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二章：成长 1
加拿逸人联党支部成立；派报纸；参加学习小组；
创设条件锻链；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大哥被迫出走；
接受考验；参加砂拉越先进青年会
第二章：成长
加拿逸人联党支部成立
1960年，大哥和加拿逸一批年轻人开始积极的活动，在城市与乡区间向群众宣传、招收党员、参加学习等。有时就留宿在外。
1961年4月9日，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加拿逸支部成立。大哥带我去参加。当晚各族群众几千人把加拿逸市区两排店屋中间的道路塞得水泄不通，特别是外地来的几位领导人慷慨激昂的演说，“砂哈地”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第一次在我的心里产生极大的鼓舞和感动。
支部成立后，大哥他们更加频繁活动，组织歌咏团、开会、出外宣传、组织劳动队等等，每星期都会帮一户农村群众拔草、采胡椒、铺路或修桥等义务劳动。有一次十多位男男女女到我家砍草，大哥交代我煮了绿豆汤送到芭里去慰劳他们。看到他们边唱歌边割草，欢笑声不绝于耳，心里既羡慕又敬佩。
如果在我家里开会，大哥会安排我到楼下放哨，如有人经过我家，我会大声和他讲话以便提醒楼上的人们注意，我每次都很乐意很尽责地去完成哥哥吩咐的任务。
派报纸
诗巫民众报一出版，大哥就负责加拿逸郊区的派报工作。后来他因经常出外做群众工作，便交代我去派送报纸，每天下午，我骑著铁马到市区代理处拿报纸送到小港、帮东马尼、丁加沙和鲁国四个乡村的订户家里去。
1962年12月8日，我刚派完当天的报纸，傍晚听说有“号外”，于是又到代理处去拿报纸。原来是汶莱人民发动武装起义的大新闻。虽然不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但从兄长们口中我知道那是汶莱人民反对英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汶莱独立、受到英殖民当局一再刁难、欺骗而被迫进行的武装反抗的英勇行为，是正义的！
参加学习小组
1963年的一天，大哥通知我:“明天下午两点到党所，有人找你。”日盼夜盼的一天终于来到。第二天，我准时来到党所，何、林两位女同志已先到。她们高兴地与我握手后，何同志作了自我介绍后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组织上决定吸收你为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的会员……”拿出一份油印的章程和严密细则，逐一给予解释说明。最后决定下次集会的时间和地点为了严密，上级要我取个别名，我取了约翰作为内部名字。
第二次组会时，增加一位汤姓男同志及一位刘姓女同志为一组。由何、林两位同志领导学习。这段期间，我们学习的书籍主要有《怎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怎样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修养书籍以及看了许多中国出版的英雄故事丛书、漫画、连环图和报纸等。
有一次组会我迟到了十分钟，何同志批评说：“我们的组织必须有铁的纪律，如果每个人都自由主义、松松垮垮，怎么能够战胜敌人？”从那以后，每次组会我都提前到达。
又一次组会，何同志问我：“你有把参加学习的事情告诉别人吗？”我说：“没有。”她说：“你没有讲老实话，我们的组织是地下组织，必须要做好高度的保密工作，否则，万一泄露给敌人，就可能被逮捕，给革命造成损失甚至造成革命的失败……”我被批评得莫名其妙，想解释但一想“〈怎样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书中不是教导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一段时间后才知道原来问题出在姐姐身上。
当时，姐姐还未参加学习小组，但她也喜欢看我的书特别是英雄故事，我就让她看。看到感动的内容，就讲给与她一起学裁缝的好朋友听。而教她们裁缝的师傅正是何同志的亲戚。
创设条件锻链
从我家到市区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多片树胶芭，每片树胶芭都有一住户；另一条除了经过一个马来村庄外就是一座墓山及几片没住户的荒芭。
组会多数利用晚上时间，走芭间小路心里踏实得多。为了创设条件锻链自己，故意选择走墓山那条路。走到墓山之前，心里开始紧张，有月光的夜晚，总觉得有个人影跟在后面，回头看又没有，没有月光的晚上，路上漆黑一片，总觉得有脚步声跟在后面，走得越快，这脚步声跟得越紧；慢走或者停下来听，这声音也没有了。思想上告诉自己：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这只是心里作怪，要下定决心，要人定胜天，革命者要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有时实在压力太大了，拿出手电筒乱照一通。心里责备自己说:你斗争失败了!要勇敢一点！
组会上，检讨思想时，领导同志说，这就是封建时代残留的怕死、怕鬼思想。马克思主义主张无神论，世上根本就没有鬼并鼓励我继续斗争。经过多次的斗争，终于可以淡定地走过墓山和荒芭了。
反对新老殖民主义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坚决反对英殖民主义统治，争取砂拉越独立的斗争获得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马来亚联合邦总理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亚、星加坡、砂拉越、沙巴、汶莱五邦联合成立马来西亚联合邦计划，同样遇到人民的强烈反对。认为我们砂、沙、汶三邦要先行独立后，再议成立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事。人民认为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手泡制的新殖民主义产物。
加拿逸一批年轻人也纷纷走入农村，召开群众大会和拜访家家户户进行签名活动。有一天，大哥等人召集坡中二十多人在我家开会，开完会号召大家签名，我、姐姐和老爸都签了名，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签名，心情很激动。
参加学习小组后，我也参加几次贴标语活动。我把写好的标语插在香蕉树杆上放在拉让江上让它顺水飘流；把印好的传单送到农村的每户散发;拿著红漆到有桥或公共建筑物写上标语、口号等。
1963年的一天晚上，学习小组成员都接受了贴标语任务。凌晨两点正分头在各自的地段贴标语，我负责马来甘榜及邦东马里坡的中段。汤同志负责加拿逸市区。第二天早上八点多，见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经过我家门前，东张西望。我心里暗暗高兴，知道一定是到处贴了标语后警察来巡逻了。
傍晚听到坏消息了。汤同志一个董姓下属凌晨刚贴完标语回到住家却被警察跟踪到家，当场搜到红漆和沾有红漆的衣服，董同志被捕了。
几天后，董同志虽被释放，但敌我斗争形势明显加剧。加拿逸人联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也受到被逮捕的威胁。据说，当时组织上已有提出“非法隐藏”的政策，以让那些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入农村或出外工作，以免被逮捕。加拿逸的政治高潮局面开始下降。
不久后，我们三人学习小组改组。我的组织关系转由邻居李叔叔的三女儿负责。姐姐如今也跟我同一组学习。
大哥被迫出走
1964年初的一天晚上，大哥组会结束要回家时，发现有一特务跟踪。他机灵的摆脱跟踪后不敢回家，直奔后山官姓下属的家。第二天早上托另一位黄姓下属通知我和老爸。
大哥在官同志家住了（躲了）一个多月，之后又转到堂叔家住了（躲了）两个月。在老爸和诗巫堂兄的安排下，秘密转到泗里街堂叔店里当店员。
同时期，加拿逸人联党的大多数年轻干部也纷纷出外“工作”，少数转入地下，公开政治运动的高潮明显的转向低潮。
不论是“出外工作”还是转入地下，都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始终相信他们都还坚持革命的，只是斗争方式不同而已。几年后，我才知道，那些“出外工作”的同志，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收不回了。
大哥的被迫离家并没有影响我和姐姐的情绪，反而更激起我们的斗志，认为这是革命斗争过程不可免的代价，是敌人对我们的迫害。在姐姐的全力支持下，“当家”的责任落到我的肩上。我们一起努力工作，共同负起照顾老爸的责任。
大哥出走，引起老爸的担忧。有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在房间里看书，老爸走了进来，抓起桌上的书本丢向窗外。嘴里骂道：“你哥哥都这样了，你们还不怕?”看到我们出去开会，他也骂道：“死到临头了，还不懂得怕吗？”
老爸是个有正义、明理的老人。他知道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业，是好的事情。一小段时间后，他再也不干涉我们学习，只是不时提醒我们要小心。
接受考验
李同志领导我们学习时，更加重视思想改造。除了反复学习人生观等修养书籍和刊物外，也学习许多中国出版的英雄故事，如《刘胡兰》、《董存瑞》、《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及《红岩》等等。我们还得做笔记、写心得，还被要求写日记。每月写一份思想报告，检讨克服不正确的思想。
有一天，李同志对我说：“这里有一铁罐（五斤庄饼干的铁罐）很重要的东西，你要把它安全的送到小港（又叫拉南坡）江同志那里。”
从我家到小港有一条自行车可以走的泥路，只须20分钟的路程。但要经过警察署和市区街道。当时政治部和特务相当注意地下活动。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从芭间小路走。腰间系一把“巴兰刀”，装作去胡椒园的样子。走到班东马里与小港交界处的荒芭地段，花了近两小时用刀砍“路”才把那“重要的东西”送到江同志手里。
参加砂拉越先进青年会
1965年初在另一次组会上，李同志对我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考验，你的表现很好，决定提早吸收你为‘O’员，希望你成为‘0’员后，处处都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O”究竟是什么组织?我不知道，也不敢问。李同志说了：“这是当前最高级的一个组织。”从报纸上经常看到敌人称地下组织叫“C.C.O”（意指共产党）。“0”会不会就是共产党C.C.O的简称？唉！不管它是什么组织，反正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我一定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学习了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简称O）的宗旨和严密细则，仍然解不开上述的疑问。这个美好的误解一直到1971年领导上宣布吸收我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员时才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