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注:文中所称越方指越共领导的人民军,老方指老挝人民党(共产党性质)领导的寮国战斗部队,泰方指泰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
1968-1978年,我在驻守于云南边境勐腊县的一个部队工作,该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外军军援物资的交接与外事接待。当时受我军援的外国友军有三方:越方、老方和泰方。

当时,我是这个部队一个部门的主管,部门有越、老、泰语翻译共六名。上世纪60年代是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已取得重大胜利。

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与多国邻界,对外军援任务甚多,为保密计分别以代号相称,我所在的部队物资援助的三方分别以1号(越南)、2号(老挝)、4号(泰国)相称。

越、老、泰三方都派有代表常驻我外事接待站,我们与其接触,仅限工作方面,对他们的内部情况和人员管理既不打听也不干涉。对泰方的保密要求特严。

我所在的部队对泰方的军用物资援助大致在1967年前后开始,泰方常驻我接待站的代表是位年近五十岁的高级干部,名字叫叶青。此人精干老练、言语不多,对工作极为负责认真,生活十分俭朴,中国话说得好,中国字写得也不错,是泰共的中央委员。


4号任务的具体范围是:援助物资的保管与交付,对泰方常驻代表提出的要求的上报请示及传达我方的回复;泰方驻站人员的生活必需和绝对安全。当时,我所在的部队十多年对越、老、泰革命武装的军援物资都是无偿的。

援泰共武装的军用民用物资,在1968年前经我部的数量不是太大,受援物资的转运任务也不是很重,进入上世纪70年代,泰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泰北清迈两个府(相当于我国的省)基本已由泰共控制,物资需求增多,我方对泰方援助物资(军、民物资)的数量增长颇快,运力不足成为突出问题,原使用人力运输和老方提供零星驮马运输,已远不能满足需要。泰方驻站代表提出,他们部队派一个建制班(10人)到我部学习驮马的使用管理及捆绑驮运物资等技能,由我方提供驮马,由他们自行运送受援物资。

泰方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想排除越方、老方的作梗。因为那时中越在意识形态领域已有分歧,我们说越“反帝不反修”,越方对我方“文化大革命”反感,而泰方则同我党我国保持完全一致,老挝方面则与中、越保持等距,并略受越方控制(越军在老挝部队和政府派有顾问)。

四方关系微妙,这种气氛在我外事接待站已能明显感觉到。那时候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集会
前背语录唱语录歌,是必行仪式。泰共人员积极热情参与,老方人员既不退场也不和我方一起行动,越方人员则退出室外,待仪式结束时返回。

一次,我和越方代表交谈,当我方翻译说“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时,越方代表立即插话: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胡主席(胡志明)是我们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我援老筑路部队是从1968年起陆续进入老挝北部的,为保障部队供应,简易公路不断向老境延伸。

随着泰方形势进一步发展,物资需求量又随之递增,畜力运输已不能满足需求。应泰方要求,我方抽调一辆车况好的卡车及技术好的司机去完成这项任务。

经一段时间配合,泰代表叶青对派去的车及人极为满意,流露出不舍之意。此后,一辆卡车运输也满足不了需要,我方又满足泰方要求,援其三辆卡车,由泰方自行解决物资运输问题。

这时泰方驻站人数和过往人员也随之增多,这些人员中绝大多数为知识青年,性格热情活泼,能说流利的中国话,这部分人中,可能有不少是华侨子弟或是泰籍华裔子弟。
1971年国庆节前一天,我受单位首长委托到边境小寨磨憨(现为边境口岸)的外事接待站参加国庆外事活动。十月一日上午,越、老、泰驻我站人员,相继聚集“餐厅”(竹木搭建的大棚;餐桌也是竹木打造),受邀的驻老越边境的越军单位首长乘坐苏式吉普一行3人来到接待站,翻译告我越方首长是转运站站长。

泰方参加的是一位高级领导(泰共政治局委员)。我即令接待站急设席面接待。

泰方这位领导和我们寒暄后,又分别与老方、越方外宾交谈,气氛十分随和,在我简单致词后,各方代表相继致词举杯祝贺。在这个宴会上我还了解到,越军的站长曾毕业于我军高级步兵学校。

1970年后,我援老筑路部队已大举进入老挝北部五个省区(老方称为上寮),先后十万之众奋战施工在五条公路线上。当时,贯通泰老边境的新西线已毛路粗通,我所在的部队在该公路线中点设有单位,担负筑路部队过往人员、食宿加油、物资供应等保障任务。

湄公河是我境澜沧江的下游,经泰、老、柬、越注入大海,是东南亚地区一条重要河流;北本是老挝北部通往泰国北部的一个重要渡口。我援泰方物资即经此运入泰境,这个地区还与缅共根据地相邻。

沿途风光着实迷人,清清的小河,绿油油的稻田,片片丛林,大竹木瓜树相间,湿润的空气,白云蓝天,低头吃青的水牛,似入世外桃源。偶尔,行驶的汽车或步行的军伍,才扰乱了这片神秘的国土。

接近北本时,在一处特建的地块上,一座红黄颜色染料涂饰、金箔贴顶的、

约五米高的玲珑佛塔,首先进入眼帘。下车瞻仰,塔外场地和佛塔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塔身彩绘图案,描述佛祖经历。

北本傍湄公河和一条流入湄公河的小河的夹角处环水而建,近30户聚居,令我惊讶的是它的“繁华”和商铺的集中,是我在上寮地区所鲜见的。沿岸高架建造的小店组成环形小街,有段路竟是木板铺架,小店紧邻,店主穿着鲜艳,轻声细语,有的还会说中国话,店内展售的简单日常生活用品多为我国产制。

靠近渡口有两所傣式竹楼大屋,进出大屋的以越、老军人为多,从着装看也有泰方人员,不时有人搬运物资出出进进,一片忙碌。今日,回忆31年前这段个人经历,可以说是感想多多,谁能想到就在我离开边境接待站不到两年,同志加兄弟竟在战场厮杀,亲密挚友,走向冷漠、高涨的革命形势,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泰共,犹如昙花一现,数年后无声无息。

无私援助没得友谊与善报,各自的利益被奉为圭臬,成为指导行动的准则。主义、理想、指导思想与处理国际关系的行动,怎样才能恰好匹配,在考验着人类的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