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或回乡，不一定是为了服务，而是学习；不应是单向的传达改变的讯息，更应聆听当地居民的声音。空间是各个不同权力的争据点，也是我们争取权利的场域。从海外到国内，从网络到街头，从法庭到国会，从嘛嘛档到清真寺，从组屋到长屋，处处都是我们抗争的空间。
抗争的空间
作者：丘伟荣
日期：2013年6月4日
五月五大选前后，我虽人在德国，心却系马来西亚。我双脚踏在柏林的土地上，思绪却活在马来西亚的世界里，有时候有一种空间错乱的感觉。
508黑色集会时，面子书的即时图文分享和《当今大马》的滚动报道，让我虽然人不在现场，却能感同身受。远在台湾的歌手梁静茹也留言：“我感到很骄傲我听得懂马来文！我在听！我在听！”。
的确，网络的社交媒体除了能够动员群众和传播资讯，也模糊了虚拟与实质空间之间的界线，也间接促成为了国内外马来西亚人新的想象共同体。
中东的面子书起义
网络媒体在人民抗争扮演吃重的角色当然不是马来西亚特有的现象。从2009年的伊朗绿色浪潮，2010年后一系列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到最近的土耳其人民起义，不少观察者就以“推特革命”或“面子书起义”来形容这些抗争运动。
在这些中东国家，由于主流媒体大致上都被政府管制，面子书和推特不仅在传播讯息方面功不可没，也成功地号召许多人在关键时刻离开家里的电脑，步向广场。社交媒体让许多原本没有社运背景的年轻人走上街；也串联了居留在海外的中东人，在世界各大城市，如伦敦和华盛顿抗议。从开罗到伦敦，从网络到街道，从面子书的留言到街道游行的布条，那时中东人要求改变的讯息无所不在。
不过，一些观察者也认为社交媒体的角色被过于夸大，因为在地的实质空间才是革命的主要战场。确实，就算海外中东人集会风起云涌，就算面子书上都是不满的声音；如果没有人民在国内默默耕耘，在大城小镇传达改变的讯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走上街道，聚集在广场示威，革命最后可能还是功亏一篑。
吉隆坡的抗争地图
现在，让我们回到马来西亚，也回到实质的空间。去年年尾，我参与了绿色苦行的最后一段路。我们先抵达隆雪华堂，乘巴士到伊斯兰党旧总部，然后开始步行到独立广场，沿途路过了清真寺、兴都庙、基督教堂、华人庙宇、斯里兰卡佛寺、华人穆斯林总部，还有印尼外劳聚集的秋杰路。
我不知道这样的行程是否经过刻意的安排，不过这段路对我而言是深具意义的，因为它可大略地勾勒出吉隆坡的抗争地图。
自1998年烈火莫熄以来，隆雪华堂和伊斯兰党旧总部是人民抗争的两个重要地标。前者设在吉隆坡的市中心，是进步华团人士的集聚地；后者处在吉隆坡的边缘，是伊斯兰党支持者的地盘。
这些年来，这两个场所记载了许多社运人士的足迹，办过了无数的讲座、记者会和群众演讲。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地方也是跨族群合作的空间。2001年，在雪华堂举办的反内安法令大型讲座，出席者大多是马来人；2012年，以华裔占多数的绿色苦行者，在伊党旧总部过夜。这显示了在马来西亚，认同政治与民主斗争不一定是对立的。
各个宗教场所也是国人的抗争空间。许多大大小小的集会，穆斯林都会以清真寺做为出发点。虽然宗教局通过统一周五的讲道来管制清真寺的活动，不少社运分子也选择在清真寺外分发传单。2007年左右，多座雪隆一带的兴都庙被摧毁是当时兴权会崛起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在守护苏丹街的运动上，福音堂则扮演积极的角色。
示威场所策略考量
毋庸置疑，独立广场和独立体育馆是这几年来人民起义的两个最重要据点。占领独立广场象征人民的自主，人民的独立。1957年，国父在独立广场高喊“默迪卡”，象征国家独立于英殖民地的统治；如今人民在广场外呼喊“默迪卡”， 要求终结国阵的威权和种族政治。
428和709两次净选盟集会队伍虽然无法抵达上述两地，却成功占据了周边的街道。去年，绿色苦行者顺利地在独立广场外的大街聚集；今年年初，112集会者则挤爆了独立体育馆。成功占领了独立体育馆后，民联支持者的气势高昂，期望民联能一鼓作气，在第十三届大选中打倒国阵，进入国会，拿下布城。
遗憾的是，尽管民联在选举中赢得了多数票，却因选区划分的不公，无法赢得更多的国会议席而执政中央政府。为了解除部分人民对通过上街推翻国阵政府的担忧和疑虑，选后一系列抗议选举舞弊的黑色集会都选择了体育馆作为斗争的场所。在体育馆集会固然可以保温支持者的不满，却不能有效地冲击现有体制，也无法与更多不同阶层的人民对话。
根据报道，民联将在615举办另一场黑色集会，究竟会是街头示威还是体育馆集会，暂时未有定案。不同的政党领袖和社运人士肯定会对集会方式和地点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显示示威场所与社会运动策略之间的密切关系。
下乡应聆听和学习
这些年来人民主要的抗争空间都已以吉隆坡和大城市为中心，忽略了其它的小镇和乡区。这次大选的成绩显示许多乡镇选区仍旧是民联难以攻克的国阵堡垒，因此许多论者呼吁人民把抗争空间从大城镇扩展或转移到较偏僻的乡区。
不过，所谓乡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华人新村、马来垦殖区、印度园丘和东马长屋的居民就有着不同的生活水平，不一样的政治诉求。因此，下乡或回乡，不一定是为了服务，而是学习；不应是单向的传达改变的讯息，更应聆听当地居民的声音。
空间是各个不同权力的争据点，也是我们争取权利的场域。从海外到国内，从网络到街头，从法庭到国会，从嘛嘛档到清真寺，从组屋到长屋，处处都是我们抗争的空间。
丘伟荣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 曾任媒体与民调工作，目前在柏林现代东方中心（Zentrum Moderner Orient）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