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四章：八年警卫队工作 5
智取卡宾枪；卫队工作；“3·2”伏击战；斯里阿曼行动；
8·22起义
智取卡宾枪
杀敌夺武政策落实几年来，OMT单位打了不少仗，可是只夺得一支手枪，步枪还没著落呢。非得突破夺武之关不可。
这是当时全单位上下普遍的想法。
于是一支由五男一女组成的临时战斗组出发了，专寻夺武的战机。首先，我们来到一座长屋找战机。
“听说，个别敌兵常到长屋活动是干嘛的呀？”一个战士问道。
“还有好事？找女人呗。”另一个战士应道。
“哼，今天就叫他当上风流鬼。”又一个愤愤地加了一句。
“你们看，长屋的这一边给小河包围了，另一边又是群众路，屋前又是拉让江，不好找埋伏点呀。”女战斗员红坚说。（原名雷月梅，加拿逸比带坡人是必公民运组组长，这次缴获战区是选在她的工作区内展开。她不仅是情报提供者，也是战斗小组的响导）。
“是呀，整天埋伏，难保不被人发现。”又一个说。“这样吧，听说士兵大多数是下午三、四点时来，那我们就采取突击方式，下午埋伏，傍晚撤跑吧。”指挥员终于做了决定。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这天下午才进入埋伏点不久，一艘弦外摩多船在长屋的码头停了下来。好家伙，满满的几十个士兵，随便放他几枪都能打死几个。可是敌众我寡，难于缴获，还是放过他们吧。
于是指挥员决定向第二个目标出发。这是一户卖酒的华族群众屋子。
连夜赶到了目的地，伏击点也布置好了，黎明已接踵来到拉让江。
卫队工作
“同志们，大家都很疲乏了，据了解敌兵多是下午来的，早上大家争取时间好好休息，下午进入埋伏点。”指挥员下达命令。
早上十点多，一艘军用短船突然停在码头，两个敌兵匆匆上岸。
“快，快起身，敌兵来了!”站岗的同志满头大汗地把大家从梦里唤醒。
“快进入埋伏点。”指挥员当机立断。
可是没等同志们动身，那两个敌兵肩扛M.16枪，手里提著两瓶酒匆匆下船走了。
“实在可惜，错过了这难得的好机会!”一个战士喊道。
“真是岂有此理，去那边长屋玩女人，又来这里喝酒，这些家伙真是荒淫透顶。”小八路火了。
“这样吧，觉不睡了，马上进入埋伏点。”得到了教训后，做出了新的决定。
可是两天过去了，敌兵不来，水倒来捣蛋了。
江水不断暴涨，眼看伏击点就要被淹没了，只好暂停埋伏。
过了几天，潮水退了，战士们又喜孜孜地回到埋伏点。安知，一只该死的狗却闯了进来，还不停地狂吠。
“糟啦，快撤离这里，不然屋主跟来就暴露啦”。
丧失了一个好战机，带著悻悻然的心情，大家一边走一边细思量:要到那里去找寻新战机？
当经过先前那长屋附近时，一阵挂尾车声由远而近。“说不定又是敌兵来了。”一个战士说。
“好，我们突击埋伏，去上次那个埋伏点。”指挥员表了态。
可是越过了群众路丈把宽的小河拦住了去路。两个同志下意识地脱衣服，准备下水。
“这是战斗，时间就是胜利，不必脱衣服了。”胖同志说著“噗通”一声先跳下水，其他的一个紧接著一个也跳了
下去，一只手高举起枪支、吊带，另只手奋力划水泅渡过河。一上岸，拖著满身的水冲向树林。一看，又是太慢了，二艘敌兵用的绿色长舟停在码头边，人却不知哪里去了。同志们只好耐著性子等著。
过了半小时，一个敌兵手提轻机枪走下码头，可是他前后有好几个群众。
“打吧！”有的战士手痒痒的不耐了。
“不行，会误伤群众的，再说长屋里情况又不明，再等等吧。”指挥员说。
又等了近两小时，天色暗了下来，还不见敌兵下来，同志们只好撤离。
一个多月的奔波劳碌，失去了两个好战机，四次突击又不成功，战斗组同志这时感到特别累，拖著疲乏的身子去联系群众，打算处理好其他事情后就“班师回朝”了。
就在这时，一个外地来的群众捎来一个意外的讯息，据说卢仙市有个华裔敌兵（而且曾当过特务）带枪回家度假，已经好几天了。这真好比是注了一枚兴奋剂，什么疲劳，气馁全扫光，战士们精神百倍，火速赶到此地区做更深入具体的侦查和部署，虽然这里已超出了指挥部指定的战区范围，然而机不可失，失不复得呀！
要开展战斗，首先必须设法通知这里的民运组同志转移。于是，在群众的积极协助下，红坚同志连夜前往与民的奋斗，一切准备就绪。 运组联络，其他同志分头准备必须的物质。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斗，一切准备就绪。
第二天夜深时刻，由群众当向导出发了，当队伍到达该敌兵（特务）住家时，已是凌晨四点了。
经过侦察，证实特务还在蒙头睡大觉，指挥员于是决定就地潜伏，等待时机。
天刚蒙蒙亮，特务家的后门开了，一个中年妇女出来搬烧火柴。
“同志们，准备，上!”指挥员手一挥，发出命令。几个战士抢步上前，这妇女见状转身就进屋里去，战士们随后紧跟进去。
“阿X”该妇女踉踉跄跄奔到其当兵的孩子床前喊他。“嗯。”特务从梦中睁开惺松睡眼。
“不许动！”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啊！”这一惊什么睡意也消失了，就连坐起来的机会也没有，乖乖躺在床上，双手举过头顶。
“把枪交出来！”
“就放在我背后。”说著他侧过身。
一个同志上前一步，一支卡宾枪就到手了。
经过检查，发现这名特务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他不仅让枪支贴身放著与人同眠，而且子弹还上了膛。可喜的是，他警惕虽高，毕竟还差一筹，崭新的卡宾枪和近百发子弹转眼间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同志们日夜盼望，甚至还为之付出血的代价的夺武终于突破了，而一个来月的辛劳，此时已不在话下，高高兴兴凯旋庆功去。
“3·2”伏击战（此文是雁飞报导）
71年3月1日的下午天，一个贼头贼脑的伊班壮汉拉著一个小孩子匆匆走在长屋通往江边小店的小路上。
“是他，家落”路旁山坡上突然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
“注意，不要伤到小孩子，由你一个人开枪。”一个声音命令著。
“砰！”随著一声枪响，血从该伊班人小腿涌出来。“阿盖！”伊班人惊呼一声后，拖著小孩子奋力逃命。
“别让他逃脱，快！”从草丛里跳出两个同志来。“砰！砰！”两声枪响，该伊班人倒地毙命。原来是一组同志执行枪决特务的任务。
该特务罪大恶极，于一年前枪杀我军出色的民族干部一郑金声同志（郑同志参军前是参加竞选的国会议员候选人）。
完成除特引兵任务后，五位同志火速赶去与大队人马结合，于是一行16人马上浩浩荡荡开赴事先选好的伏击点一集河口（Ng.Jih）。
这儿是一丛小树林面向集河，左侧面隔著一丛杂草就是拉让江面了，后面是一条群众路，路面比这儿稍高，离“集”河口往拉让江上游数十丈远处为一群众家码头。
根据地形，指挥员忠耿同志决定，若敌兵在群众码头上岸，就放过不打，而把主力设在集河边，专打由集河水路进长屋的。除外，还另设一狙击组于河口较高处，负责观察拉让江面的动静，同时万一意外发生时，掩护主力转移。
3月2日早上，九点钟。一阵鸣鸣的摩多声由远而近。“哟，敌兵来了。”一个狙击组同志先发现。
“二艘短船一前一后，每艘船上是四个兵。”看得更清楚了。
“咦，船是停在码头，怕是由小路进去，咱们打不上啦。”一个同志泄了气。
可是，只见敌兵与群众指手划脚的谈了一阵，又开船向河口驶来。
“快，快，通知指挥员。”
预定的联络员赶快来通知。战士们一个个听了马上把子弹推进膛里，洋枪还上了拴。
船声越来越近，接著是放慢了速度，要转进河口，哈，不消半分钟，船就将进入火力圈，16比4，4个对1个，又欺它处水里不利，那几把伊宾枪、史登枪还不手到擒来！
正当大家脑子里美滋滋的想著枪杆子时。“砰！”从河口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鸣！”靠近河口的一艘敌船赶紧开足马力向大江下游逃跑，而较远的一艘敌船急忙掉头向江心驶去，一边还胡乱扫了一排子弹。
“砰！砰！砰！”有的同志误以为是指挥枪响，没看到敌兵踪影也跟著放枪。
“敌人已经上岸了！”从狙击组那里又传来新情况。缺乏经验的指挥员听到后，也没有做更深入的调查，就命令队伍迅速撤退。
一场精心部署，眼看就要成功的伏击战，就因为一个战斗员纪律性不强，擅自开枪和误报情况而断送了，实在令人心痛。
斯里阿曼行动
1973年12月，OMT武工队宣委，王连贵收到由必公民运组红坚（雷月梅）和志武（邵火祥）同志送来的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副主任洪楚庭写来的一封急信，获悉北加人民军主任黄纪作已经和敌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惊天动地大事。
王连贵即刻带领六·七位警卫人员，从拉让江北岸混合区住点，日夜兼程的越过拉让江南岸，经南门，亚山港森林，赶到洪楚庭副主任营地，参加紧急会议。
1973年，拉让江流域的武装斗争还处于十分高涨的时期，各支武工队人员还在迅速增加。OMT武工队从1968年不到十人的队伍发展为一百多人的武装部队，（还不包括输送到其他单位的新兵）国际和国内大环境也继续有利于武装斗争。正常的人怎么也想像不到，在这个时候会提出停止武装斗争，转为合法斗争的“谈判”。对黄纪作，我十分怀疑，甚至怀疑他有意破坏出卖革命武装斗争。但因政策和理论水平低，却提不出为什么错，错在哪里的根据。
三天的匆忙会议，制定了「出多留少」的政策，我心里踏实了许多。留下少数，总比全部放弃稳当的多。留下少数，就是留下火种，有了火种，一旦形势转变，星星之火，还可以燎原。革命斗争就还有希望。
回到OMT，领导上忙著执行“出多留少”政策，派出交通员，联络分散于各地的工作队；派出通讯员与敌人，91与其他单位领导联络，处理分批“出去”的日期和场地;安排销毁的枪枝，子弹，等数量；安排谁出谁留？留下来的武器装备；留下来以后的斗争策略以及储藏备战粮食等等。领导询问个人意见时，我说“有人敢于破坏革命，为什么我们不敢坚持革命？……”
从1973年12月底到1974年3月（下游从11月初开始）短短三个月时间，所谓的斯里阿曼行动，敌人不费一枪一弹便使拉让江流域损失了七十五巴仙的武装力量。包括下游武工队四个分区共一百六十人，OMT单位七十九人；以及中游武工队二十二人。合共二百六十一人。（数据源自《斯里阿曼行动始末》一书）
所谓的斯里阿曼行动，实际上是黄纪作一个人以北加人民军主任的名义，私下与政府签定谅解备忘录。政府当局逮住这十年不遇的大好机会，使尽恐吓、欺骗、限制、逼迫、甚至逮捕执行“和平谈判”联络任务的同志，进行秘密审问，企图套取第三省领导对“谈判”所采取的态度。
第三省领导除了与黄纪作私下里达成“出多留少”的政策外，对谅解备忘录，根本没有发言权，指战员们只有以追星星，赶月亮的速度，执行“出去”的权力。
更甚者，执行斯里阿曼行动复员的数百名指战员，绝大多数都被限制自由达一年多两年之久，大部分都被迫录口供，写自白书。“出去的数十名领导干部中，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能转为，或参于和平合法的斗争。这哪里像是“和平谈判”？那里像是“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合法斗争，继续革命的策略？
回顾当年，这纯粹是一条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这惨痛的教训，告诉人们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了革命斗争的兴衰存亡。
8·22起义
经过两年多学习，弄清路线问题。对斯里阿曼投降路线的批判，北加人民军总部向执行斯里阿曼行动。而复员的同志们发出号召，号召同志们重回部队，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称之为「8·22起义」。
76年8月22日，因各种因素，响应起义的人数很少，在 OMT武工队七十九位复员同志中，响应重回部队的只有三人。他们是姚忠共、欧官民及江秀琪。
尽管起义的人数少，但它标志著北加人民军已彻底与机会主义投降路线划清界线，清除错误路线对内部造成的消极影响，坚定不移地继续走武装斗争路线。
北加人民军总部及各支武工队也进行了重组。洪楚庭担任北加人民军总司令兼政委，王连贵为副政委，Ubong担任副司令，温贤定则任总部委员。
OMT武工队改组成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王连贵任政委，黄祥云任支队长，我被委为副支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