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第十一章 对坚持下来的施加压力（一）
第十一章
对坚持下来的施加压力
一、对第一省所施加的压力
第一省1974年5月尾出了一批后，迟迟不出，6月12日再出3个，剩下的52个看来要留下坚持斗争了。砂政治部主任Ali Kawi紧急地召集了林和贵、黄纪作和黄纪晓（黄汉）来急商对策，怎样对付可能要坚持的那一部分。阿里加威等要他们设法协助和呼吁森林中的部分撤出。林和贵於6月12日给曾佩雄（张亚华）等写了一封公开信。
信内容如下：
“张亚华等友：您们好！
关于斯里阿曼行动前些时后，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你们产生许多顾虑和怀疑起政府当局的诚意。现在你们的态度怎样了呢？希望你们和其他朋友们都能早日作出明智的决定，出来参加和谈。必须指出的是，阿里加威先生已同我们再三说过，今天他又一次强调，此斯里阿曼行动已拉了很久，是不能再拉长下去了。阿里加威先生在今天下午同我、黄纪作和黄汉的谈话中说过，如果你们不能在本月4日以前出来的话，那么政府的军事行动将在21日开始展开。但为了再给你们最后的时间和机会，你们还可以在马当山一带地区（见图）作最后的考虑，时间不得超过下月四日。除了此地区，其他的地区，如果你们去活动的话，就可能面对政府的军事行动了。而到了下月四日以后，如果你们再不出来，则全部的地区都可能有军事行动了。还必须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不利用这个机会出来，那么一切后果我们是不能负责的，阿里加威先生也强调过。他们那方面，也将不负责任。所以你们及其他的朋友们应明智善择，延误或错过此机会，将后悔莫及了！”
林和贵在里面要张亚华他们留下，才出来几天，又公开呼吁张亚华他们出来，…什么要“明智善择”否则“后悔莫及”？！
1974年7月4日，“斯里阿曼”行动结束后，第一省有留下52位同志坚持武装斗争。他们组成四队分别活动在四个地区：（附录十）
1974年7月5日“斯里阿曼”行动后坚持下来的52位，后来牺牲16位，离队或叛变的有17位，1986年被捕和谈判出来的有19位。
第一省的“斯里阿曼”行动还未结束，政府军就来“围剿”了。
他们妄图乘你未站稳脚跟之前，就把这股武装力量全部消灭掉。实际上，杨祖国（林快）率领的6人调查团6月8日从外边考察、了解情况回来的路上，就遭到政府军的追击。从此之后，马当山区6年期间就没有新断过军事“围剿”，这是以往（斯里阿曼之前)所没有过的更加严重的军事进攻。敌方所发动的兵种除了正规部队以外，还有边防队、民防队、自卫团和“反共突击队”（有叛徒参与的武装队伍）等。他们动员了海、陆、空三军齐进攻，在马当山区一年多的“围剿”中，一个小小的山区就发现有60多个直升机场，兵营就约有几百个。他们还进行地毯式的密集搜索，几乎每一大小山垄和所有水源的地方都踏过，而且有的地方是反复地搜索。他们还设了炮台，昼夜不停地进行炮轰。这种炮轰是没有那么容易轰中，倒是会为其心理战“摇旗呐喊”。
那时群众也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们受到“斯里阿曼”行动很大的冲击，又受到军警与政治部的威迫利诱，甚至受到镇压。仅在1975年，朋尼逊与西连路一带逮捕70多位群众，伦乐也逮捕40多位。有关当局还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策略，组织与收买了大批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监视他们的活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兵就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群众的革命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绝大多数由过去积极坚定的支持变成消极观望的态度，可以依靠的坚定积极群众，可谓是麟角凤爪，甚至碰的群众十个有九个要去报警，真使感到有些“山穷水尽疑无路”。
反共反革命的心理战也紧密地配合着军事进攻，这种攻势也是空前的。当局安排坚持武装斗争的家人亲友上电台“呼吁”，还印有大量的传单在天空与地面散发。当局还出版了《新闻简报》、《新生活》，宣传手段卑鄙，无所不用其极。
曾佩雄他们留下之时，有跟某领导人约好往后的联络办法。第省近三百个出去的同志并没有搞什么公开合法斗争（第二、三省也是如此），也没有给他们什么援助，事前约好的联络也没有只字片语。
患心耿耿的佩雄他们6年来在这方便联络的几个地区辗转流动，还是痴痴地等待“领导”的“指示”，但对方却音讯杳无，不理不睬。如果不是为了“联络”，他们早就可以转移到别处或边界去，可以更加机动灵活的跟敌军周旋，可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更不必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代价。
面对以上的种种压力，他们的经济粮食来源也成了大难题。在马当山区活动的小队，时有缺粮的危险。同志们出去群众区联络群众，解决粮食，就要准备跟政府军驳火。在国内的6年期间，佩雄他们损兵折将过半，总共牺牲16位，主要是被陷害和在群众区中伏而牺牲的，其中1975年于石角上湾头，一次就牺牲了3女2男。
总而言之，听到的各方面都是不鼓舞的东西，面对的方方面面都是打击的东西，可谓孤军作战，孤掌难鸣。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革命内部出现离队者、逃兵和叛变，其中个别一些也昧着良心出卖自己同志，带兵打曾同生共死的战友。12年来第一省坚持下来的同志共出现了16位私自离队者（包括最后一位在印尼的刘xx）对内部的打击起着连锁反应，可谓祸患连连，苦难难熬！
二、对拉让江地区坚持下来的施加压力
拉让江地区1974年4月13日出了最后一个之后，就久久未出去了，还有五份之一的未出来（附录十一)有关当局感到情况不妙，於是发动国家宣传机器，动员地方政治领袖、公众领袖、社团领袖与成员、专业人士、军属（游击队的）、有关政府部门的领袖等，向坚持下来的北加人民军发出呼吁，呼吁他们早日出来，恐吓不出来有被消灭的危险……。
洪楚廷於1974年5月18日给周威廉和拉让江保安区政治部主任袁悦凌写了信，（附录十二)针对剩余人员的撤出和洪会见杨国斯等问题做了一些交代。
留下一股武装精干分子，这是洪楚廷的既定的政策，但又不能明言，只好施展“缓兵之计”了。
作为代首长兼州行动委员代理主任的杨国斯於6月22日给洪楚廷写了信（附录十三）。信中邀请洪出来会面，并宣布“斯里阿曼”行动将在1974年7月4日结束，6月20日之前必须把所有剩下的游击队员移向下游的南舌、东来、麻罗冻结区，以及OMT的Sg Bob与Pedai区。6月21日后，保安部队要在冻结区外活动。杨国斯还用密码通过电台多次把讯息传给洪楚廷。
众所周知，领袖是很关键的人物，历史事件有时往往由领袖人物扮演主角。如果洪楚廷接受杨国斯的邀请再来，万一受到软禁，后果将是不言而喻。
6月14日，洪楚廷给杨国斯回信作了答复（附录十四)。
拉让江保安区政治部主任袁悦凌也尝试几次邀请拉让江地区的王连贵，并给了信。（附录十五）
“斯里阿曼”行动一结束，7月5日当局就即刻恢复了军事行动，动用了海、陆、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他们以丹章见天为基地，用迫击炮分别向东来森林和玻璃港森林持续地、昼夜不分地进行轰炸。在1974年7月7日的军事行动中，在龙岩区一位活动.的女同志-何秀云（战荣）牺牲。后来，由于搞粮和活动暴露，被坏蛋告密以及个别一些内部叛徒出卖，断断续续有同志牺牲。转折十多年来，我们同志面对的军事压力可谓没有间断过。
在政治上，当局大力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的舆论，进行心理战。他们威迫家属通过电台报章招儿唤女出来；召开反共集会，和防共展览会，进行反共宣传；对群众施加压力，转折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持续不断的逮捕群众，其中1976年中在下游麻罗、东来一带逮捕群众72人；宣扬出去的前同志是怎样受到“优待”，他们是怎样的“自由”；利用一些蜕化变质份子进行造谣诬蔑革命，破坏领导人；拉让江保安部出版了《拉让人民之声》、《大众报》等反革命刊物，印发了大量的反共、反革命传单（附录十六）竭尽诬蔑诽谤和吓唬之能事，妄图损毁党军在群众中的威望与形象，搅乱内部的秩序、动摇同志们立场，以达到破坏革命，消灭武装。
当局不惜耗费数百万元供资反共宣传，供资提供情报等用途。
他们还图文并茂的贴和散发通缉传单还呼吁“提供情报可获尝金”。
提供情报导致逮捕或劝降安排一个武装分子投降，将可获得1500元至20000元赏金不等。提供情报导致一个武装分子被击毙，也可获得1500赏金不等。密报者也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写信投诗巫邮政信箱5000号。这种赏金对私欲熏心的极少数人有点作用，在面对同志牺牲之际，我们通常会“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我们通过开展战斗或锄特行动，以抵消对方的威风，长自己的锐气。
政府还对在《谅解备忘录》出来的前同志进行了动员，要他们签署一项联合声明、对坚持武装斗争的前同志发出呼吁：
其内容如下：
“在拉让江保安区，我们前北加人民军成员共有265名，先后於1973年尾到1974年初接受首席部长拿督巴丁宜哈志阿都拉曼耶谷和前北加人民军黄纪作先生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精神与条件而停止武装斗争，走出森林，重返和平合法的社会里。
所有接受《凉解备忘录》条件而重返和平合法社会的我们，皆被政府安排在政府所租的住所或政府公务员宿舍里及得到政府多方面的照顾。在政府办理好登记手续及克服其他客观的困难后，我们的265位已有181位先后从1974年11月2日起，分批回返家园过着一般公民的正常生活，而其余的84位因职业的问题仍待解决。在他们的申请下，政府当局已允许继续给留下的朋友们给予照顾，直到他们寻到适当职业后，随时回返家园，这证明政府在克服各方面困难后，尽速履行《谅解备忘录》的诚意。依据《谅解备忘录》精神，我们将毫无疑虑，并保证身为马来西亚公民的我们，我们将效忠我们最高元首与国家，同时我们也尽公民的义务与享有公民的权力。
我们衷心感谢许多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对我们的真正和善、凉解、欢迎与爱戴，我们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使人们做为医治粗暴而弥补裂痕，消除歧见的良方。
同时，我们也希望这种友谊的发展将能促进民族和人民的团结，促进国家的繁荣。我们决心在国家的五大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支持首相敦拉查的中立外交政策，积极支持发展和巩固马中建交与友谊，积极支持首席部长把本州建为模范州的宏图大业，努力为国家为人民谋求福利。
我们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新兴的小国。它处在目前世界经济严重危机的局势下，须有一个和平的局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国家经济，但还有一部分仍留在森林里的朋友一游击队员，因对政府缺乏信心和一时不能打消他们的许多疑虑，没有和我们一起接受《凉解备忘录》的条件出来。我们感到疑惑，我们在此恳切希望和吁请他们能够对我们出来后一年的实际生活与其他情况，会得到充分了解与消除疑惑，努力跟当局通过和平解决问题。同时也希望政府在这方面亦仍然继续作出努力。
我国全民都渴望能够早日得到和平，让我们大家不要令广大群众失望而与群众背道而骋，从目前情形发展看来，实现这个和平所面对的困难不幸似有增多，不过我们认为，只要仍留在森林里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察对政府建立信心，打消现有各种长期思想疑惑，重新考虑接受我们和群众的恳切呼吁，早日走出森林，参加建国行列；另一方面，也希望政府根据现有的民主精神，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争取团结各方力量，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主，相信全面和平与繁荣，势必尽速实现。
最后，祈望大家珍惜过去十年来痛苦战乱，而经过前年10月在首席部长和黄纪作先生，通过桌面上和平解决所不易达致的现有基础，并愿大家为实现本州全面和平而积极的努力。
拉让江保安区全体斯里阿曼人士启
1975年8月15日
革命斗争走向新的转折，同志们面对更大的困难与压力。但跟第一省留下的同志对比，拉让江地区面对虽然有共同性的问题，但由于留下的同志较多，领导力较强，同志们的革命斗争与积极性较高，而且有较大周旋面积，还有一定数量同情支持革命武装斗争的群众，偶而还有个别一些青年来参军，日子还不是那么难过。
然而，1973年“毁枪出人"之后，我们就一蹶不起，革命一直向低潮下降滑溜。尽管我们为了坚持正义和真理，倾全力力挽狂澜，试图扭转局面，但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我们只能默认，时势造人，形势比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