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五章:海阔任鱼游，天空任鸟飞 1
离开警卫队；九·一九会议；制作邦督粉；恋爱、结婚；
第五章：海阔任鱼游，天空任鸟飞
离开警卫队
在警卫队，可以接触到各支工作队（组）的同志、可以听到不同地区或不同工作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也可以在短期间内带组外出执行任务或者参加、协助、配合其他队（组）的工作。但缺点是：缺乏较长时间，独立参与实际斗争的机会。
受委为副支队长，意味著我也可以像许多队（组）长一样，带队直接联系群众，相对长时间内独立处理军民之间和敌我斗争的种种问题。
斯里阿曼行动前，OMT单位有一百多人，分散在各自的地区里活动。三、五个月独立工作后，只有一两位负责同志有机会到领导机关汇报工作或接受新的指示。斯里阿曼行动后，人数只有三十多人。除了由支队长带领小部分同志在卢仙以上地区活动，大部分同志都集中在王政委领导机关里，由领导亲自安排工作。每个干部轮流带小组出外执行任务。通常半个月到三、五个月活动后，全部小组人员都倒回领导机关进行休整。
从1977年到1984年，第三支队主要任务是在“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基础上，执行限制森林砍伐斗争、试建国内基地、选择性的联系华族和伊班族群众，搞战备粮，运输粮食，制作邦督粉，准备再次开展第四省工作等等。同志们和我都在配合及协助上述任务的执行。
九·一九会议
1977年9月19日，王政委出席在拉让江中游召开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分局中央会议。我和警卫队同志一起前往。这是斯里阿曼行动后第一次北共第二分局中央会议。通过十八项重要决议，包括：
- 确定以洪楚庭为第二分局中央代理书记，王连贵政委为副书记，温贤定为委员的新领导层。
- 通过了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决议
- 通过了建立国内武装斗争基地的决议
九·一九会议结束后，第三支队在王政委亲自领导下，执行在国内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决议。
要在国内建基地，首先要限制砍伐森林。这段期间，制定了具体的限制外资（外国资本家）、内资（国内资本家）砍伐森林的不同政策。对外资，我们采取反对、斗争的态度；对内资，则采取限制地区和争取捐助武装斗争基金的态度。
国内基地不适合砍光大片森林后种稻谷，而是只能砍小片森林（也不能全部砍光）还需要保留一些树木作为掩饰农作物，以防敌人空中侦察。因此，只能种植蕃薯、木薯、芋头、蔬菜之类的食物。这意味著同志们吃米粮为主的肚子要改为吃杂粮。这对大家都是新的考验。尤其是有胃病的同志，更是一项大考验。
后来，邦督粉制作成功，为基地解决粮食问题起了很大作用。但邦督粉类似硕莪粉，淡而无味，需要靠足够的佐料来搭配。由于基地远离群众区，油糖都缺乏，更不用说其他佐料。最普遍的吃法是煮成浆糊配著杂粮、蔬菜等。吃多了会出现便秘、腹胀、乏力等情况。尤其是患有胃病的同志，考验更大了。后来总结了经验，以邦督粉为主粮时，若能搭配肉类，情况就可以缓解。
制作邦督粉
民族干部小民(黎加文)同志在一次与伊班群众聊天时，偶然间一位老群众谈起制作邦督粉的经验。
领导同志十分重视这个情况并及时安排小民、怀学、青松和增坚四位同志依据群众介绍的方法尝试制作邦督粉。
他们首先把长大但未结果的邦督树砍倒（未长大和结果的邦督树都无粉），锯成数段后再劈成两半。接著用木斧头砍碎树芯（邦督树的树身外壳坚硬，但劈开后里面的芯是软的），然后再把砍碎的邦督渣放进桶里或自制的水槽里。一边冲水，一边用手以洗衣服的方式不断搓洗或用脚反复踏洗。最后将渣滓丢掉，倒干水后就会看到沉淀在桶底或槽底的邦督粉了。
用这种办法虽然成功地做出邦督粉，但很费力气、进度很慢、生产的粉量也很少。
领导同志一有空闲时间就亲自参与工作，后来又加入三民等同志。经过反复改进并总结经验，终于总结出一套适合我们情况的“先进”方法。后来由怀学制作出像群众锯硕莪粉的铁钉板，只是钉较短。
将邦督树砍倒分段后，把它劈成多片（视邦督树身的大小而定）。劈成三角形:尖凸部分是芯，底盘才是树皮（硬壳）。接著，做两个叉形木架，将劈好的三角形邦督片横放在木架上。不再用斧头来砍碎邦督芯，而是以自制的大约三尺长，钉上密密麻麻的铁钉的铁钉板。由两个人拉锯式的对拉，铁钉板很快就能把邦督芯磨成碎状幼渣。
磨过粉的邦督皮是我们建“槽”的好材料。在建好的长方形的“船”上铺上胶布，这就是沉淀邦督粉的地方。在“船头”上，我们照样用邦督皮搭一个箱子，脚踏部分铺上塑料麻袋，安上手扶木条之后就是一个很好的洗粉作坊。通常“船”都是建在斜斜的山沟里，接上多片弯弯的邦督叶梗引水，只要不下雨（下雨水里有泥沙），俩人就能用双脚搓洗出粉浆。等它沉淀后放水，就是我们丰收的时候了。
邦督粉的产量差异很大。一棵树最多的时候能洗出三十多斗；最可怜的时候只有两三斗。在我们活动的区域里，要数乌也、木胶、达岛三河的发源地邦督最“肥”。但产量越高的邦督就越难锯（因其丝很韧，而且一团团地缠在铁钉上），洗的时候也特别难。粉多水浓下不去，“箱子”里总是“涨水”。再来，粉多的渣里特别多“针”，往往脚底被刺得不敢踏下去。
邦督粉制作成功，为基地的粮食自供起了很大的作用。漫山遍野凡是有生长邦督树的地方，都是我们天然的藏粮点。这解决了长途活动、背重行军的困难，也为后来挺进东北解决了民情、敌情不熟情况下，搞粮难、搞粮心中无数且冒险的困扰。从此，凡有足够邦督树的地方，自然就成为我军的天然粮仓。
成功的经验很快传到其他单位。邦督树为北加人民军后期的武装斗争起著积极和鼓舞的作用。
恋爱、结婚
七情六欲，正常人皆有之。革命者是人，自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是，革命者在处理爱情问题时，除了要遵守国家法律的约束外，还须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每个同志都要自觉以革命纪律来要求自己。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相冲突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与不符合革命利益的思想展开积极甚至痛苦的斗争。一旦违反组织纪律，要诚心接受组织的批评或处罚。
革命英雄夏明翰有句名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这是座右铭。
1969年中，我和九位新兵（其中四位是女兵）一起战斗。其中有位女同志和我特别要好。二哥长二哥短地叫个不停。我对她的感觉也很好，加上她是我老爸结拜兄弟的外孙女，所以会比一般女同志关系要亲密些。许多同志都认为我们在谈恋爱。可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才二十岁，长期组织的教育让我认识到革命者找爱人，先决条件是双方立场要一致；彼此思想要相互了解;爱情是需要在共同斗争中经受考验后才建立的。我们认识才几个月，并不适合谈恋爱。
69年底，我被调到领导身边当警卫员。她则继续留在民运组。我们之间还保持书信联系。有时因工作需要，我会到她的营地；有时她也会到领导机关会见领导。空闲时，我们也会谈心，交流斗争心得。72年中，我却听说她已离队。我的第一感觉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从1968年底，第一次和红坚同志一起战斗。后来我参加警卫工作，她参加民运组工作。70年底又和她一起随领导到民族混合区锻链。警卫队成立后，也多次与她所在的民运组结合。特别是低潮以后，我们也多次一起战斗或执行任务。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对领导的诚挚感情、对思想改造的积极性、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令我产生深深的敬慕之情。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十分有默契。明显也可以感觉到她对我也有同样的感情。对爱情我们也有共识：革命还处在困难时期，个人问题可以放慢考虑。
1975年4月5日下午三点多钟，红坚同志接受领导安排，带著学恩和怀学同志一起执行联系群众、了解敌情和运粮的任务。与她握手告别时，我提醒她：“敌情不明，你们要提高警惕哟。”她爽朗地回答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坚持同志（比我们更年轻，也是我们一起带她参军，参军后又在一起战斗）都在我们前头牺牲了……”带著微笑离开了。
他们一行走到预定藏粮点附近时，已发现敌军刚搜过不久的痕迹（树胶根被踏过时流出的胶汁还没干），于是他们潜伏在附近观察动静。到晚上十点，他们都没发现任何动静。他们决定去拿粮食。学恩同志叫红坚留在后面，等他和勤同志先到粮点，确定安全后才过去。可是红坚同志却说：这是她和群众找的粮点，她熟悉，坚持要和学恩同志走在前面。当她举起手电筒，学恩掀开盖粮的胶布时，敌人的枪声响了。学恩同志受了重伤，红坚同志失去了踪影。
红坚同志牺牲了。党失去一位好女儿，我失去了一位知己。心里虽然难过，但她的一言一语，高尚的形象，鼓舞和激励著我。是的!许多革命先烈（包括坚持同志）都在我们前头牺牲了，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呢？
1977年，我向领导提出申请，与青松建立爱人（恋爱）关系。很快得到青松同意和领导的批准。我与青松第一次见面始于1970年她调到警卫小组担任卫生员时。七年来我们关系都很好。七年多的互相了解，共同战斗，终归是有缘从战友变为亲人。
1979年2月2日，我们在乌也河尾一片生产地（又称为国内基地）举行婚礼。
婚礼仪式十分简单，没拜天地，也没拜祖先，就在政委王连贵主婚人面前签下“结婚证书”。之后，接受同志们的祝福，吃结婚“晚宴”。晚宴的菜肴也十分简单：三样生产地出产的青菜（生产地刚开发不久，农作物只有青菜已出产）加上一碗山鸡肉和米饭。山鸡是前两天设陷阱抓到的，同志们特意留起来当婚宴的上等菜。
主婚人宣布新婚夫妇有三天假期（不必参加劳动，不必参加站岗），但我们选择放一天假就参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