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第八章 革命内外的反应
第八章
革命内外的反应
1973年的“和谈”导致后来约76%的“毁枪出人”，这是北加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历史事件，不但引起了革命内部极大的震撼，也是举世瞩目的。
一，拉让江地区内部的反应
在拉让江地区正当有些同志还在讨论如何杀敌夺武、如何开展工作的当儿，却突然传来了“和谈”的事件，真叫同志们难以接受。当时普遍同志还年轻幼稚，主要的领导人也只有三十多岁，水平也不高，对黄纪作提出的“新路线”普遍有怀疑，觉得有问题，但分不清大是大非，难说个明白的道理。可以说，大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革命理论水平不高，也缺乏历史知识和国际革命斗争经验，加上对情况不明，长期来各单位难有密切联系，互通情况，更难做出判断和分辨真假虚实。但基于大家基本上相信党，忠实于革命，所以出留基本上由党分配。大家认为，出去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了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留下也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了更好的坚持武装斗争。我们要采取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反革命的两手。
当时坚决要求留下来和坚决要求出去的都是少数。有些要求留下来的，由于身体不好和其他原因，后来还是送出去了。有些组织上原本要他们留下，却又留不住。那时大家多认识混淆不清，思想上紊乱难以平静，有的同志说，若遇上黄纪作，他要当面质问，为什么要“毁枪出人”？在中游有几位同志例如小华、小李、邱平和生明等在出去之前，由于依依难舍、百感交集，还难过的热泪盈眶而出。有的同志说，如果没有同志留下坚持武装斗争，他们就不出去。
1973年12月24日，在中游发生了令人愤怒的事件。当天有一组伊班民运工作同志经过SG Majau的稻芭时被“保安部队”袭击，造成黄和泰（阳军）和孙银枝（练红）牺牲。《谅解备忘录》都签了，拉让江内部也已出人了，竟还发生此事件？！中游同志向军方提出抗议！他们表示这纯粹是当局以武力相威胁，根本没有诚意！若再发生类似事件，就决不要出去！
革命斗争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谈判”事件，大家都想方设法参考有关历史经验，试图引经据典来说明问题。当时最有参考价值的是毛泽东著作《关于重庆谈判》和文铭权的《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问题》。
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却积极准备打内战。为了施展其反革命阴谋，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企图通过"和平协商"来遏制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同时为内战作准备。为了揭露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教育和团结人民，同时也为了争取一切可能的和平或延缓内战爆发的时间，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为了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在谈判中，中共作了一定的让步与妥协，让出了一些革命根据地，中国红军接受国民党的军队改编，改编为新四军和八路军，而且接受蒋介石的统帅。但红军的一支枪，一粒子弹不能交出去。一方面，中共要利用合法斗争的一切机会，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政治斗争，包括谈判桌上面对面的斗争，并尽一切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立足和平；另一方面，绝不依赖政治斗争解决问题，把立足点放在武装斗争上，在进行政治斗争过程中，积极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在战场上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刀对刀的军事斗争。当时我们学习这篇文章时，认为我们北加的情况与中国不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那么强大，都要妥协，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根据地，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凭什么跟强大的政府谈判呢？只好"毁枪出人"才能赢得出去搞公开合法斗争的权益。
黄纪作提出“和谈”后又找到一个重要根据是文铭权的文件一《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问题》。文铭权分析了国际形势、东南亚形势和国内形势，他指出：“形势改变了，我们的斗争策略就要相应作出改变或者侧重面有所不同，或者是整个的修改……。”“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有更加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如果我们的政策和策略不能适应新形势，我们就要再一次面临更严重的时刻，低潮还可能走向更低潮。”文铭权在文章里强调搞革命，搞武装斗争，要依靠群众，要动员群众，就要充分重视合法、半合法斗争，特别是在力量还小的时后。
大家反复学习和研究了文铭权的文件，觉得有道理，问题是实际的、具体的要怎样做？问题是当时是否具备搞公开合法的形势？是否像黄纪作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将武装斗争转为和平合法的斗争将对我们有利。倘使搞得好，1962年人联党三周年的壮景将会出现”？
黄纪作是北加革命早期的领导人，他在学生时期是杰出的学生领袖。他在人民联合党成立的初期搞合法斗争时期崭露了锋芒，在转入武装斗争时期又带领大家成立了北加人民军，这些革命行动和功绩赢得大家的信任与尊敬。但武装斗争陷入困难的时后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叫人难以置信，在拉让江区有些同志认为，军队辛辛苦苦才搞起，却又要毁於一旦，有些新兵才来，却又要送出去，真叫人难以承受！有些同志认为，在危难时刻提出“和谈”，不过是巧妙的“脱身之计”和“保命之路”。有些同志（特别在文铭权的“3.9”声明之后）认为黄纪作是背叛了人民的道路，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堕落为革命的叛徒。
认为黄纪作的路线是正确的，是那些缺乏彻底革命精神的，不愿再作更长期的个人牺牲的或早就想出的；有些是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立场动摇的找到了“光荣”的下合阶；有些认为，革命队伍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就要主动把那些体弱有病、没有决心没有条件坚持武装斗争的人员送出去，使留下的部队更精干可靠。
拉让江还有6位同志（郑秋台、黄幼钦、刘贤超、黄国华、黄玉妹和江先和），既不要留在武装斗争战线，也不要返回家园，却要求选择去中国。政府是允许了他们的要求，但中国政府不接受。几经周折，最终还是倒了回来。
二，第一省内部的反应
在黄纪作的“突然袭击”之下，第一省同志也毫无思想准备，顿时陷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在黄纪晓的各方“劝说”之下，许多活动在西连县一带的三中、一中的海口区（尤其诺怒半岛）和四中的石隆门、石角一带的同志都很快地纷纷下了山。这些同志都不大了解情况，有的基于“需要”，服从分配，有的不知所措，只好随大流而从众去了。有的本来就感到“骑虎难下”，也就乘此“良机”，离开艰苦危险的武装斗争，返回家园。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往往带头先走一步的是带组带队的基层干部，和一部分中级干部。由于他们懂得情况较多，又没有解决好自己的思想问题，感到前途茫茫，就乘早离开革命部队。他们的捷足先走，更引起下面队员的动乱与恐慌，更是军心大乱。
至于其他的中队和林和贵身边的干部战士，普遍认为黄纪作的“新路线”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的，理智告诉他们不应该出去，但又看到“大势已去”，挨下来很难会盼到露出海平线上胜利帆船的桅杆，因而出与留的思想交锋在激烈地在大部分同志们的心理进行着。为此有的营地出现没有人站岗和枪支、背包乱丢一场没有人去收拾与整理的现象。有的领导干部哭得死去活来。有一个叫坚明的西加战士竟神经错乱，大喊大叫，大跳舞，后被送进精神病院。还有一位叫毕山的西加战士思想斗争激烈到失去理智，竟发生开枪打死自己战友的悲剧！
林和贵对自己去留没有明确的态度，他没有号召大家进行抵制（而出留任由大家自己决定）。这样，对大家不但不能起振奋作用，也不能起镇定的积极作用，相反的却造成混乱和离心的消极作用。这就造成在“和谈”时期，还有少数队员背着革命组织，擅自离队出走！
三，狱中同志的反应
自1973年10月底开始，第一省的政治拘留者家属陆续地把牢外和谈的消息传进牢内，他们抱着质疑不信的态度。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他们也向第三省来的家属探知情况，同样也有类似的传闻。於是感受到情况的严重，开始紧张起来。
针对当时的形势与谈判的条件，牢内领导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政府还不断地进行军事“围剿”，在政治上的反共、反革命宣传也有增无减，看不到营造有和谈的气氛。同时，他们认为，谈判虽然是对敌斗争的一种形式，某些时候也可以跟敌人谈判，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甲）必须对我有利；（乙）自己要有力量；（丙）通过谈判可以扭转局面向我方发展的有利方面，可以揭露敌人，提高人民的认识与觉悟。探讨起来，都无具备和达不到以上的条件与要求，目标是什么？真叫人纳闷费解？！
1973年5月左右，狱中主要领导人黄冠俊、丘恒山、张公洪和陆盛同四人曾被关进暗房折磨1O3天。在这期间，马共叛徒Chiew曾以金钱、美女进行诱惑，并胸有成竹的说：“这是机不可失的良机，不久后砂拉越革命斗争将出现重大事件。到时，文铭权、黄纪作和林和贵等都会出来。到时，你将毫无作为与价值，不如一只苍蝇”！敌人这样讲有什么根据？注1
1973年12月底，牢内领导收到洪楚廷的一封信，传达了外边和谈的情况，说许多同志要停止武装斗争。信中还提到，有的狱中同志是否也可以通过谈判出来。他们认为，从理论到实际来分析，都不可理解提出和平谈判的根据。于是，他们回信告知牢外，那不是“和谈"而是向敌人屈膝投诚。他们认为，一个人一支枪都不能交出去，否则将对不起广大各族人民，我们将是历史罪人！
1974年1月10日，黄纪作通过电台向林和贵发出密码，狱中战友翻译了密码的内容，才得知黄纪作已跟政府谈判了。拉让江OMT单位注：按纪作自己透露，他早在签署《凉解备忘录》一年前开始跟耶谷谈判（参看《诗华日报》1993年8月16日报导）的晓阳1月21日出来后，来到狱中找田文和。另一次，她也进牢找刘意礼，也把外边和谈的情况更确实地反映到牢内。听到这一消息后，牢内简直是平地响起一声霹雳，大家都感到彷徨无措，不知何去何从？再听说黄纪作是用党军的名义来谈，坐穿牢底还有什么意义？於是许多人开始动摇了。当时还不知洪楚廷与林和贵的去留。直到谢嫣素进来K座探望其妹一谢嫣惠、并劝她出去后，才获知林和贵也要出来。
在"斯里阿曼"行动期间，狱中有3位被调出来跟其爱人在政府安排的公务员宿舍生活了一段时期，后有条件的释放。（参看张公洪的《独钓寒江》第20页）
当时，狱中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像谢太宝那样坚持原则不妥协的精神是很可贵的。若是革命时代，应当坚持的不坚持，反而放弃斗争，自然是不对的。“覆窠之下，焉有完卵”。他们认为，整个大势已去持坐穿牢底没有那么大的意义。这样大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感情挣扎之后，像决堤全线崩溃下来！大家先后离开了多年身系的囹圄，很快五六百人不到一年只剩下四十多人。
不出来还有他路可走吗？虽然《谅解备忘录》有提到应释放在内安法拘留下的人士，但首席部长耶谷没有承诺。要出去还要坦白交代，还要写“自白书”，要低头认错，这跟过去没什么两样。为了保持清白，剩下的四十多个难友准备申请去中国，审时而定，以观后效。但经过调查审核，中马建交后，中国把马来西亚国内的政治斗争当作是大马内部事务，不便干涉，由本国自理。他们又看到，在“和谈”期间六名申请去中国的去不成又倒回。这样去中国的愿望才死了心。
再坚持多三年的斗争，实际上最后只剩下9位战友（黄冠俊、丘恒山、黄拔怡、古坤隆、王信龙、刘透、郑荣、陈成玉和杨传兴注），在没有什么情报价值后，简单的交代了，于1977年12月10日走出黑牢，结束了十多年艰辛所建立起来的牢狱战线斗争。
四，国外的反应
1973年的和谈事件引起国外极大的震动。
1974年3月9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文铭权发表了声明。（附录七）他指出，这是一个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事件，所谓“停止武装斗争，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的参加合法的政治活动”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道路，·是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他号召北加所有游击战士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好好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高举革命红旗，继续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斗争形式，继续奋勇前进！
74年3月初，马来亚革命之声也发表评论，认为这一“和谈”事件是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附录八)
1974年9月30日，文铭权主席在给中共中央，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的信中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唯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坚决反对目前在我国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坚决反对不惜严重破坏党组织、搞毁自己的军队，把用人民鲜血换来的武器奉送给敌人的背叛行径；坚决和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的谬论作斗争。我们党号召全体党员与革命群众坚决和叛徒们划清界线，肃清他们的影响，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大道前进。”
同时，发生这一事件时，在中国的一批北加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也极为关心，文铭权还召集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六十年代被驱逐到中国的黄纪作太太一雷皓莹，当时她称这一“和谈”是错误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她表示要跟黄纪作决裂，跟叛徒划清界线。
针对1973年“和谈”，文铭权於2007年作出这样的评论：1973年，世界上反帝反殖的斗争仍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东南亚，越共解放南方的战斗正把美帝国主义打得焦头烂额，越南全国解放的曙光已冉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与此同时，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的革命武装斗争也打得如火如荼，帝国主义阵营十分害怕的“多米诺效应”阴影正高悬在它们的头上，如果不是因为后来革命阵营的分裂，越南侵略柬埔寨等事件发生，时局的发展就会很不一样。
1973年“和谈”之前，黄纪作似乎还没有糊涂到，认为像“和谈”这样的大事可以由他自作主张，还想找其他同志商量，可是后来他却自行与砂拉越首席部长耶谷谈起来了，而且还草草签署了像是座谈会记录的“备忘录”，然后才通知其他同志可以自由决定“参加或不参加”这一“行动”。结果造成组织内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极大地削弱组织力量，也影响了通过和谈方式争取较有利的结果。这次事件当时普遍受到东南亚各兄弟党的批评与谴责，被认为是国际共运中极为少见的革命领导人率领部队投降的事件（当时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舆论都称黄率部投降)。后来重回森林的同志为什么还能将武装斗争坚持了这么久而没有被敌人消灭，直至90年当局主动寻找洪等和谈，我们的同志得以体面地结束武装斗争。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五，革命群众的反应
1973年的“和平谈判”有引起革命群众什么反应？这里指的群众是一般跟我们有接触，以及会同情、支持革命的群众。普通群众，在阶级斗争还不尖锐、革命与反革命斗争还不剧烈的时后，只要不抵触他们的个人利益，事不关已，可以不闻不问，可以高高挂起。他们的态度是，只要还能生活下去，就得过且过，但求相安无事，尽量避免惹祸上身。因而，他们没有体会到革命对他们切身利益有什么关系，革命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不会管你什么谈判不谈判的。
在“斯里阿曼”行动初期，当大部份革命群众听到谈判出人时，基于他们对农会、北盟和我军的信任，相信同志们做的可能不会错，但他们总是担心会上当受骗。
“和谈”前的革命形势除了第二省之外，第一省与拉让江地区还不错，还没有听到群众叫同志们“还是不用干，出来好”的言论，也设有听到政府呼吁游击队出来谈判。当一部分群众听到突然和黄，出人聚枪，他们想不通，他们想“凭什么跟政府谈判”？看不出有足够的资格与力量主动跟政府谈？他们认为，放下武器，停止武装斗争是错的，叫我们不可出去，出去是要完蛋的。
有一部分群众得知“和谈”了，认为以后不再战争了，戒严、宵禁可以解除了，也可以返回农村（有少数群众因戒严、动乱搬向城市和外地），再不必过担心受怕的日子，可以和和平平地过日子了。他们对“和谈”自然感到高兴，全力支持。这一部分革命群众是怕事，怕武装斗争，看不到革命前途，而且有些是较自私自利的。当然有些人认为社会的主流总的和发展趋势是和平发展，因而不需要武装斗争，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是天经地义的。
当有些群众听到马共和北加共产党主席进行批判时，又看到出去的同志的弱点进一步暴露后，他们对出来搞公开合法的斗争，更感到没有信心！有些群众表示，这些在从《凉解备忘录》之下出去的前同志要返回武装战线就更难了，既使要回还需要严格审查和接受一定的考验。此后，形势发展对坚持武装斗争更为不利，有些群众更感到失望，有的基于同情与善良心，更多规劝我们出去。
六，黄纪作的反应
对1973年的“和谈”，黄纪作认为这是“务实的无私的决定”，他跟耶谷签署1973年10月21日的《谅解备忘录》“减少了大批北加优秀儿女的牺牲”从后来1989年马共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和1990年北加武装斗争最后一批走向和平谈判看来，黄纪作认为这就更证明了他的1973年“和谈”是正确的，甚至还有“先见之明”。
1973年，黄纪作提出“放下武器，出来开展公开合法斗争”30多年过去了，黄纪作及其在《凉解备忘录》下出去的前同志没有去开展。黄纪作弁护说：“老文都批判了，还能做什么？
2009年10月4日，笔者曾到古晋找黄纪作兄弟，争取他们对本书的意见。笔者当面问纪作：“你认为在处理1973年’和谈”都没有不对和缺点吗？”他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对，正如文铭权所讲的那样-争取多种形式的斗争。”
当天，黄纪晓也强调他在新加坡“历史对话会”的事后似乎恍然大悟的观点，认为当年砂盟发动武装斗争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早就应通过和谈来纠正和解决这条错误的武装斗争路线。
注 1：按纪作自己透露，他早在签署《凉解备忘录》一年前开始跟耶谷谈判（参看《诗华日报》1993年8月16日报导）
注：包括前些时候拟释放的12位，共21位。后来一起释放。另调到诗巫的卢文明与钱学先是同时期最后释放的。四，国外的反应1973年的和谈事件引起国外极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