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对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开展民族工作的探讨

-洪楚廷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初期，就很重视民族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和开展民族工作。当时的所谓民族工作，就是开展住在山区的达雅民族工作。它不仅强调， 而且当砂拉越的工农学和公开政党广泛开展之后，1956年就训练和1958年之后就派出大批精干到砂拉越各主要河流去开展民族工作，去和山区民族群众同甘苦，他们不怕苦不怕死的献身，是可歌可泣的。

 

     以下把民族工作分为四个时期加予探讨：

一、国内非武装斗争的民族工作

     国内非武装斗争时民族工作的宣传与号召，是反帝反殖和争取砂拉越的自治独立，工作是以秘密和公开两种形式。

     秘密工作方面，是秘密安插干部到砂拉越河、砂隆河、鲁巴河、拉让江、乌也河、沐胶河、巴南河、杜鲁山河等深入民族山区，以割胶，经商为掩护，通过打猎，修理手表、理发、劳动生产等等联络群众和打好感情，逐步取得信任和支持。这时要取得民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并不难，最难的是深入民族区干部很容易暴露而被驱赶或被逮捕。1963年之后，坚持深入民族区活动的干部，不断受到逮捕，到了1964年之后，所有深入民族区的干部不是被赶出就是被逮捕，工作出现全面的停顿，只有少数建在混合区的工作点才能坚持。

     公开民族工作方面，在1959年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之后，利用人联党民族干部广泛深入各条河的长屋进行宣传动员，不时动员大批长屋群众参加城市的各族群众大会，受到有力的反帝反殖和自治独立的鼓动与教育。

     1962年前人联党的达雅党员约占党员35%，其他民族党员也约占5%，这方面也显示了公开民族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1962年后人联党也受到不断的镇压，干部损失不少，民族区的活动也随之减少，到了1965年之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这个时期的民族工作所以会遭到大的损失与挫折，首先是不该把工作重点放在深入民族区，而是应该放在混合区，才便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逐步深入。其次，是民族工作受到镇压之前，没有及时采取更隐蔽的工作形式或采取武装宣传组织的形式。这样一左一右的错误，就使工作不能更好的巩固与发展。

二、国内武装斗争高潮时的民族工作

     1967年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组织鲁巴河武工队开展鲁巴河的民族工作，1968年底组织拉让江中游武工队开展中游的民族工作，1969年初组织拉让下游武工队开展下游的民族工作，1970年初组织OMT（乌也、沐胶、达岛三条河的代称）武工队开展三条河的民族工作，而且每个武工队还分若干小组或队进行活动，广泛深入的开展民族工作是史无前例的。可惜这时，北加人民游击队，正集中于整顿内部和大办毛泽东学习班，所以在开展民族工作方面不能给予大力配合。

 

     在武装开展民族工作上，不论是从印尼边区基地或从国内混合区进入深入民族区的武工队员，都同样对民族区的地理、民情、风俗习惯、语言不熟悉或不够熟悉，对工作的难度认识很不足，又太过轻信群众（不够警惕坏群众的陷害）和轻敌，加上军事能力差（如跑山、背重、开路等）和军事配备差（多数是自制的水龙管枪），更没有无线电通讯器材。所以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吃的亏是不少和不小的。但这些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每个队员经常吃不饱或过着饥饿的生活，还要执行艰险的任务。有钱往往买不到粮食，买粮的群众不时（不时）在民防队的威迫利诱下出卖我们，造成了不断的流血牺牲和不小的打击与损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即使当时的客观困难大，但只要领导上及时总结经验和少犯错误，还是能够减少流血牺牲的。

     经过总结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和部队得到锻炼之后，我们的军事和开展民族工作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工作上也更胆大心细与更有办法，开展工作的政策与策略也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主要的规定是：（1）建点与突击流动宣传相结合，以突击流动宣传为主，并结合文娱演出。（2）边打边搞相结合。（3）加强医药、劳动生产等等服务。经过以上的努力与提高之后，我们已更能动员群众和打击敌人。但当敌人发现我们工作有成绩时，除了加强军事进攻之外，更强行把群众驱赶进“新村”。可是我们的武装部队又不能打退敌人的军事进攻和保护群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群众被驱赶进“新村”，使艰险搞起的工作遭到残酷的摧残与破坏。

     在武装开展民族工作的斗争中，我们遇到的困难，首先最大的困难是解决粮食的问题，随之是动员了保护不了群众，也就不能更有效的巩固与发展民族工作。

     在当时条件下，我们要解决粮食问题和保护群众，唯有建立根据地（即解放区）。可是从敌我力量对比和群众斗争的要求与决心，除非得到国际强大的援助，不然单凭国内的力量建立根据地是绝对办不到的。

三、印尼西加边区的民族工作

     在马印对抗时，砂拉越第一、二、三省于1963年越境到印尼去的民族干部，没有参加军训的，就开始潜伏边区并以便衣合法的形式开展民族工作，他们通过抗马宣传，办文化班，劳动生产和医药服务等等动员群众，为印尼边区基地的创建和武装斗争的开展创设了条件。基地建立后，以武装形式，更大力的宣传组织群众，把民族工作推向更高峰。

     在马印夹击时，西部印尼边区基地很快受到印军的军事围剿，民族工作难于再开展，当基地的群众受到血腥镇压之后，群众害怕，出卖，叛变，几乎脱离了群众。东部基地和群众比较慢受到攻击，民族工作还坚持得更久，但当印军对付了西部的武装力量之后，集中力量对付东部武装力量和群众时，加上边打边搞实行得不够好，犯了左的错误，引来敌军更猖狂进攻，致使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节节败退，损失不小，留下的少部分武装人员，在脱离群众和缺粮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转移进国内。

 

     在当时的条件，特别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假使我方也没有犯上宗派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最后被迫暂时撤出或长距离转移还是难免的。

四、国内武装斗争低潮时的民族工作

     1979年开始，我们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队伍都受到很大的削弱，而且还受到更疯狂的政治与军事进攻，民族工作的开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主要以小组开展活动， 工作只能一定程度的坚持， 也没有新的突破。当1980年代初，重建了印尼边区基地和利用木山营更好的解决了粮食问题时，1982年就决定重新加强开展老区的民族工作和开展东北新区的武装斗争与民族工作，可是东部人民军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与离队浪潮，新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虽得到有效的加强，但老区的却不能得到加强。

     这个时期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主要的困难不是粮食问题，最大的是国内外革命形势空前低落的问题，即坚持的意义与前途问题。

     1990年我们接受了和谈，签订了和约，最后停止了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但只要我们还有决心，就还有能力再坚持下去。

     北共从开始准备、开展和坚持民族工作，前后共经历了约34年的漫长岁月与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代价，其反馈虽不成对比，但其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其主要作用是：（1）对反帝反殖争取独立斗争和革命与武装斗争起了推动作用。（2）在广阔的马印边区和国内民族散播了革命影响和树立了民族团结的英雄榜样，并促进了民族团结。（3）更好的了解民族社会与累积更多搞好民族工作与民族团结的经验。

     北共中央对民族工作，除了最初重视并建立民族工作委员会，专门推动工作之外，可是当把民族干部派往砂拉越各省去开展工作之后，不论是非武装与武装搞民族工作，都几乎没有再发出新的具体指导，过于放手基层搞，工作过於自溜 (?)，容易犯右与左的错误，工作进展缓慢，付出更多不必要的代价。北共中央后来对民族工作的忽视，主要是北共中央不够强大，独担大任的干部太少，困难与任务又多，心有余而力不足。

     北共对民族工作指导的忽视和所犯的错误，除了影响工作的进度与付出代价之外，还不是民族工作失败的最决定因素。促使民族工作失败有四大因素：（1）敌人的强大，（2）我方的幼弱，（3）民族群众的斗争要求不高，（4）缺乏不断高涨的斗争形势。最决定民族工作失败是最后的一个因素。只要有了最后一个因素，经过长期的斗争，敌强我弱的局面和群众的斗争态度，最后都可根本转变。

     一个小国小党要单独扭转国内外的不利革命形势，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民族工作的失败，主要是客观而不是主观的因素。

     假如是北共的民族工作政策问题，造成民族工作的失败，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提出更针对、更系统和更令人信服的政策？所谓存在（即客观条件）决定意识，也即决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没有一定客观条件和革命形势，那来的政策，岂可闭门造车？！

 

     谈到国阵能够搞成民族工作，而我们为什么却搞不成？无非他们的靠山和承继的家底与我们有所不同。假如我们拥有他们一样的条件，至少我们会把民族工作搞好搞成。

01/05/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