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附录十六：强烈谴责反动当局的恐怖主义行径

附录十七：1973年“斯里阿曼”和谈

 

 

 

(附录十六)

强烈谴责反动当局的恐怖主义行径

     自从1976年9月江海佳同志牺牲以来，敌人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搞反革命的“恐怖主义”宣传。敌人残无人道令人发指的在我们可敬的烈士尸体上进行蹂躏摧残，用刀乱砍全身，砍得血肉模糊；有的同志尚未断气，活活被折磨至死；有的女同志衣服被剥得精光，乳房被割掉；特别是头部，敌人故意把头发搞得蓬乱乱的，在脸上搞了许多疮孔刀痕，血迹斑斑，惨不忍睹。然后把它拍

摄下来寄到报馆去，或印成传单多次四处散发或到学校等地去展览，进行“恐怖主义”宣传。

     我们藐视敌人这一卑鄙无耻的伎俩，对敌人的这一残暴行径，我们表示最强烈严重的抗议！

     敌人在我们烈士的尸体上搞“恐怖主义”，其包藏的恶心，不外是搞恐怖气氛，以显示“恐怖分子”之“恐怖”，显示干革命的人死之恐怖，能儆戒后来，慑其淫威，俯首贴耳地任其宰割、奴役。我们正告敌人：你们这些既愚蠢又怯懦的家伙，搞了这点“杰作”，众人就为“死”或“死之恐怖”所慑而软了手脚，就会屈膝投降了。这只能是痴心妄想，除非死尸能行走。即使“下一个就是我”，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可怕呢？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干革命不用死，真正人民战士无须为了活命，而向你们低声下气，乞求你们的“慈悲”。历史事实一再证明，革命者是杀不绝的，革命人民也吓不倒的；而相反，靠杀人起家、靠刺刀苟延残喘的反动政府没有一个最终不完蛋，杀人越多，完蛋就更快。在我们被剥削人民与革命者看来，反动派杀人绝不是胜利者，在死尸身上“显神威”，更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卑鄙无耻！软弱无能！

     谈到“恐怖”问题，在人民群众看来，革命者一点也不恐怖，你们青面獠牙，杀人吃人，才是真正的恐怖。也许在你们面前，我们是恐怖分子，可以理解，有了我们“恐怖分子”的存在，你们就不能自由自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我们就要夺你们的权，要革你们的命，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怖呢？我们就是要做你们的恐怖分子。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破坏毁灭我们烈士的死尸，但永远也破坏不了烈士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的革命品德。你们会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是“残暴”、“无人道”的名称，更加脱离群众，不得人心，悲愤和仇恨更加在我们胸膛中急剧升腾。我们同志虽然丧失生命，即使死尸残缺不全，甚至骨肉也找不到，那又有什么不幸呢？反正为革命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比泰山还重，死了流芳百世；而相反，你们丧失了比生命更多的东西，你们虽然活着，就像死了一样，你们早已被人民摒弃了。

     敬爱的同胞们，我们共产党人、革命者为了祖国的独立解放，为了各族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准备献出个人的一切，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不愧为北加最优秀的儿女，我们爱祖国、爱人民有什么罪？我们难道非罪该万死不可！？我们牺牲了敌人还要破坏摧残死尸？！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没有一点人性！我们号召广大同胞们一致严厉谴责与抗议敌人这一法西斯手段，更激起对敌人的愤恨，对同志与革命事业更加同情与热爱，这样才能对得起在我们前头英勇牺牲的烈士，使他们含笑于黄泉。

     干革命要流血牺牲，我们就是敢于正视这个血淋漓的鲜血，我们为能够承担这种牺牲感到无限光荣与自豪。我们深信，革命总是前赴后继向前发展的，由于我们所付出重大代价，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世界走向进步，走向光明。总之，先烈的死，是为后来人的幸福铺平了道路，我们应当更奋发而前行。

     最后，我们再一次正告敌人：你们欠下的血债，总有一天要算总账的。你们疯狂的迫害我们，在烈士的死尸上搞“恐怖主义“，只能自食其果，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1978年

 

(附录十七)

1973年“斯里阿曼”和谈

—王连贵

(一)“和谈”的形式

     1973年10月10日，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黄纪作，写信给砂州首席部长耶谷，表示和谈的意愿。10月13日耶谷收到黄纪作的信。10月19日黄纪作和黄纪权等四人到达成邦江。10月20日开始谈判，并签了“谅解备忘录”。10月25日第一批纪作身边的同志开始放下武器撤出。

     黄纪作早期是砂盟的中央委员，以及之后成为北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导人，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不顾，去和长期激烈敌对的敌人谈判，可以不必经过与其他高级干部的集体讨论决定，在没有和西部主要领导林和贵，以及东部主要领导洪楚廷的商量，就自行采取这么重大的行动。这样的谈判形式是不可思议的，不论谈判的原因是什么，不论其结果怎样，这样的谈判形式是绝不允许的，在组织原则上是错误的，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再说，谈判仅仅一次和一天就签订协议，太轻率了！

     照理一个组织的这么重要领导人的这么重要的一种主张和决定(与敌人谈判)，一定首先在最高层组织中进行反复谨重的研究，方可做出决定。如果集体决定要谈判，也得经过多次和相当时间的谈判。

     即使黄纪作是以个人身份出去和政府谈判，也由于他在组织中的极重要地位，也会因而对组织产生巨大影响，也是不应该的，何况他以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的身份，就更加不应该了。

     所谓的对某个中央领导人没有信心和不信任，以及跟其他中央领导人联络有困难等等原因，因而自作主张，私自行动，搞个“米已成饭”、“突然袭击”，这未免太过不尊重其他领导和其他同志，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难免被人怀疑为借口之词。

 

(二)“和谈”的时机

     革命过程中，与敌方举行公开或秘密的谈判是允许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谈判比较恰当。

     1973年10月，黄纪作与耶谷政府举行的和谈时机会恰当吗？

     第一，当时黄纪作个人的处境

     黄纪作与林和贵1972年开会分手后，便准备倒回第二省，要去第三省与洪楚廷会合，路途中曾与敌兵驳火，并牺牲个别同志，加上敌情紧，到接近成邦江时，派黄赛莺、范国强等七位同志去与第三省同志联络，又有同志牺牲和被捕，连黄也意想不到投敌。在这样的处境下，黄纪作出去和敌人谈判，不能不令人对他产生各种怀疑，例如怕死、摆脱个人困境，等等。加上在那之前，他领导下的第二省国内和边区的武装斗争，都面对一系列的挫折打击，已走向低潮。

     第二，当时国内革命形势

     1973年，砂拉越革命组织还是坚持争取砂拉越独立，进行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和革命战争。
     1973年第一省武装斗争形势还好。第一省边区武装斗争失败，以及第一省内遭内奸破坏后，1968年林和贵等同志回国整顿，恢复工作后，经过几年的奋斗，到1973年武装部队已经发展到约四百人，成立了六个中队，非武装和地下工作也都有相当的恢复。从上到下，没有人想放下武器和政府谈判的问题。

     1973年第三省武装斗争形势也还好。自从1968年开始建立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后，第三省革命斗争也从低潮中恢复过来。到1973年三支武工队人员已经发展到四百多人，非武装和地下工作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从上到下，也都没有人想放下武器和政府谈判。

     狱中同志在极端不自由和残酷的迫害下，仍然有几百人坚持斗争和革命，甚至还准备越狱和准备把牢底坐穿。

     黄纪作领导的第二省武装斗争确实遭到很大挫折，从高峰时的近百人的部队，到1973年仅剩下约20人。

     总之，虽然国内武装斗争面对局部的挫折和遇到不少困难，然而大体上还是处在发展和高涨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时候，提出全面停止武装斗争的和谈，很显然是不恰当的。

     第三，当时的东南亚武装斗争形势1973年是东南亚各国人民武装发展比较高潮的时期。马来亚人民解放军的多支突击队，纷纷南下，在国内的几个州，不时开展战斗。

     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等国的人民武装斗争也在蓬勃发展。尤其是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正打得烽火连天，取得巨大的胜利的时刻，根本没有和谈的气氛。

     从当年黄纪作个人的处境，以及当年砂拉越的武装斗争的形势，和当年东南亚各国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好形势看，1973年和谈的时机是不恰当的，是错的。

 

      (三) “和谈”的内容

     1973年黄纪作与政府的谈判内容是，“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和平建设”。黄纪作私下也是主张全面停止武装斗争，出去搞和平斗争。后来经以洪楚廷为首的第三省领导的反对，才改变原来主张，同意“出多留少”。

     由于砂拉越是马来亚的殖民地，而且不论是砂解放同盟还是北共，都是坚持争取砂拉越独立的。因此，任何反对原来宗旨，站到对立的主张和行为都算是背叛，都是错误的。

     因此，在1973年的“谅解备忘录”下出去，而放弃原来宗旨、赞成大马的，都是对自己原来立场的背叛。“出多留少”由于有留下部分继续坚持反马独立斗争，所以没有完全错；坚持留下武装斗争者没错；出去而继续原来宗旨者，不站到对立面者也没错；而走第三条道路者，则另当别论。

     (四）“和谈”的影响

     从1973年10月21日黄纪作签署“谅解备忘录”到1974年7月4日的8个多月时间里，第一省出去者305人，第三省出去者265人，总共570人，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第一省52人，第三省122人，总共174人。就是说我们的武装力量损失了约百份之七十六。这无疑是个巨大削弱和打击，至于对革命士气的打击，那就更难以估量了！

     和谈后，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监牢战线，没有了。长期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所受的打击之大，难以形容，其对革命造成的损害，不言而喻。

     至于和谈对广大革命群众，更是不可理解，产生对革命的不利影响，可谓至深且巨。

      对国际革命也会产生少许不好影响。

     和谈的最大收获者是政府方面。在短短的时间内，不费一枪弹，只花少少一点钱，就极大削弱了其对手，不论是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包括心理战方面）的进攻，政府在和谈后，对继续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疯狂的进攻，都是前所未有的。

     实践证明了，和谈对砂拉越革命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和谈极大的帮助了敌人，和谈大大提前了革命低潮的到来，和谈加速了武装斗争的失败。

     实践也证明，和谈并没有实现搞非武装斗争的承诺。今天，马来西亚政府也还不允许完全放下武器的马共搞非武装斗争。由此看来，远在1973年要全面停止武装斗争，出去搞非武装斗争，只能是一种不实际的幻想。

     当然，由于有了《谅解备忘录》和“出多留少”的政策，出去的同志避免了背叛徒、逃兵的包袱，有的同志还有了解脱的出路，部分群众也避免了被进一步镇压和得到解脱，这也是事实。

     总之，人们可以从和谈中吸取很多经验教训。

      (五)“和谈”的原因

     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曲折，这是任何国家和革命组织所不能避免的，而1973年和谈是砂拉越革命过程中一次较大的曲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由于和谈是由黄纪作提出的，并未经与其他领导协商前已签下《谅解备忘录》，所以黄纪作应负首要责任。至于纪作为什么会去和谈，根本原因应该是他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方法决定的，因为同样
一种客观环境，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意识和方法去面对，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客观的原因是，纪作当时所面对的处境和之前所面对的部队内部情况和群众情况，以及敌情，等等造成。

      第二，其他内部原因

     黄纪作首先找到黄纪晓，纪晓不但没有反对，而是积极配合执行。假设纪晓坚持反对立场，甚至抵制，那纪作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或者纪作即使坚持和谈，影响会不会不一样呢？因为纪晓当时是北加人民游击队的总司令，西部的重要领导人。

     之后，纪作又找到第三省领导黄理生，以洪楚廷为首的第三省领导，当时虽然反对全面停止武装斗争是对的，然而却提出“出多留少“，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还是较快的配合了黄纪作的行动。

     林和贵当时对纪作的和谈，在主要干部中进行批判，而他自己却没有坚定的立场，采取见机行事的态度，加上他的某些严重缺点，造成他对干部和战士缺乏凝聚力，而造成在关键时刻的众叛亲离。最后，甚至在文铭权公开批判和谈的情况下，他仍然出去，这显然是不对和不应该的。

     当然，如果当时除了主要领导以外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水平更高些，局面也可能较好些。

     身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文铭权，由于长期在中国，极少与国内联络，不可避免的也应该负他所应负的责任。

     第三，政府方面，除了长期军事镇压外，同时重视政治攻势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当时耶谷的政治手段的圆滑的配合。和谈是双方的，单方面构不上和谈。

     第四，我们的群众基础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六)其他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假设纪作1973年没有出去和谈，而是按照原先他和和贵开会计划的，他和纪晓到第三省结合，争取建立鲁让根据地，结果会怎样呢？如是这样，第三省武装斗争很可能提前向第四省发展，甚至有可能向沙巴发展，以及重回印尼边区发展。第一省方面也可能重新向印尼边区发展，砂拉越的武装斗争就不至于在1973年遭受重大挫折而提前倒退，还有可能砂拉越的武装斗争再较好的坚持多几年，给敌人更大打击的，如到时需要和谈，才有计划的组织代表团之类的进行和谈，结果应该会较好。

     第二，有一种说法认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武装斗争也是不能坚持，也是失败走不通，因此1973年的和谈放弃武装斗争没有错。

     1973年和谈后，武装斗争继续坚持了16年，还是失败了，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能用来做为证明，当年和谈停止武装斗争是否正确的根据，因为16年前与16年后的国内外形势与武装斗争形势，有
了很大的变化和不同。和谈16年后的1990年，武装斗争失败了，当年不利的国内外形势造成武装斗争的失败。然而1973年和谈时的国内外形势，对武装斗争还是比较有利的。当年我们的武装斗争总的方面还处在有利的高涨时期，东南亚各国武装斗争也正蓬勃发展。

     再说，纪作在第三省领导反对全面停止武装斗争而主张“出多留少”后，也改变原来的主张，赞成大部分出去搞非武装留下少数坚持武装斗争。

     我以为，看待历史，应客观的、具体的、社会的、发展的进行分析。现在行不通的，不等于过去也行不通；现在行不通的，也不等于将来也行不通。事物总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第三，有一种说法认为，1973年和谈减少了部分同志的牺牲，似：

      乎和谈不仅是“对”的，还有“功”。

     如果站在个人立场讲，这不但是事实，而且应该感谢和谈。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看，这种减少部分人的牺牲，却带来给革命巨大挫折和牺牲的代价，甚至取消了革命。这对革命应该是不对的。

     再说，为了一时减少部分人的流血牺牲而使革命道路更加曲折和遥远，所造成的牺牲损失是难以估量和更为巨大的。

     再说，战争就是要流血牺牲，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是战争的本质。从古至今，那有不流血牺牲的战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减少战争中我方的牺牲，尽可能的多消灭敌人，是军人的责任。保存自
己，是为了消灭敌人，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减少牺牲，如果是因为军队指挥员自身的怕死或怕队员的牺牲而向敌军投降，这无疑是不允许和不对的。一支军队被敌军包围，为了避免牺牲而举白旗，从来就是不对的。军队是绝不容许投降的，如果允许投降，这支军队就必败无疑。

     要革命就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要进行革命战争就要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没有牺牲，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害怕牺牲就不能革命，害怕流血牺牲，就不要进行革命战争。当革命者被迫改变斗争形式时，被迫采取武装斗争时，你害怕流血牺牲吗？你只能放弃革命，甘当奴隶。当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的军队入侵时，这个国家的政府由于怕流血牺牲，不进行反侵略战争，对吗？除非甘当亡国奴。

     为了正义，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流血牺牲，从来就被认为是光荣的，马来青年英雄罗斯里·多比的斗争没有成功，失败了。然而他的流血牺牲仍然是光荣的，有意义的，仍然是英雄，永垂不朽。害怕流血牺牲，而放弃革命立场之举，不值得宣扬。

     (七)结语

     像砂拉越这样处在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落后小岛国里，要进行革命斗争，尤其困难曲折。因此，在斗争中犯错更难避免。我们不必回避错误，应勇于面对现实。

     世界上从来没有没有缺点的人，从来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尤其是那些干大事的人，当领导的人，更是如此。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