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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清禄 14-12-2025）
从昌明政府内两位主要马来领袖，一位仍身居高位，一位暂别内阁，近日围绕语言与统考问题所提出的不同论点，再放眼未来世界格局的深刻转变，可以愈发清楚地看见：所谓“昌明政府”，其实正站在两条早已存在、却迟迟未作清晰选择的道路前。这一抉择，表面上是语言与教育政策是否包容华教和统考之争，实质上却将深刻影响未来十至二十年国家的方向，以及新生代在区域与全球竞争中的位置。
围绕“是否承认统考”与语言政策，首相安华与前经济部长拉菲兹·拉姆利，分别提出两种方向迥异、却都自称立足国家利益的论述。然而，若从沙巴、砂拉越人民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出发，这场争论早已超越语言或族群本身，而直指马来西亚建国以来的核心问题：联邦治国理念，是否真正尊重多元、伙伴关系，以及不断变化的世界现实。
安华强调“捍卫联邦宪法原则”，认为承认统考可能冲击马来语作为国语的地位。这种论述在半岛政治语境中或许具备动员力，但对沙巴、砂拉越人民而言，却显得过于单一文明视角，甚至延续了中央过度集权的历史惯性。因为在1963年，沙巴与砂拉越同意组成马来西亚，并非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前提，而是基于《马来西亚协议》（MA63）所确立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建国伙伴关系。马来西亚从一开始，就不是马来亚的自然延伸，而是一个复合政治体。
从法理角度看，联邦宪法第152条确立马来语为国语，但从未禁止其他语言的发展与制度化使用；相反，该条文本身明确保障其他语言的学习与使用不受歧视。建国初期，沙巴与砂拉越一度保留英语作为官方行政与教育语言，正是联邦对区域差异与现实需要的制度性承认。因此，将“承认统考”简单定性为违宪，本身既站不住脚，也忽略了宪法原本所蕴含的多元精神。
问题的真正根源，恰恰在于《1996年教育法令》（第550号法令）。该法令以“统一国家教育体系”为目标，将所有教育机构全面纳入联邦监管，并确立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同时高度集中课程、考试与文凭承认权。表面上，它并未否定其他语言或教育形式的存在；但在制度设计上，却将非国语教育与非国家考试长期置于“例外”“附属”与“等待承认”的位置。统考之所以被视为“问题”，并非因为其教育质量，而是因为它不属于这一封闭的合法性框架。
这正是政府当局长期忽视或“误导“的盲点：把教育法律当作不可触碰的国家建构工具，而非需要随社会现实调整的公共政策。550法令将教育理解为塑造单一国族认同的工具，而非提升整体国家竞争力的战略资产。当语言、课程与考试被政治化，教育便从能力培育的平台，转变为族群焦虑的缓冲区。其结果，不是社会更团结，而是制度性排斥被合法化，新生代在区域与全球竞争中的能力被削弱。
相较之下，拉菲兹的论点虽然未必在所有预测上完全准确，却更贴近当下世界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变。他所强调的，并非族群权利优先，而是全球经济、科技与知识体系正在东移的现实。无论是否认同“华语将取代英语”的表述，中国在制造业、科技、供应链与区域影响力上的崛起，已实质改变东南亚国家的人才需求结构。
对沙巴、砂拉越而言，这一点尤其关键。沙砂在地理、经济与社会结构上，本就比半岛更早、更直接地与区域经济接轨；与印尼、菲律宾、汶莱、中国及更广泛的亚太世界长期互动。多语能力对我们而言，从来不是身份政治，而是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工具。一个拒绝制度性承认多语教育成果的国家，只会进一步削弱边缘地区与弱势群体在未来竞争中的位置。
更深层的危险在于：一旦语言政策被当作族群进攻的阵地，国家决策便必然陷入零和思维。承认一种语言，被视为削弱另一种；多语被误解为稀释国家认同；妥协则被标签为政治失败。于是政府只能在象征层面反复表态，却无法从国家长期能力建设的角度，系统性评估语言与教育的真实价值。
然而在21世纪，语言早已不只是文化象征，而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生产要素。未来十至二十年，随着经济重心持续东移、区域化与供应链重组加速，不具备多语与跨文化能力的新生代，势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语言政策的后果不会立刻显现，却极难逆转；当问题真正“看得见”时，往往已错失整整一代。
因此，昌明政府眼前的，实际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族群进攻型语言与教育政策，以象征阵地换取短期政治安全，却牺牲长期国家能力；另一条是国家能力型政策，将语言视为战略工具，使多语能力制度化、去族群化，虽短期争议更大，却能为国家与新生代铺设更宽广的未来。
一个真正昌明的政府，应当三项并行：坚守宪法，却回归其多元原意；修正550法令的高度集权逻辑，制度性承认现实存在的多元教育成果；并真正尊重沙巴、砂拉越作为建国伙伴的历史地位，在语言、教育与发展策略上给予更大自主与弹性。
放眼未来世界，国家竞争力取决于开放、包容与前瞻，而非对兄弟族群文教的压制与单一化统合。是时候，昌明政府对眼前这两条路，作出真正昌明的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