或考虑影响着判断,思想产生重大的变化,自然对该事件的历史真相就会有不同的阐释,真相因而有差异性的呈现,误导性的阐释则会使真相产生扭曲性的变形。故而,厘清真相确实是件困难的差事。
对这样的一个事件,仅仅罗列许多的史料元件,并不构成为这个事件的历史真实。它需要把众多史料辅陈,使之成为一个历史图像。
历史学家何兆武说:“历史图像不能脱离史实,但史实并不就是历史图像”。历史图像是经由历史学者的思想、其情感、与价值观念构筑史料而成,那就是他对这个历史事实或事件的诠释,具有这个历史学者的主观意识,实属其一家之言。因此,史实是“永恒”的,而历史图像则是变动的。
像斯里阿曼和谈这个历史事件,其所形成的历史图像因人而异,其阐释自然南辕北辙。
扬帆,作为过来人与事件的参与者,作为坚持下来,战斗到1990年才下山的他,无论在意识形态上、从感情上、从理智的角度都有鲜明和深刻的历史印记,要彻底绝对地置身事外是勉为其难的。作为这个历史事件的阐述者,他避免对这个历史事件随意下结论,显然想让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虽则他在行文中多多少少显露着他对这个事件的观点与态度,他力求公正与让事实说话的基本阐释方式还是可取的。
虽则行文阐述多于议论,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察觉,扬帆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是明确的,不妥协的。但他始终还保留着商榷的态度,保留着对事件本身的深刻审思,而不轻易地下结论。这是良好的历史的态度,是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工作者所应该抱有的持平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