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社会真的存在冲突，这实际上是种族性政党刻意“经营”的结果。但真正的结构性元凶，是否会面临《煽动法令》的惩处？在现代民主社会当中，人民依据事实批判政府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1948年煽动法令》乃一名副其实的恶法，是基于其法令的内容，绝不仅仅是因为滥用。
巫统浦莱国会议员诺加兹兰，早前在一论坛提出提出，“法令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运用。”首先，这种说辞承认，法令的运用存在问题。说的白一些，根本就是滥用的问题。
其次，如果承认存在滥用的问题，问题如何解决？滥用根源在于当权者面临威胁时，很难抗拒运用种种手段，包括《煽动法令》来打压政敌，维系权力。这是历史一再出现的现象，也是权力的根本性质。这个现象如何解决？
如何解决滥用的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现实运作的必然滥用，“法令没有问题”，说了等于没说。因为，现实当中，如果还是有人无辜受害，言论自由依然面临打击，“法令没有问题”的说法，没有丝毫意义。
其三，即使不考虑滥用的问题（当然不可能），《煽动法令》有存在的必要吗？诺加兹兰，提出《煽动法令》“60年来成功团结国人，创造和谐”。这也巫统多年来一直运用的借口。
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是，这种所谓的“和谐”就是某些人可以主观设定言论禁区。其他人的言论即使在禁区之外游走，也可以因禁区突然扩大而被涵盖。某些人就借机煽动，喊打喊杀。最后，发言者反倒成为“煽动者”，赔上丧失自由之代价。
这是真正的和谐？一方间歇性（视政局需要）被别有居心的人士利用，或者“被代表”对他方敌意叫嚣；另一方永远无法对公共事务，直抒胸怀。这种和谐，表面而脆弱。
如果这个社会真的存在冲突，这实际上是种族性政党刻意“经营”的结果。但真正的结构性元凶，是否会面临《煽动法令》的惩处？
法令的几个特质
《煽动法令》是名副其实的恶法，乃是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本法令的出身就是一种政治工具。历史上，类似《煽动法令》的法律，原本就运用于对付政治异议者。在英国，煽动法律是在十六世纪发展。煽动，学者认
为，根本上就是政治罪行（political crime）[注1]
。刑事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免于伤害个人及社会的行为。以国家刑事调查以及检控资源，行使当权者自身政治目的，美其名为维护社会和谐，在现代社会是
不应出现的现象。
第二，《煽动法令》一大特色，乃是控方只须要证明发言者内容，具有“煽动倾向”（seditious tendency）[注2]
。“倾向”何其虚无？其他刑法，几乎都需要证明嫌犯实质犯罪。即使《刑事法典》第511条款的“犯罪未遂”（attempt to commit
offences）也需要嫌犯具体行动，而非仅仅凭借犯罪“倾向”而入罪。
“倾向”的论证门槛，何其之低？如果法令的目的，真的是为了避免言论导致社会动荡，为何不能要求控方论证，言论有明显鼓吹暴力的内容？
美国实际上也继承了英国煽动法之体系。煽动法律，显然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众议院不得立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自由”的原则相冲突。在1969年的案件
Ohio v Brandenburg [注3]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裁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除非言论刻意导向，并且可能导致“罔顾法律之行为，行将发生”（imminent
lawlessness）。
简单而言，任何言论不能被限制，除非：第一，发言者有意图促成人们触犯法律；第二，这个言论已如此明确，如此有效，让非法暴力行为近乎发生。这显然比单凭“倾向”就定罪，更为合理。
事实变得不重要
第三，在大马的《煽动法令》下，即使言论点出的是事实，这依然可以被定罪。卡巴星评论霹雳宪政危机被提控一案的上诉庭裁决，法官明确提出此一点。卡巴星提出霹雳苏丹引用霹雳州宪法第16（6）条款，开除当时州务大臣尼查，“越权”（ultra vires）的做法。
上诉庭不同意卡巴星的法律观点，但提出，即使卡巴星的观点是对的，这也无关紧要 [注4] ，因为法庭在意的是那些言论是否具有煽动倾向。
在英国煽动法律的历史上，言论符合事实，不足以令被告逃脱煽动的罪责。这确实是17世纪确立过的原则 [注5]。但那是王权封建时代。
然而，在现代民主社会当中，人民依据事实批判政府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如果提出事实，依然面对刑责，人民如何监督当权者？
第四，《煽动法令》看似有一机制，保障合理批判当政者的言论。在法令第3(2)条款下，如果言论仅仅是指正统治者以及政府行事的错误、被误导等等，这不属于“煽动倾向” [注6]。
然而，翻阅多年《煽动法令》案例，通过第3(2)条款脱罪的案件，几乎没有。这当然不足以证明此条款的无效。毕竟，如果案情不允许，被控方可能也不会提出3(2)条款，作为辩护之理据。
在这方面，卡巴星案再次值得参考。卡巴星作为资深律师，以及国会议员，对当时霹雳宪政危机，提苏丹的权限的法律观点。这能否算是“指正统治者行事的错误以及被误导”？高庭一审认为是，上诉庭认为不是。
上诉庭认为卡巴星言论，不属于第3(2)条款下的指正错误，但似乎没有给予太多的理据[注7]。上诉庭逐段分析卡巴星的言论，觉得具有煽动倾向，“显然并非指正统治者的词句” [注8]。
极易令人产生如此印象：言论是否是对政府/统治者的指正，最后判断还是回到言论本身是否具有“煽动倾向”。
限制人们批评当权者
“指正”当权者，显然就是当权者出现犯错的时刻。如果犯错被点出，又怎么不会引起人民对当权者的不满，因而符合法令当中的“煽动倾向”之标准？第3(2)条款的所谓保障，看来中看不中用。
总括而言，《煽动法令》下，发言者是否有意煽动？不重要；言论是否极可能带来暴力无序？不重要；言论是否有事实的依据？还是不重要；言论是否是为了“指正
当权者的错误”？看来也不重要。一切判断，仅仅是言论是否具“煽动倾向”，内涵模糊、外延过广。在如此定义下，任何对于当权者的批评，岂不都有可能触犯此
法令？
现代民主社会，监督政府乃人民之基本权利。可能钳制人民发言的法律，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恶法？现有法令已是如此，纳吉依然提出要“强化”《煽动法令》，显然是国家民主之大倒退。奈何，人们对此之关注，依然严重欠缺。
注释：
1. Manning RB.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sedition. Albion: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1980;12(2):99-121.
2. Section 3(1) Sedition Act 1948 (Act 15).
3. Brandenburg v. Ohio. US: Supreme Court; 1969. p. 444.
4. PP lwn. Karpal Singh Ram Singh [2012] 5 CLJ para84.
5. Manning RB.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sedition. Albion: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1980;12(2):99-121.
6. Section 3(2) Sedition Act 1948 (Act 15).
7. 同上。
8. PP lwn. Karpal Singh Ram Singh [2012] 5 CLJ para101.
林猷荃，毕业于马来大学，曾参与华语辩论活动，现为执业医生。
29-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