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二章：西加华人村社制度的兴起 2
第4节：为保卫村社制度反抗荷兰殖民者
1792年三发苏丹获得东印度公司的协助，打败了喃吧哇土王扩展势力的企图。就在这时期华人人数大增，战争后三年，拉拉（今称孟加映，Bengkayang）组织了7个公司。这些公司是：1．元和公司，在乌拉由（Melaju）靠近沙霖斯（Salinse）；2．赞和公司，在沙霖斯；3．应和公司，在六分头，靠近沙霖斯；4．惠和公司，靠近加老梭（Kerasau）；5．升和公司，在兴纳里（Sinali）；6．双和公司，在沙坡（Sapo）；7．下屋公司，在下屋。以后加入了大港公司。
三发苏丹怕华人人数增添对自己不利，于是开始严厉限制华人。当时苏丹每年的黄金收入约五百两，等于当时币值三万五千荷盾，还从日常生活必需品中得到盈利，如铁器、布匹、米粮、盐和鸦片。他禁止华人私存土枪、火药，最后命令达雅族头人负责监督。此严厉限制的结果，苏丹的税收反而逐渐减少，因此经济收入就下降了。
荷兰殖民者踏入西加便开始干预西加的政治经济发展，它非常垂涎中国华工所取得的财富，因此便想尽办法夺取华工们的硕果，首先它以政治宣传派传教士传教等活动，争取并影响印尼人民和华人，无形中荷兰军统已站在统治地位，设法瓦解和挑拨离间华人的团结力量，然后对华人酷爱的村社制度进行武力消灭，显然这种强行统治必然也引起西加华人强烈的反抗！
因为华人极力反抗荷兰军统强行取消华人村社而代之为殖民统治，因此荷兰统治者不得不承认：“这种公司制度已使许多人为之丧生，使荷兰政府耗资百万，尤其在今年政府给公司民众带来了不公平的殊死搏斗。正是这种公司制度使婆罗洲金矿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为人类增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使这海岛变为令人向往的殖民地……总之，这些华人政治社团是我们政府与那个不可缺少的民族之间的重要联系环节，他给我们的主要海外殖民地带来繁荣与财富。公司只是一种保护形式，使成千上万人的财富源泉，而今它却是战争、放火，死亡与对无数生灵难于言状残害的根源。”（《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
1822年，荷殖民军借口维持治安，派遣军队开进庐末，把统治者认为违法的4家公司驱逐离境，想霸占当地华人的四公司：1．大港；2．坑尾；3．新屋；4．满和，人们称“和顺四公司”，大港人马退回鹿邑。
1823年2月18日，和顺四公司召集大会，认为荷兰得寸进尺，侵犯和想统治华人公司。公司决定进攻驻扎拉拉的荷军，虽然前段时期他们公司内部发生矛盾和分裂，发生争斗，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在面对荷兰外国侵略者的时候，各矿区华人能够抛开内部发生过的冤仇而团结起来，拿起武器的华人工农商武装部队浩浩荡荡向鹿邑进发。
1823年2月26日，公司武装大队人马从鹿邑出发，在西哇哩（Sibalei）筑起大型山寨，但这次进攻因双方武器装备悬殊，四公司组成的华军只是矿工起义，各方面都没有荷军军力强大而宣告失败，退守在鹿邑。荷军乘胜追击，和顺议事厅被焚毁。
1824年，荷军只特许坑尾的妇女自由出入，同年向仅存的四公司发起突袭，四公司人马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悄悄带著金和财产撤退，荷军又进攻色哇劳并霸占鹿邑四公司，经过这场战斗，孟加映、庐末一带地区的华人，全部被驱赶出境，这些地区华人辛苦开发的矿场全落入荷军手中，荷兰殖民军以得胜者姿态，统治这一带地区，掠夺华人用血汗所取得的硕果。
1825年，兰芳公司派出几位代表，到鹿邑请求捐助，援助喃吧哇（Mempawah）华人去袭击荷军。和顺公司接受了请求且马上派出五百人，开往喃吧哇，荷军运用土炮和土铳，和顺公司的援兵终于无法抵抗，五百人中生还的不上两百人。和顺公司又为了复仇，重新招募兵马两千人，开往喃吧哇，但因为瘟疫流行而病逝六百人。
当时有意制造分裂者传言称，兰芳公司要乘鹿邑人马空虚而进袭矿公司，因此鹿邑人马马上撤回，决定跟兰芳公司算账，后来鹿邑和兰芳公司双方在和谈中取得和解，认清有人想中伤造谣，分裂华人反荷力量，于是他们化敌为友，加强团结。
1830年，和顺公司因形势影响而缩小只剩下三个公司，荷兰人厄尔（G.W.Earl）于1834年访问西加，目的是要同华人建立贸易关系。荷兰人和马来人劝他不要去，认为华人的集结地是一个危险地带，他不听劝告，有一个人陪同他去，他对这次出行感到满足，他说，坤甸和三发各有华人的聚集地，相距90英里，他去了位于两地之间的打劳鹿（鹿邑）一行人抵达打劳鹿时，受到华人的殷勤招待。
厄尔说公司给人的印象是，华人对地方的治理井井有条。沿途偶尔看到的房舍，是为了人客下榻而兴建的。打劳鹿镇由单独一条长约四分之三英里的街道所组成。“其客长之私邸”在街道的一端，距离市镇不远，是一座形状独特的大型建筑物。虽然当时下著大雨，客长和市镇的头人们依然身穿上好衣服，在庭院的大门迎接来客，并鸣三响礼炮，以示隆重欢迎。翌日，厄尔与头人们会面，并讨论是否可以同新加坡打开直接贸易的途经，厄尔对于客长的政治才干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当地的政府组织，他认为极适合这个华人社区的客观形势。他强调这个公司具有绝对的独立性，既不受中国皇帝的管辖，也不受荷兰人的统治。他认为荷兰对贸易的垄断手段，将破坏华人蓬勃发展的经济，使华人村社遭受毁灭。
四年之后，罗啻（Loty）和波罗满（Pohlman）这两位教士访问打劳鹿镇时，印证了厄尔预言，因荷兰的干预人口大幅减少，只剩约一万人。
1837年坑尾、新屋合并入大港，和顺公司仅存大港一家，其势力除鹿邑以外，远达孟加映。（十二公司已并入坑尾和新屋，以后迁往砂拉越的第一批矿工人员）
1839年至1843年，和顺公司在扩充势力时，侵犯了达雅族的矿区，又受马来首领的煽动，当时许多华人被杀害，于是华人不得不进行反抗。
1850年，郑宏继任甲必丹，郑宏碰到许多困难，华人从星加坡偷运各种货物进鹿邑，当年最著名的商运领导人为林三安，于1854年6月12日被荷军拘捕，被控暴动首领，于1854年10月24日被判处死刑，头颅割断后，在鹿邑枭首示众，为时15天。
1850年，乌乐的霖田公司或庐末的十五分公司跟三条港联合，荷殖民政府挑泼苏丹，打算把华人的矿场封闭占为己有。于是大港联合两公司并入和顺公司加强力量，因此又形成“和顺三公司。
第5节．1850年邦戛象嘴抗荷之战
邦戛是个悠久的古山城，有一段已被人忘却的华人抗荷血泪史。根据翻译的荷兰史料，我们再钩沉那鲜为人知的沧伤史。我也记录了邦戛老一辈人的口头传说。
1850年7月，和顺公司是西加势力最强大的公司，荷兰人为了抢夺和顺公司的经济领导权，它们发生过多次冲突，华人认为只要落入荷兰之手，它必对这块地区的华人施苛捐杂税，暴政与剥削，因此华人极力维护公司与村社利益，这一带的矿产和农田还未落入荷兰人统治之手，他们还没能从华人手中夺取公司权益，此时三发苏丹国已落入荷兰人的控制下了。
1850年8月在安卡杜斯•约翰•安德烈森（AngatusJohanesAndresen）领导下，2千名荷军进攻大港，抵达三发，以山口洋为主要攻击对象，第八营在汶岛屿selakau登陆，从汶岛屿向山口洋进军，遭到山口洋华人军队的阻挡，进入山口洋时下大雨，荷军与华人军作战，把华人军打散，但公司部队不屈服，他们还坚守在邦戛至高地象鼻山。
1850年，打拉鹿有位名叫TiangPing（荷兰人叫他的名字）的华人，他想勾结荷军以获取私人利益，勾结一伙率团到巴达维亚（雅加达）向荷兰政府表示投诚，当他回去后被民众赶出昔邦，认为他把公司出卖给荷兰人。
公司的人马为了保护公司便驻军邦戛等地，以防荷兰对和顺公司的进攻，因此TiangPing特派人去坤甸报告求助，并向荷兰提供了邦戛的具体防卫情报，荷兰人乘势派兵向邦戛进军。
和顺公司的华兵驻守邦戛象鼻山（Gn.Panbongan），山上筑有华人的堡垒，华军分布在邦戛一带坚守阵地，以阻止荷军进攻。
在TiangPing的带领下荷军从象嘴山南岸登陆爬经象山，然后由山腰操到驻守军堡垒的背后，居高临下向堡垒守军炮轰，把和顺公司军队打个措手不及。虽一直坚守在山上，但因军事上的悬殊，最后全军覆没。
桑克氏（S.H.SCHAANK）著《打劳鹿公司》一文中道：“邦戛的Panbongan山，当地人士叫做‘象鼻’，而邦戛山叫象山，邦戛的下面叫做象尾（或作双尾）山形像巨象，故名，1850年跟荷兰作战，便是在这地带。”证实了这里的邦戛山，西加华人曾与荷兰殖民军打过非常英勇的一仗。7
梵雷斯（VanRees）先生在他的著作中（《WachiaTaikongenAmir》第132页）这样描写：1850年8月11日的邦戛战斗：“尽管敌人伤亡很大，但在当天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锐气并未被挫伤，他们掌握一般土人所不能模仿的严密战术，清晨的战斗表明大港人在野外在城郊同样坚持抵抗，昨晚的夜袭就是这些勇气不亚于巴特利（Padrie，Padri）战争”。
巴达维亚军事部在1850年9月24日给巴城总督的报告中（见1850年9月28日及其后的《爪哇新闻》（JavascheCourant）与《荷属东印度群岛杂志》TijdschriftvoorNederlandschIndie，1853。第2期第324等页）更直接描述了此战斗：“敌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和难以置信，……应该承认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前述《荷属东印度群岛杂志》（第339页）说：“我们从邦戛的西加华人身上，认识到他们是勇士，他们以狮子般的勇敢捍卫刚刚占领的战略地点。原先人们估计敌人死亡三百人，负伤五百至六百人，但后来根据华人自己的说法，阵亡人数达四百人，参战的四千人中就有一千二百人伤亡。这是多么惊人的比率。”[8]
巴达维亚（雅加达）军事部1850年9月24日给总督的报告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我军战士，被战争激怒了，开始了一场受难华人难忘的屠杀，那些无法逃命的战败者，都被我们的战士砍倒了！”《打劳鹿》
抗击荷军失败后，剩余的华人残军沿三头椰逃往乌洛港边的沙灵郎村，再从那儿乘船逃向乌洛港上游，先到上游的斯尼尼村，那儿原来有华人开采金矿，于是一部分就在那里长住下来，另有一部分继续逃到与西加交界处的砂拉越石隆门新山，成为流散帮。
总结这次象鼻山的失败除了武器悬殊以外，最重要的是在打拉鹿（鹿邑）出了一个叛徒名叫TiangPing，向荷军告密，带领荷军偷偷摸入，在高延这本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名叫TiangPing，这位神秘人物的出现，作者怀疑TiangPing这个人就是化了名的邦戛华人所流传的顺口溜“郑甲大卖江山，卖的就是邦戛山”。
Tiang Ping这个人，在《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一书中提到荷印政府非常赞赏他，并且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可见他对荷兰人提供绝对性胜利的作战计划是非常有功劳的，高延说：“此人在1850年—1855年的纠纷和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直到1883年他在打劳鹿首府还是一个有权势的长者，1857年的《暂行条例》第55款证明了，他不是像东万律甲大那样的首领，他只不过是打劳鹿副专员的顾问，辅助管理。[9]说穿了就是荷兰的特务走狗！从诸多的证明中可以肯定，邦戛之战是1850年，和顺公司所领导的华兵与荷兰统治者的决一死战！
附加说明：
1、作者的朋友傅孙慎（已故）三发人，作者引用他的资料。傅孙慎曾听一位参与邦戛抗荷烈士的后代，当时年纪七十左右，他自称是英雄后代，讲述这段历史的经过。“在十九世纪时，邦戛埠的大街、树仁街大伯公庙前，三头椰路口是现在大街树仁街、番人街、万越街等地区是泥沼地，邦戛港的东尾就是港口，当时兰芳公司[10]在邦戛建有武装力量关卡，使斯尼尼（seminis）公司栅（pangkalankongsi鹿邑（montrado）卢末（lumar）等地华人地区不受干扰。以捍卫不不让荷兰殖民军的侵占，……
在1885年郑甲大被荷兰逮捕，向荷兰投降，提供邦戛防卫的具体情报，因此荷兰军很轻易地在石嘴山背登陆，沿着象背山腰到达现在的圣母娘处，居高临下，把守在堡垒里的军队杀得一败涂地。
当场死伤无数，但在危急中逃出许多华兵，他们沿着三头椰路直逃到沙琳琅，再沿乌洛港到达公司栅，又再北上斯尼尼，一部分留在斯尼尼，其余的都逃到砂拉越。”（傅孙慎著夕阳荟集》）
2．在砂拉越靠近印尼边界有个乡村居住的华人，自称是“流散帮”经证实他们的祖宗全是由印尼搬迁去的，是什么年代他们也说不清，只知道他们的祖先由印尼搬迁到那儿时，向外宣称他们是“流散帮”人物，这是邦戛当时兵败逃入砂拉越有些符合。我（傅孙慎）认为他们是不想让外人追问他们的来历，故以“流散帮”称之。有砂拉越人误认为刘三帮（刘善邦？）（傅孙慎著《夕阳荟集》）
3．读傅孙慎“西加邦戛华人抗荷史迹”作者：吕德才（深圳）原邦戛人考证结论：
a．甲大既是甲必丹，是官衔并非人名。
b．1854年郑甲大合同荷兰殖民军攻打鹿邑大港公司，被世人视为汉奸，被责为出卖了鹿邑。
c．1884年8月荷兰殖民军攻占东万律大厅，9月梁路二率众收复东万律大厅后被汉奸出卖，郑正官就是郑甲大。[11]
d．1885年或1886年[12]当汉奸成性的郑正官再次出卖邦戛江山，
e．郑甲大先出卖鹿邑再出卖邦戛
第6节：为坚持村社制度与荷兰殖民统治展开游击战
鹿邑和顺公司于1854年被荷兰宣布解散，荷第十八军在麦克•布拉班特（Mayde Brobant）带领下在向山口洋华人堡垒进攻。安特勒森（Aj Andresen）发出公告，叫全体华人回到各自家里不可参战，但华人不放下武器，深入乡间坚持进行游击战，并以秘密组织形式进行地下斗争。
和顺大港公司与荷军也曾在鹿邑一带作战，被荷军击退。但大港和顺公司人马不甘投降，当他们听到荷军进迫鹿邑时，便结队退入森林地带。许多矿工在廖二龙率领下，重新组织起来，很快地又编成坚强的队伍。
当年荷军在鹿邑筑有一座坚强的堡垒，抗荷宣传者甚至跑到鹿邑荷军堡垒附近进行宣传，他们的勇敢以此可见。他们到鹿邑宣传说，荷军进占鹿邑，不久将自动撤出。另一方面还指出荷政府的横征暴敛，激起华人反荷的情绪。他们的势力凭着“义气”、“团结”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根据秘密团体的记载，在那里几乎全体包括德高望重的华人都成了会员，每人交费1盾9钫。万一农民队伍被打退，他们便分别捐款，或运输粮食，接济森林里的抗荷队伍。表面上愿做荷政权的“顺民”，暗地里却进行抗荷工作。如果抗荷游击队要反攻，他们便作内线，队伍撤退后他们又恢复日常生活，耕种的耕种经商的经商。1854年鹿邑的情况使荷殖民政权感到束手无策，他们继续和荷兰军周旋作战。
1854年7月25日，荷军进迫，为了赶走荷殖民军，华人把打劳鹿首府化为一片火海，使荷军完全得不到收获。接着沙令斯、孟加映等乡村也被毁尽，当华军被击败，首领被囚禁，碉堡被拆除，没了粮食后，他们以秘密方式进行殊死斗争数月之久，重新通过秘密会社将华人联合起来。总厅倡首发难各公司成员万众一心，全力抵抗荷兰军队。即使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却仍然团结在首领周围反抗侵略的荷兰人。
大港首府打劳鹿被荷军占领后，那些参战的公司马上放弃旧名称，组合成“九龙公司”，但这组织又被解散，他们重新再起一个名字“义兴公司”，从落入敌手文件中，几乎所有的图章都写着“义兴公司”字样。[13]
直到1884年，西加鹿邑大港公司人马以及其它华人，他们还不甘心自己辛苦经营的矿场全落入荷兰殖民主义之手，他们不甘受荷殖民统治和迫害而组织秘密会社，虽然遭到多次斗争的失败和残杀，但他们英勇不屈，还继续进行反荷活动，荷兰殖民军把抗荷分子指控为叛军罪犯分子，一直追捕他们。
2007年12月18日，作者从雅加达回乡即西加坤甸之际，拜访一位名叫贝金孟的朋友，他是百万突人，75岁，他叙述当时10岁时曾听一位80多岁的老人魏德兴和郑召伯谈他少年时代参加反州府（反井根）事件的经过，当时所谓反州府就是反抗荷兰政府。
1914年（甲寅年），张石义是井根人，是井根事件的领导人，为了反抗荷兰他们使用最简单的武器即火药、枪、刀、标等跟敌人拼，他们分两条路：第一条路线是从路下横进军到打拉鹿（鹿邑Montrado）。第二条路线是从山口洋上20公里经百万突（Pakucing）进军打拉鹿，百万突附近是荷兰军队的驻营地，华人联合达雅族人进攻荷兰军，荷兰军用枪炮回击轰炸反州府军，反荷华军进行激烈战斗，在敌我武器非常悬殊的情况下，最后抗荷军被击败，分散逃跑，张石义逃到砂拉越，这是当时印尼西加著名的抗荷“反井根事件”的资料。[14]
华人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其实苛捐杂税并不是他们暴动的起因，主要是当荷兰殖民政府将取消公司自治权的时候，这消息马上震动了华人，造成十分不安的气氛，他们马上设置碉堡。
荷兰的两个巡查员被杀，华人不能容忍村社自治被摧毁，就如自己的国家被侵占变为沦亡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村社被取消时，西加人口马上减少，他们都携带妻儿回中国去了，有的迁离到砂拉越。因为没有华人村社，他们便失去了日常生活的保障。
虽然村社制度被荷兰殖民者破坏了，但是西加各地的华人对村社制度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存在，他们为了能够互相关照，一般社会上都有社会福利组织，如雷公会、互助会，还有各姓氏的福利会，丧事喜事、客家会馆、潮州会馆、福建会馆等都有各自的组织，他们特别热心于社会活动，他们也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自己的会员。
苏哈多几十年来废除了印华文化，不准华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不准用华语进行沟通，但是西加华人能坚持自己的姓氏和印华文化，最难得的是在西加特别是家乡话潮州话、客家话永远流传，这是村社制度对西加华人的深刻影响。
百年以后西加华人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至于荷兰殖民统治者对西加华人扣上的帽子甚感疑惑，究竟谁侵略谁？谁才是真正的罪犯？历史上记录着西加华人祖宗，在荷兰人未发现这块西加的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在此安家落户，种植开采矿业，建立自己民主自由的和谐村社。
荷兰军人奸商来后这一切被打乱了，从此邦戛、山口洋、孟加映等地的华人村社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已被荷兰殖民者使出铁腕所控制和统治。这是和顺公司和邦戛人民的沧桑史和血泪史。荷兰军侵占和抢夺华人的财富，用军力把华人赶走，还把这些维护自己利益的华人扣上“罪犯”，这逻辑如何成立？荷兰人用庞大军队侵略别人的国家，侵占别人的财产这才是真正的罪犯，对华人扣上“罪犯”这个名词必须平反！那些在抗荷战斗中牺牲的华人，应该写进印尼抗荷历史中，作为英勇捍卫国家与家乡的烈士。
第7节：总结和顺公司斗争的经验教训：
荷兰军政方面：
1．荷兰政府派庞大的团队，是以某种侵略别国的目的登陆印尼的，事实证明荷兰占领印尼三百多年。
2．荷兰为了执行殖民地政策，各个殖民地有国家供应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先进武器等方面，拥有很大的杀伤能力。
3．荷兰有国内庞大的经济支撑，以侵略国的形式向他国人民进行武力镇压，以掠夺他国的财富来增加它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收入。
4．荷军是正规兵，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西加华人军政方面：
1．西加华人军队只用简陋的自制武器或刀、竹竿、木棍，与荷兰军的先进武器相比相差悬殊。
2．华兵只是工人及农民为了自卫而编制的军队，他们在对付强大侵略者的时候，才从各工作单位聚集而来，没有正规军队体系。
3．没受过正规军人的训练，打仗只凭热血和义气。
4．公司内部不团结，各自为了私人和公司利益，尤其是后期公司一部分领导人，勾结荷殖民政府来对付抗荷同胞。这是历史上不可忽略的导致华人抗荷失败的原因之一。
5．没得到当时外界力量的支持，并且受到荷军恶毒的离间计，得逞后逐一蚕食，华人部队彼此没有很好地团结和支援，孤军作战顽抗荷军，最后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