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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乌榜在一起 6:回忆跟Ubong一起工作的岁月;我与Ubong一起战斗的片段
回忆跟Ubong一起工作的岁月
吴德芳口述,扬帆整理
1968年12月12日,我参军一开始就来到MR(拉让江中游),我们20多位同志在刘小雄队长的主持下,进行了20多天的军事训练。
军训后,我们进到了NG DAP的红旗山,由Ubong来欢迎接待。
我们第三批的20多位同志原本计划是要经过MR,越境到位于印尼边境的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部的基地去。但由于边区开始面对印尼军队的轰炸与围剿,再加上69年1月8日,蔡铁军(原名邱亚陶)在牛麻(SG Ngumah)牺牲,我们要进边区已不可能,而且才到红旗山没几天,就面对政府开始的军事进攻。
我们分成了二个小队坚持在红旗山进行反围剿,当时,主要是由Ubong、伍乐(许保祥)、小李(李家恩)和怀军指挥。为了缓解压力,和更好地战胜困难,我们决定,把大多数同志转移到拉让江对面岸OMT(即乌驿、沐胶、达斗的简称)单位去,留下Ubong、小李等同志坚持斗争。
农历新年后,伍乐、坚强和我三位又回到MR与Ubong等同志一起工作。我们主要是宣传群众,搞米藏粮以备后用,我本身主要是替群众看病治病。这一段时间,我们生活较波动,也较艰苦,一个住点不会住上一个月就要搬走。我们在颠簸不定的生活中,坚持艰苦的斗争。至到1970年3月,我跟Ubong分手,下到DR(拉让江下游)第三军分区。
回顾第三省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之时,在NG DAP与SG POI一带就约有百个伊班人参加军事训练,可是因为没有能够及时发动国內武装斗争,群众的武装热情逐步消退,以至变成消极。尽管如此,NG DAP仍是拉让江伊班人斗争的红区,是个联络站,也是MR武装斗争的基地。那时,第一和第二批来自拉让江各地约70人的同志要前往边区,都以NG DAP为跳板;印尼边区和MR的同志要奔赴OMT与DR(即拉让江下游的简称)的,也以此为跳板。Ubong作为土生土长的民族领袖,在迎送接待这些同志,为支援配合他们的斗争,为开展MR的工作和拉让江武装斗争做了可贵的贡献。
重建边区基地时,我又跟Ubong战斗在一起了。
1978年中,Ubong是第二次联络时进到印尼的基地。那时基地才开始建设2个月多,物质生活条件还很困难。由于果子季节已过,没有果子,猎也难打,我们只能主要靠一些菜与藤菜叶为主粮。我们采较老黄的金瓜叶、番薯叶和其他一些藤菜叶煮了当“饭”,采了一些蒲叶、其他一些菜,掺进盐(规定一人一天一小汤匙盐)煮成“菜”,或者有时难得煮些番薯块和掺些腌肉做菜,一人一碗。如此的“饭菜”,吃还是吃的很“饱”,各个胃胀得鼓鼓的,有的同志称之为“鹿胃”,但才活动半个小时后就感觉饿了。初入这样的环境与生活条件,我们一时还不能融入,身体也感不适。再加上吃不饱,还要束紧裤带拿起斧头砍大树、干粗活,累得我们精疲力尽。为了早日生产见效,早日建成基地,大家抢时间,大力干,有时干到天摸黑才回营地。这样的忍饥挨饿,我的体会是,有时比病痛更痛苦、更难受。也因为这样,没有淀粉的补充,我们女同志的月经也不来了。
Ubong他老人家,一个民族的领袖,也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乐观地跟我们战斗在一起。怕他不惯,也为了照顾他,我们初时特抽出仅存的一些米煮成的粥让给他。没几天他就婉言谢绝了这份照顾,愿跟大家同苦共难。为了解决粮食,他经常出外打猎,我也常陪著他去。饿著肚子已感到浑身无力,还要爬高山涉长河,走半天至一天的路程范围,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没有一点精神是不行的。若有打到猎物还会得到精神慰借,体能得体力补充;但往往是拖著疲惫的身体空手而归。可贵的是,面对困难与苦楚时,他始终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坚持不懈。
值得一提的是,Ubong的生存能力很强,我更佩服他有傲游林海自如的本事。在一、二天的范围之内,他可以不带指南针与地图,凭他老到的跑山经验,用不著你担心他会在大森林里迷路。
为了同志们能吃到鱼,补充一些蛋白质,他也经常去钓鱼。钓Seluai小鱼他最拿手,选用很小的鱼钩,穿上山蛭作饵,把鱼钩打到水面,小鱼立即鱼贯冲来抢吃,在还未弄清这么回事,又很快用力抽回,其中一只小鱼已被钩上了。Tekalang的河水清又清,鱼儿成群结队游来游去看了令人陶醉不已,但要拿到手可不容易噢。大白天去钓白鳞(
伊语Semah)同志们都认为难矣,甚至是不可能的。你看到大群的鱼儿抛下鱼饵,它们会一涌而上,但很快游开了,它们感觉异样不愿上钩。但Ubong有办法让它们上钩。原来,Ubong有经过琢磨研究,他采用小号的鱼钩,较小的鱼线(用40-45号的可钓至10多斤,100号的可钓几十斤,但粗线会吓走鱼儿),和以蚱蜢为钓饵,选择在急滩头钓,就可以骗到贪吃抢吃的白鳞。有一次,大白天Ubong就钓到几十条大小的白磷。刘祥勇跟著他,鱼头吃到腻去,身强力壮的他也背得气喘吁吁。
再说,一般上我们没有分配工作给Ubong。但他闲不住,能做甚么他就做甚么,主动地去承担一些工作。在生产基地,他几乎一样跟大伙儿生产劳动,大家劝他少千一些,他一点也不减,照干不误,干的挺欢。
我认为,Ubong是非同一般,他是一个民族的形象,给同志们是精神力量。他的言行和表现在鼓舞与鞭策著同志们为建好基地,为争取美好的未来而奋发向前进。
我与Ubong一起战斗的片段
陈广德口述
江泓整理
在我与Ubong一起战斗的片段,这里补充两点,他值得我们学习的:
(1)他能以大局为重,理智主宰情感,服从斗争的需要。
人的情感是复杂多变的,也会带有私心杂念的。但Ubong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撇清思路,排除各种干扰,受真理的驾驭,服从斗争需要。
当斗争需要时,他毅然决然离开亲爱的家人和温暖的家;当斗争需要时,他就把全家人带进武装斗争的行列。在部队里,他多么希望全家人能战斗在一起,但需要时,他也欣然接受了儿女被调到各单位去的分配。当他至亲的爱人和女儿遭到殉难时,他的心窝简直像被重重的捅了一个窟窿,但他还能忍住泪水,忍著伤痛,顽强的战斗。
1985年,Ubong曾一度要他的唯一儿子停止武装斗争跟著他相依为命的一起过日子。
但当他的儿子表示革命队伍里必须要有伊班的代表,且表示要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之际,他就改变初衷,理智地尊重儿子的决定。一个伊班老人家,能有这样理智的情怀与宽大的心胸,多么不易呀!
(2)Ubong是伊班群众的贴心人,他密切联系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
Ubong以“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著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来要求自己。他关心群众(尤其是本民族)的痛痒,同情他们的不幸与遭遇。若有机会见到群众时,他总是热情地与群众拉家常,倾听他们的呼声,耐心地进行宣传教育。他善于摆事实,讲道理,而且进行深入浅出的、有条有理的分析解说,使群众深受启迪与教育。他健谈善谈,他可以跟他们促膝谈心,滔滔不绝地谈到通宵达旦。群众把他当作贴心人,群众也乐于接近他跟他谈。他跟群众的感情与关系,可谓是血肉之情,鱼水关系。
有一次,一组同志经过一个伊班群众的稻芭,采了较多的黄瓜与玉蜀黍。我们违反了群众的某些禁忌,也没有照顾到群众生活条件较差,那个群众冲著我们来理论。我们语言不大通,又大不了解其风俗习惯,难以说个明白。来自群众的麻烦问题,我们只好请Ubong去“摆平”。他诚恳地向群众做了检讨,交出了10元的“罚款”,很快地就解决了当时我们华族不易解决的群众中的一个问题。
伊班族有不少的禁忌,有的甚至是迷信。一般伊班群众对Ubong的态度是既敬且畏,连有的伊班兵也怕他。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说,他“打战很厉害”、他“有隐身术”,甚至“打不死”,云云,传得神乎其神。Ubong身上带有山猪牙等制成的“护身符”,但当他爱人牺牲后,他失望地把这所谓“保佑安全”的“护身符”丢掉。他跟群众讲,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我们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要创造人民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人,生命有限,精神永存。Ubong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精神仍活在我们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