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四章．兰芳公司的兴起
第四章．兰芳公司的兴起
第1节：兰芳公司年册
18 世纪华人公司中最有影响力的第二个阵营是东万律Mandor的“兰芳公司”，是以罗芳伯为首而维持最久的金矿开采业。
《兰芳年册》由兰芳公司最后一任首领刘阿生的女婿叶湘云编撰，送给1880—1883年在西婆罗洲首府坤甸（Pontianak）担任中文翻译的高延J.J.M.De Groot。
兰芳大总制从1775年起延续到1884年，一共有12位总长。
1． 罗芳伯大哥 1777年起—1795年去世
2． 江戊伯大哥 1795年起—1799年回中国
3． 阙四伯大哥 1799年起—1803年去世
4． 江戊伯大哥再任 1803年起—1811年去世
5． 宋插伯大哥 1811年起—1823年去世
6． 刘台二甲太 1823年起—1837年去世
7． 古六伯甲太 1837年起—1842辞职回国
8． 谢桂芳甲太 1842年起—次年去世
9． 叶腾辉甲太 1843年起—1845年在位
10． 刘干兴甲太 1845年起—1848年在位
11． 刘阿生甲太 1848年起—1876年去世
12． 刘亮官甲太 1876年起—1880年去世
13． 刘阿生甲太再任 1880年起—1884年去世
第2节：罗芳伯建立兰芳公司的黄金时代
罗芳伯，1738年出生于广东省石扇堡大岭社。他是一位求知欲很强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他的梦想施展他的智慧，毅然离开家乡，1772年经老隆、羊石、虎门出海，乘民船结伴南下直达西婆罗洲坤甸。
罗芳伯来到西加之前，坤甸已经拥有商业贸易公司“聚胜公司”“四大家园”“兰和营”“山心公司”等。
据称在离开家乡之前，罗芳伯已成婚，并育有一子。但南来时，他没携眷同行。后来，他在西加跟一名达雅女郎结婚。这位异族夫人，在罗芳伯领导兰芳公司的过程中，在经济困难、处理公司内部事务和与异族搞好关系问题时，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引用《婆罗洲华人史》JamesR.Hipkins撰，张清江译的一段：“经过一个时期的策划后，罗芳伯所率领的一批人马决定迁移到一个新地点，也就是迁移到三发区东万律大埔客生息的山心金湖。首先，罗氏的部众攻击这个社区。大埔客垦殖民的领袖张亚才率领部属，逃往他处。罗芳伯遂成为山心金湖区的新领袖。”
罗芳伯发展兰芳公司这段时期里，从历史记载中罗芳伯是一位坚强不屈有气魄，是成功华人的偶像！在西加华人历史上，已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在整个西加华人历史长河中，东万律兰芳公司对西加政治和经济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不等于说兰芳公司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很顺利和完美无瑕。罗芳伯的成功也离不开权利的争夺，正如他把山心金湖夺为己有，胜者为王。
罗芳伯以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他的聪明和魄力领导从中国来的华人，以自力更生为原则把荒山变为农业生产地，提高农业生产发展金矿业，开辟各地的交通路线，扩大各地甚至国外的经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鼓励创办学校，在东万律开办“兰芳公学”，保持中华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军事方面，因为他们所处地区周围是陌生的民族，为了确保管辖区人民的安全，以捍卫他们的村社而组织军队。青壮年都需参加军训，平时经商、务农做工，战时扛枪打仗，还设有兵工厂。
西加东万律（Mandor）的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逐渐扩展，他们包括来自中国各宗族和不同团体，甚至有上千达雅人参加他们的兰芳公司，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村社领导，在凝聚的组织下以寻求保护，避免遭受外来的攻击。又由于他们对村社制度的热爱，使他们能够通过协商途径，将许多小公司组成联盟。罗芳伯领导的兰芳公司村社制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Veth 教授援引一位在西加观察华人的作者说：“古人善于移民，但我们这个时代，谈到殖民不应忽略华人。看看他们在那困难重重的地方，如西婆罗洲，处于该岛所有沿海地带马来人与散居内地土著的压迫下，还是通过勤奋努力有规律的定居下来，建设了相当大的村落，开垦了大批土地，并且克服了后来我们接管时设置的种种障碍。在丝毫得不到祖国政府的保护、没有任何资本的条件下，仅仅凭着机智与事业心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并把大部分收入寄回给中国的亲人。
他们与土著妇女通婚，却能让后代接受自己的风俗习惯。无论村庄大小，他们首先注意到建立学校，要在华人中寻找文盲，只能白费心机。况且，他们并没有校监，也没有政府资助！多么令人惊异的民族，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地方。”16
我们可以从外国历史资料里，阅读到西加华人在外国人眼里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勇敢坚强，勤俭耐劳，即使荷兰学者、或其它外国人研究西加华人历史证明，印尼华人能自力更生，能适应极艰苦的环境，能融入各民族而建立友好关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传承印华文化。
第3节：兰芳公司华人村社制度
华人村社制度对新开辟地是不可缺少的组织，村社制度是华人互助的主要支柱，他们每人都有会社誓言与规章，其中有关保持团结、保护弱者、帮助每个会友是结盟的宗旨。有这紧密的村舍管理制度，因此他们的村社生活都井井有条，毫不凌乱。
当罗芳伯从中国来到西婆罗州时，东万律还没受到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一切法律和公司体制都由他一手制定。
以下是“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的村社自治制度的结构：
（1）总厅一位大哥是最高领导人；总厅副头人；尾哥；老大。各矿厂设伙长、财库等负责人。
（2）选举制度：总厅大哥每4年进行一次普选，大哥一定由梅县（嘉应州）人负责，副头人由大埔人负责。属下各地的头人也是有嘉应州人选出，而且必须从中国来的，当地出生的华人不能当选。
（3）法制管理制度：重犯者如命案、叛逆之类则斩首示众；争夺打架以打藤条、坐脚罟（坐监牢）；口角是非责以红绸大烛。他们犯上较严重的案件，由全公司的长老、老大、组成村社法庭进行审案。只有极少的人命案送往官府，但即使村社对犯人处死刑官方也不过问。
（4）税收制度：开金湖的人居多，也有耕种、做生意、技艺等，他们也有税务，开金湖者交纳货币，耕种者纳米烟钱，做生意者出口货没抽饷，入口货就要抽饷。
（5）管辖区：东万律是兰芳公司首府，万那（Ngabang），沿海有喃吧哇（Mempawah）、松伯港（Sungai Pinyuh）、乌山（Peniraman）、蜘蛛港、淡水港（Sungai Purun）、水册（Sungai Purun Kecil），坤甸新埠头（Kampong Baroe）等地。从坤甸沿卡江（S.Kapuas）到中游有戴燕（Tayan）、勿廖（Merliau）、上侯（Sanggau）等地。
哥罗特写道：“总长几乎对各种大问题，皆须于次级官吏磋商”。公司头人和地方领袖有权推举和罢免次级官吏，这显然促使他们在整个公司里处于最有权势的地位。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公司的权力乃由乡村起，一层一层委托上去，不是源自最高当局，由上而下。
当选的官吏在各自管辖的区域内，负责维持法纪与秩序，并处理各种纠纷和违法事件。各地方管理的会议，由地方族长主持；地区层次和公司层次的会议，则由官吏主持。对于重要事项的裁决，事先须与公司头人磋商。抢劫、谋杀和政治罪行的案件，则由公司头人和其它官吏组成的栽判厅提审。提审地点在东万律公司总厅。
从罗芳伯直到江戊伯大哥再任，是不受荷殖民者的控制也不属中国的附属国，他们以特殊的统治姿态，在异国独立行使权力，从1776年始，此45年的蓬勃发展是兰芳公司的黄金时代。
第4节：荷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兰芳公司
从1811 年宋插伯当兰芳公司大哥开始走坡下路，没像罗芳伯领导华人社会中所获得最高尊严，以最高指挥者姿态发号施令，团结四方聚结的华人。接下来的领导者宋插伯开始屈服荷兰人，接受荷兰的殖民统治。纳辉士（Nahuys）先生在1819年1月16日文件中提到他批准宋插伯缴纳50块金块，换取在境内万诸记（Banyukei）升荷兰国旗。从此，这非常受国际评价的罗芳伯兰芳公司落入荷兰之手，受到荷兰侵略者的支配，以打击和夺取西加华人公司的最可靠工具。
1821 年起，荷兰人才能打破华人的封锁，深入占据了加里曼丹东南部地区，作为荷属东印度的部分殖民地，逐渐抢夺和控制西加华人的经济主导权。第六位总长刘台二受到巴达维亚（雅加达）荷兰东印度公司物质权益的诱惑，与殖民统治者合作，甚至为了个人利益，帮荷政府逮捕抗荷的工人兄弟。
1822 年政府特使多别史（Tobias）与德突史（DeTtuer）s中校修建通往东万律的军事通道，以更方便控制东万律华人。因为宋插伯对荷兰人的妥协和合作引起华人的不满，以至他被免职。
同年东万律华人不甘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控制，袭击在坤甸的荷兰堡垒，刘台二极力反对袭击计划（Veth，第2卷，第116页），1823年宋插伯被免职后，刘台二被任命为公司首领，并与东万律首府的其它头人陪伴政府特使到坤甸接受《兰芳公司甲太》封号，并授予甲必丹称号。
刘台二到加拉巴（雅加达）见缎大王（荷印总督），感谢公班衙受职颁爵。缎大王大喜，因为刘台二极力反对东万律华人攻击荷兰在坤甸堡垒的计划，因此荷印殖民地总督给了他甚多抚慰，奖励了他。还给了刘台二“德曼公甲必丹”（KapitenDemang）的头衔“受尊敬的华人”称号。
1824 年初，由民政长官哈特曼（Hartman）安排了一次随同刘台二甲太到巴达维亚旅行（Vath，第2卷，第411页），目的是以盛情招待来收买他，让他能感受到荷兰人的威力。
1825 年因矿区问题，兰芳公司与当地马来人和武吉人发生冲突，荷兰还是暗中支持马来人，以至东万律两次受挫。刘台二请求和顺公司支持，得到和顺公司的大力支持，可是刘台二竟暗中搞鬼，有意乘和顺公司人马空虚想偷袭和顺总厅，和顺人马得知后马上撤回，后来在谈判中才得到和顺公司的谅解。
1834 年刘台二陪同坤甸副专员里特尔（Ritter）作了一次旅行，到卡江（Kapuas）上游隆重考察。旨在促进内陆贸易的开展。
如果公司首领有越权的现象，就可能受到群众斥责遭受罢免。民众认为刘台二多次与荷兰勾结，结果被华族民众逮捕，免去甲太之职。
1848 年刘阿生任甲太，1850年鹿邑大港公司人马反抗公班衙即反抗荷印政府，刘阿生甲太奉缎里斯麟（Resident）（荷兰地方官员），名叫维利（Willer）之命，协助荷兰公班衙攻击大港公司。于是命令筑栅，制造军火以堵太港。大港民众不敌荷兰公班衙，退至不离居（Prigi），他们说要从万那退往砂劳越。刘阿生闻言马上带六百余人马，到不离居逮住抗荷领导人，缴其军械，把抗荷人士逮往坤甸交给荷兰公班衙处理。
从《东印度殖民地政府报告》有关当年的记载（见第28页）：“这位甲太（指刘阿生）与反对政府体制改革的各种阴谋进行了无数的斗争，他的威严防止了公开的反抗，并且无需我们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想想刘阿生的影响力，虽然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却不仅没有发生反抗他的内乱，反而能让自己的公司兴建堡垒对付那些同胞，用武器守着边境四年之久，甚至在1854年下半年，刘阿生指挥部把被我们军队赶过东万律北境的六、七千大港民众全部缴械，并捉获他们的首领。”
克洛申（Krosen）荷兰少校移交职务的备忘录中说：“刘阿生甲太是特别值得推荐的人。他循规蹈矩，以令人称道的方式治理这个地区，他对华人有无限的权威，成功地进行我们政府所要求的某些必要的改革，两年来他多次证明了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只要有他当首领，东万律可以高枕无忧的交给华人首领管理”。
第5节：总结兰芳公司的经验教训
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必须以客观和批判态度进行分析。
1．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对印尼西加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尤其是经济方面把一块荒山变为矿业和农业产地，使落后的西加建设得更加繁荣先进，是十八世纪西加华人对西加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2．从以上历史记载分析，罗芳伯兰芳公司的继承者刘台二和刘阿生甲太对荷兰的恭维态度，当然获得荷兰政府的赞赏，为了他的地位和公司利益着想，于是掌权者在华人与荷兰统治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却不让兰芳公司民众卷入这场战争，甚至维护荷兰殖民者的利益。西加华人认为，刘阿生是站在敌对方对付自己抗荷的华人同胞，他们的做法对抗荷起了负作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即使兰芳公司内部有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但是其掌权者刘阿生还是以强硬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胞，他们助长敌人威风，灭了抗荷同胞的志气。这是站在敌对国家和民族的立场，是对正在抗荷的华人和各族人民严重的打击。
3．因为山口洋、孟加映、邦戛一带华人激烈的抗荷斗争，所以在185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就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华人的村社自治制度，而东万律兰芳公司后继人因与荷兰妥协，接受荷兰的统治，才能继续再延长公司寿命，但是最后还是被荷兰出卖了。
1884 年第十位总长刘阿生逝世，荷兰当局接管兰芳公司，1888年荷兰殖民地政府将兰芳公司的土地转让给数名土著统治者，宣布解散东万律兰芳公司，1912年，荷兰政府正式宣布，西加为荷兰殖民帝国的部分领土。最后彻底结束了西加华人的光辉历史，统治全西加。
4．小结：1799年罗芳伯因病在东万律去世，墓葬何处迄今仍还是谜，据说有八处之多。后人建的纪念坟墓就在东万律，直到如今还保存完好。1965年前，坤甸市的罗芳伯副厅还耸立在丹绒布拉（TanjungPura）大路旁，1965年九卅事件后已被苏哈多政府拆掉，兴建为DUTA银行大厦。罗芳伯正厅位于坤甸新埠头（Siantan）的伯公沟，这座位于卡江畔的正厅不幸遭祝融光顾，只烧剩旗杆墩，后来在原地建了一间关公庙。在淡水港也有罗芳伯厅，一支十多米高的罗芳伯时代留下的旗杆还屹立在神庙前，诉说百年的历史见证。
坚强不屈、典型、有特色的西加华人，几百年来为印尼西加开发了广阔的处女地，把荒山变为良田，开采金湖，发展西加经济。当荷日侵略者向印尼西加人民实行各种手段进行侵略的时候，他们马上组织起来为捍卫印尼的独立自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政治角度剖析华人反荷反日斗争所作出的贡献，他们不愧是英雄，因为印尼西加华人是印尼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它各友族血肉相连，溶成一体。
从西加华人抗荷抗日斗争的史实中，证明印尼华人立足于印尼，已把印尼当作自己的祖国，坚决与印尼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为印尼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而奋斗.印尼政府也应该承认和鉴定当时西加华人对推动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贡献，公平实行多元化政策，真正落实班查西拉五项原则。
印尼华人现在已完全觉悟到我们生于斯死于斯，思想上已真正意识到印尼是自己的祖国，必须融入主流社会，积极参与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就如先辈们过番来印尼那样自己当家作主，好好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