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明天一定会更好、自序

明天一定会更好

一林世芳

     作者扬帆，以尊重历史事实，忠实公正地为北加人民与读者反映真实的历史。自2000年开始，他走访西加和砂拉越各省各地，采访当年1973年签订《谅解备忘录》后回返家园的前同志，听取了各方的看法与意见，也参考了有关当局的一些资料，以坚持不懈的毅力，经过十年悉心撰写，于2010年《斯里阿曼行动始末》一书终于宣告完成。在此我祝福我们的邻国朋友，成功地出版了对北加历史贡献的书籍。

     引用作者扬帆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衡量一个人一生有没有价值，就看他离开这世界后，能否留给人间与后代子孙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希以此共勉之。

     1965年前，苏加诺总统领导时期，印尼和北加两国人民曾经携手战斗过，1965年后苏哈多反动统治时期，北加和西加人民又有过非凡的各自为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展开过排山倒海的战斗历史，在战场上、在斗争中都相继牺牲了无数优秀儿女，最后，我们都因为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和在不同路线上的错误，同样地造成了革命失败的命运。特为此，我们更有必要为后人留下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引为鉴戒。

     我们想起1963年抗马时期，印尼苏加诺总统基于万隆会议精神，极力支持北加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并以实际行动号召印尼人民参加志愿军，到西加里曼丹北上抗马，以反对马来西亚政府对北加人民的镇压、逮捕和屠杀，坚决支持北加人民以摆脱反动的殖民主义统治而斗争。

     北加进步学生、青年及革命者不辞劳苦跨越印尼边境，与印尼反马斗争的志愿军相结合，在印砂边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是后来因发生了1965年9月30日事件，在苏哈多篡夺政权后，便以反面手法，联合马来西亚政府和英殖民主义者向北加革命者进行大规模围剿夹攻，派遣空军、精锐陆战部队追杀轰炸北加游击队，逼使北加游击部队离开印尼，并以消灭之。当时印尼也有一部分青年，跟随着仅存的印共领导人梭菲安带领下的部队，与北加一部分游击队联合，建立火焰山部队，展开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是后来因各种现实问题而分兵战斗。北加方面由黄汉带领一部分游击队队员潜回砂拉越边境，而印共梭菲安领导下的则退回白区，重新建党和搞群众工作，准备以农村包围城市，重新开展游击战。但因领导上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于1972年5月23日展开尚未成熟的政治斗争攻势一贴标语运动，更早造成党和组织的完全瓦解。

     就在印尼革命遭受失败的同时，1973年北加某些领导人则走所谓和平议会斗争的道路，以和平斗争为名，与政府合作签订《谅解备忘录》，执行毁枪出人的和平条约。1973年10月以“斯里阿曼”行动，迫使坚持斗争的同志放下武器，走出森林。一支长期坚持了以流血牺牲为代价，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相对强大的武装部队，最后以一张《谅解备忘录》就导致革命武装斗争面对严重的挫折。

     从战争突转向和平这一不正常的历史转折点，对于还想坚持斗争的同志当然感到莫名其妙，正干的起劲，怎么来个“和谈”？

     根据马列主义党的三面旗帜：就是建党、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三大原则。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若放弃其中一个原则，革命就不能成功，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

     反动统治者一向以虚伪、假和平和各种诱骗伎俩，企图达到其消灭对方的目的，《谅解备忘录》不费一枪一弹，就获得料想不到的收获。北加人民长期的流血牺牲，却以《凉解备忘录》一纸给革命的摧毁性的严重打击，以自己的手摧毁辛苦创建的人民军，这对坚持马列主义者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经验教训。因此有一部分同志经过苦苦分析研究，才把所谓“和平谈判”所制定的《谅解备忘录》揭穿，他们再紧握手中抢，高举党的三面旗帜，继续斗争。

     真理是在不断地考验和磨练中树立起来的，烈火见真金！虽然历史扭转不了时代的火车头，但是，现在争取民族独立的目的是否已经结束？是否已经实现了北加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目标？我相信北加各族人民是团结和坚强的，必定会好好掌握自己的命运。祝愿北加人民，明天一定会更好！

2010年5月

自序

     所谓“斯里阿曼”行动(Operation Sri Aman)就是从1973年10月到1974年7月4日政府所开展的“和平”行动。自1973年10月13日，北加人民军总部主任兼政委黄纪作，主动出来找砂拉越州首席部长“和谈”，导致出人毁枪。这样，自武装斗争开展9年多来，政府仅在8个月多短时间内，不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就瓦解了570个（占76.71%)革命游击队人员，销毁489支枪及其他弹药。这就是震憾国内外的“斯里阿曼”行动！

     “斯里阿曼”行动也导致北共中央第一、二分局的5/6的领导人出来，狱中战线也全面决堤，给革命同志与群众的革命信心以沉重的打击。尽管洪楚廷与曾佩雄在东西部各率领少数精干坚持武装斗争，多坚持了分别13年与17年的斗争。但随着国内外形势与主客观因素转变，我们尽力而为，也不能扭转局面。只能顺应形势的变化和人民的要求，朝向和平、发展的世界主流。

     在北加革命历史进程，曾出现两次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和平谈判：1973年“斯里阿曼”谈判和1990年的和平谈判。1990年的和平谈判已经面向历史了，我写的《回忆1990年和平谈判》於2004年出版了。但关系更加重大、影响更深远的“斯里阿曼”谈判，迄今已36年多了，其自始至终、来龙去脉，其全过程和历史真相仍无人详细下笔。我以为，应该要填补这个空缺，这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自2000年开始，我走访西加和砂拉越各省各地，采访了许多在《谅解备忘录》下回返家园的前同志，听取了各方的看法与意见，也参考了内部和有关当局的一些文件资料，翌年我就写了初稿。经过后来多次补充与修改，今天才定稿。

     此书能得以出版，应特向给予我鼓励与帮助的多位老朋友致以深深的谢意，也特向本书提出宝贵意见的温贤定、陈文诗、沈泽珠、洪楚廷、曾佩雄、王连贵、粱娇芳、顾问刘律师表示感激，感谢嫦娥与振锋在电脑操作方面给予协助，谢谢蔡存堆、张和云等朋友提供的资料与照片，感谢西加林世芳和新加坡东南亚历史研究学者、新加坡亚洲研究院研究员陈剑，为本书出版作序。

     本着“以史为鉴”的态度和让历史事实说话的原侧治史，但还有差错遗误的缺点。希望朋友们与读者能指出纠正。为了更能公正客观地反映多方面的意见与看法，我争取把当年跟这个有关的领导者的文章或意见也同时刊载其中，让大家去分析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