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血泪篇 6：被无辜迫害 饱尝铁窗风味十一年纪实
被无辜迫害 饱尝铁窗风味十一年纪实
政局波谲云诡
拜读了晓牛先生的历史回忆录《西加华人苦难的十年岁月》，感触甚深，因为我也是受害的教师之一，读后让我浑身获得了无限的勇气，推动我振奋起勇气揭开尘封已久的痛苦的往事。
1966年4月22日，在即将面临学期考试前一个多月，山口洋地方政府凭恃中央政府之命令宣布封闭所有华校，造成大批的教师失了业，莘莘学子失了学。教师为失去生计而苦恼，学生为学业不继不知所措。在反华排华政权的淫威下，严令禁止中华文化，造成今日三、四十岁以下的华人对华文一知半解或目不识丁的情况。
苏哈多军人集团篡权之后，印尼政局幡然转了360度的大转变，由反帝反殖的政权变成反共、反华、排华的政权。刚上台的苏哈多自诩为新秩序政府，为了坐稳江山不仅积心处虑的对印共党员进行血腥镇压，而且还大举兴兵对苏加诺政府一贯积极支持的北加里曼丹（北加）人民游击队进行围剿。紧接着于1968年在西加里曼丹（西加）各城镇对仍属外侨的广大华族实行恐怖主义政策，警探人员星夜敲门抓人。一瞬间，满城风声鹤唳，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严刑拷打 逼打成招
1969年12月初，我因被怀疑支持山区北加人民游击队而被逮捕，被关进山口洋民事监狱。这件事若追索起来亦有一段渊源。
1962年，我在某地任教时，经常由北加青年志士来学校参观或是打篮球，渐渐地与我们熟识。虽然彼此之间在思想和感情上是一致，但毕竟是友好邻邦，除了在道义上给与同情以外，并没有参加过他们所宣传的政治组织。而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不会违反政府的法律。但问题是，印尼变了天，过去经常与北加志士接触过的我就成了被诬陷的“耙子”。
被拘禁的第二天晚上10点钟左右，我和几个不相熟的难友被押进“猪笼车”（囚车）押往“五位一体”审讯处审问。审讯处距离监牢只有三、四百米。询问我的主审官是军事检察官。此人一脸横肉，似笑非笑。
我刚落座，席不暇暖，他便拿起桌上放着的一大堆像片递给我看，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些人，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认识！”，这个检察官狠狠地将圆珠笔掷在桌子上，龇牙咧嘴地说：“撒谎！”，话刚落音，站在我两旁的打手不由分说地你一拳我一脚的把我打得摇摇晃晃，直打到整个身体扑倒在椅子下。其中一个打手把我拉回座位上，掴了两记耳光才住手。接着这满脸横肉的检察官吩咐手下用电话线系在我的两个拇指上，然后使劲的摇动电话柄，我的心扉好像触电般，痛得难于忍受，于是，我蓦地站起来将电话线拔掉。“你要反抗？”这个检察官咆哮着。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幸好从门外走进一个军士长替我解围说：“问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不知道，看来他不是什么组织的成员，既然如此也就算了！”他听了默不作声，不再逼问。
天啊，我确实不曾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或是什么阵线，哪会知道那些政治组织的首领或是领导呢？即使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是“颠覆分子”，但暴虐的政权对于思想进步的人士都是“错捉无错放！”这与旧中国独裁统治者秉承的衣钵：“宁可抓错千人，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人”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最后我被扣上北加人民阵线同情者的帽子而逼我在供词上签字。
当我昏昏沉沉的被载回监狱时，已是午夜时分。在归途中，仍觉得两只耳朵还火辣辣的嗡嗡响。我被拘禁期间，军方在城乡逮捕了人，就押我到审讯处去，问那些被逮的人认不认得我，但结果老是使他们失望。
有一次，我从审讯室出来，经过转弯处时，有个军人把我叫进一间室内，室内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在整理档案，他迅速地从橱子里拿出一瓶“云南白药”递给了我。当时，我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给怔住了，在他一声催促下，我急忙将药塞进裤兜里。彼此肝胆相照，默默无言。
岁月匆匆，一晃40年，时光似水流逝，人间浩气长存。每思及此，不禁感慨系之。“五位一体”询问时间是，上午9点钟，晚上则当人们欲睡时10点钟迁移开始，故对于那些案情尚未了结的难友都不敢入睡，大家蜷缩在床上等待传讯，心中总是忐忑不安。
押解坤甸集中营
我在监狱里被拘押了20多天后，于1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9点钟，于60多个难友一起分成两辆客车被载往坤甸集中营监禁。我们这些被押往坤甸集中营的难友其案子都已经审理完毕。
押送我们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中途到了一个关口即使停下来，都不准我们下车“放轻”（小便）。大家即使尿急也得挺着，就这样长达一百多公里的路途上憋着尿来到卡江边。这时我直觉得两脚发麻，察看一下竟吓了一跳，原来两只脚胀鼓鼓的，这才知道尿涨所致。幸好跟车员是我的姨表兄弟，见我情状立即向押送的军人说情，获准后我飞快下车“放轻”，放了轻身体顿觉得轻松了许多。
当时，卡江大桥还未建造，两辆客车分成两次乘渡轮直驶老埠头。由于天还蒙蒙亮，押送军人命令把车子停泊在军区司令部的门口，直到凌晨6点钟客车呼叫着载我们前往榴莲港路九支柱，抬头一望此处并不是什么监狱，却是美其名曰《俘虏改造集中营》（Kamp Konsentrasi Rahabilitasi Tawanan）。
集中营的生活
集中营设在路旁，四周冷冷清清。集中营占地很大，前前后后围上铁丝网，铁丝网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荒地。走进铁丝门迎面是一座岗哨，由机动警察日夜看守。岗哨后面有座双层楼，下面是囚室，上楼是办事处。楼下不远处的中间有个池塘，两侧是囚房，共有十三座。其中四座是散仓，能容30至50人，在这里被监禁的难友当初只有60多人，1973年，山口洋各地华人因反迫害、反暴政散发传单而被捕者众多，西加当局将他们分批地押解到坤甸集中营，至此难友的人数升至四百多人，难友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山口洋、三发、邦戛、孟加影、华莪、松柏港、坤甸等地，还有来自山区被捕的游击队成员，难友们除了极小部分是印共党员或同情者外，大多是华人。集中营里烧饭做菜由难友当炊事员，诊所的医师则由坤甸卫生局派来。环境和条件虽比监狱好得多，但饭食却与监狱相同。一日三餐，早上发给每人一碗粥，拌上几条“狗鲠骨”（kapitek）咸鱼脯，中午或下午则发给每人一碗饭、几条咸鱼和一碗蓊菜汤。每人发配一个军用饭盘(Ompleng)，因为吃得少，营养缺乏，加上水土不服，初来 乍到时，有几个难友因饥饿腹肿不治而死去，凄惨场面令人心寒。狱方将难友尸体用草席包裹载到十一支柱华人公墓草草埋葬了事。
由于人多，水源不足，用水成了大问题。不久，狱长命令将池塘挖大，打那天起，每天喝了粥，大伙儿便下塘挖泥。干了一个多钟头，却已感到精疲力尽，双脚陷入烂泥里难于自拔。挖塘劳役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挖好。厨房烧水做饭不是用自来水，而是用卡江流进来的沟渠里的水，沟渠上游则是机动警察的厕所。
狱方为了减轻伙食费的负担，便命令难友每天早上8时开始到铁丝网外开垦荒地种菜。当初到田里工作时，有的难友却乘这个机会采摘生果或抓鱼。有一次，在中午12点整队检查时，有个难友把鱼藏在衣衫里，被值班军人查获后当场拉出队伍，被打得鼻青脸肿，难友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把难友当作摇钱树
1975 年，国际国内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印尼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尤其是木材业领域更是欣欣向荣，一枝独秀，不少新兴的林业主需要大批砍伐工人，脑满肠肥的狱长看准了这个机会，串通了宪兵头目将难友分批地“卖”给林业主，从难友们身上榨取血汗钱。中饱私囊。
另一方面狱方也对难友们渐渐开放，不但允许他们出外打工挣钱，并且还批准他们回家探亲，此时，集中营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偷拿玉米种和采摘生果从此不复重现，捕抓布袋蛇吃的事也已成历史陈迹。从此，难友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精神面大为改观，生活好转，健康也恢复如初。
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某天晚上，我们从值勤军人那里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有一个在山林伐木的难友被大树打死，当晚，其尸体用席子裹着载回散仓里，掀开席子一看，头脸和衣服满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善后，难友们分摊一些钱买了神香宝烛，在田埂上为死去的难友开了个小追悼会。祝他“一路好走！冤有头，债有主，作孽者必得恶报！”
无独有偶。在道房集中营伐木的一个难友，在监护军人允许下，进入山林打猎，被受伤而伺机报复的狗熊抓破了脸庞，熊爪将他的鼻腔挖了个洞，顿时血流如注，当他跌跌撞撞地跑回营房时，扑倒在地不省人事。伐木局和军人连忙将他带回坤甸军医救治。当时的医术落后，何况是在坤甸。医院试图用手术切其腿肉修补，然而以失败告终。只好用纱布盖住。隔三五天到医院去上药。就这样一直延续生命。听说，他在1978年，释放后不久因破伤风不治去世。
获释曙光在望
尽管生存条件逐渐改善，但失去人生自由则是人生一大悲哀。不少难友问我：“何时能获得释放？”我斩钉截铁的说：“印尼政府不可能长久的监禁下去，船到岸头自然停。现在我们要努力锻炼身体，学好印尼文，将来走出去才能在社会立足。”
从那时候起，各房便展开了学习印尼文的热潮，并且还建起了一座篮球场。几乎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男女难友们集合在一起打篮球，每逢节假日还举行篮球比赛。乐此不疲。难友们的正当活动获得了狱长及值班军人的赞赏。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与他们的感情亦渐渐地融合。从1976年至1978年期间，《国际红十字会》曾两次来探访集中营。当第二次来访时，正好来到我们的房里，来者是一位自称是瑞士人，人长得高高瘦瘦，能操一口流利的话语，说话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当他看到我们的床铺上空空洞洞而大多赤着脚时便问：“你们有否收到我们寄给大家的被子和运动鞋？” “没有！”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铿锵有力的回答声震得他目瞪口呆。
有一个难友打趣说：“你们送来的物品正像一块大冰块，途中遇到烈日就一点一点地融化掉！”这位笑容可掬的瑞士人听了之后发出会心的微笑。事后不久，雅加达就寄来了被子，但却没有鞋子，而且一床被子却将它切成两截，盖在胸前却遮不了腿。
《国际红十字会》数度来访好比天气预报，从中我们获得一个启示，即：“残冬将尽，春天还会远吗？”
印尼政府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已在酝酿着释放全国的政治犯。西加当局也为了配合中央的指示，在集中营展开了各种活动，狱方责成每个难友必须信奉宗教，除了佛教以外，叫大家自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当时，我们中不少难友在友族难友的鼓动下自愿选择了伊斯兰教，但释放以后是否他们还继续信奉伊斯兰教，履行教规，那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还给难友们每周进行一次洗脑工作，即上《班查希拉建国五原则》的思想教育课，名为“训话”（Santiaji）。
从上述种种迹象看来，让我们深切的预感到：跨出牢门，重见天日已经为期不远了！果然，从1978年起当局分批地释放犯人，而我在1979年年底获得释放，也就是最后被释放的一批。
当车子送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山口洋时，已是万家灯火，街上的霓虹灯闪闪发光，仿佛在向这个深陷囹圄十一年的我表示热情的欢呼、雀跃。经过灾难洗劫重新恢复安宁的山口洋，如今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是焕然一新，气象万千！
小刘
在华人商业地区先抢光，然后再放一把火，汽车也不能幸免！
-引自《印尼华人的悲情》
华裔女性被轮奸致死后被抛入火海！
-引自邓通力画册
奸后烧尸，两具烧焦女尸的惨状！
-引自美国抗暴联盟
1998年5月12-14日印尼一小撮反华排华事件
劫后的印尼唐人街，满目疮痍，令人触目伤心！
-引自邓通力的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