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成本上升，并不只是全球冲击或短期供应中断的结果，而是经济组织方式的产物。食品、住房、交通，这些不仅是必需品，也是利润中心。家庭每花一令吉，都要经过多层定价、加价、债务和地租抽取。当家庭购买食用油、支付房租或偿还车贷时，他们不仅是在消费，同时也在维系一个不断从其收入中抽取价值的体系。

文告｜生活成本危机：管理痛苦，维护体制

柯嘉逊

May 5, 2026 2: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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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51 PM

当首相安华表示，生活成本必须被管理，其影响必须被遏制时，他实际上承认了马来西亚人每天都在经历的现实：物价持续上涨，生活压力不断加剧。然而，语言本身是有意义的。“管理”并不是解决问题，“遏制影响”也不是直面根源。

这是我们时代一种安静的政治方式：只处理症状，却不触动产生症状的结构。马来西亚生活成本危机通常被解释为“通胀”或“全球压力”，这种说法过于便利。价格并不是在真空中上涨。马来西亚人所经历的是一个阶级问题：日常生活再生产的成本（食物、住房、交通）增长速度远高于工资。

生活成本上升，并不只是全球冲击或短期供应中断的结果，而是经济组织方式的产物。食品、住房、交通，这些不仅是必需品，也是利润中心。家庭每花一令吉，都要经过多层定价、加价、债务和地租抽取。当家庭购买食用油、支付房租或偿还车贷时，他们不仅是在消费，同时也在维系一个不断从其收入中抽取价值的体系。

因此，当商家说逐步涨价影响他们时，他们并没有错。但他们也只是链条的一部分。成本层层向下传递：从生产者到批发商，从批发商到零售商，最终到消费者。在每一个环节，利润空间都被坚守，而负担则不断向底层累积。

政府的反应是可预期的：召开内阁会议、考虑定向补贴、加强少数必需品的价格管制，并给予安抚。这些在政治上是必要动作，但本质上是有限的。它们帮助家庭应对高价，却不追问为何价格持续居高不下。

 

马来西亚生活成本危机的结构性诊断如下：

1. 以压低工资为发展模式

自19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依赖廉价劳动力（包括外籍劳工）、弱势工会以及国家对劳工的纪律化管理。结果是：生产力上升，但工资停滞。工人创造更多价值，却只获得更小份额。

 

2. 必需品商品化

基本生活需求被纳入利润体系：住房成为投机资产，食品被供应链与中间商控制，交通体系则围绕汽车与盈利逻辑构建。这意味着资本从“生存本身”中抽取地租与利润。

3. 寡头垄断与政治关联资本

关键行业由大型财团、官联公及政治关系企业主导。这并不是“自由市场”，而是一种利润被保护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不要触碰底层结构

在安华政府之下，政策回应集中在现金转移、定向补贴与温和工资调整。这些措施并未解决问题，只是在补贴资本：让工人能够承受高价格，而不改变价格为何如此之高。

现金援助本质上成为一种循环：国家→工人→企业（通过消费）→资本回流。它缓解压力，但并未改变结构。

现金补贴确实能提供即时缓解，但同时也让现有体系继续运作。资金从国家流向家庭，再迅速回流到租金、利息与利润体系之中。救济因此成为稳定机制，而非解决方案。

 

以住房为例：它占据大多数家庭收入的最大部分，但价格主要由土地投机、金融结构与市场定位驱动，而非建筑成本。再看交通：汽车不再只是商品，而是一个长期金融承诺，绑定贷款、燃油与基础设施限制。甚至食品这一最基本需求，也嵌入复杂供应链，每一环都在增加并抽取价值。

在这种结构下，“管理影响”实际上就是接受结构不变。

 

必需品、住房与流动性

更诚实的问题应当是：为什么必需品被当作利润最大化的对象？为什么住房首先是投资工具，而不是居所？为什么出行必须依赖私人汽车，并将家庭锁入长期债务？

食品、公共服务与社会需求应对生活成本问题，不只是缓解压力，而是减少日常生活对利润体系的依赖。这意味着：

扩大真正可负担的公共住房，而不是推动高价购房；
建立可靠、可负担的公共交通，使汽车成为选择而非必需；
确保食品、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以社会需求为优先，而非商业回报

这些改革并不容易。每一步都会触及既得利益、制度惯性与政治约束。但如果不面对这些现实，循环将持续：物价上涨、政策救济、压力再起。

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知情，而在于认知停留在“管理”层面。

因为最终，一个社会无法通过补贴去维持一个让生活变得昂贵的体系。它要么改变体系，要么继续为它付费。

本文作者为前国会议员、人民之声顾问柯嘉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