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於交通战线的东兵同志
－ 根据东兵前战友口述，求实整理
东兵烈士（余清寿）出生於诗巫下游二十四甲坡一个农民家里。后来在中华小学、公教中学受教育。早在小学时期就参加学习小组，中学时代就积极参与当时学生运动，成为中坚骨干。1968年8月，刚缴了要参加高三会考费用的他，为了响应上边区的号召，毅然离开身患重残疾的父亲和最疼他的母亲，下乡来到拉让江中游乌鲁达地区的红旗山。他和洪楚廷、Ubong及兄长求实等四十位“新兵”在叶子华和杨会强（温贤定）的带领下，爬山涉水走了二十多天，於九月初到达印尼界内马罗河“老新点”的人民军总部。
东兵烈士是在1970年10月间牺牲的。他在1968年8月参军（时年十八岁），9月到边区，10月离开第三支队马罗河基地，跟随田主任（黄纪作）去中部后，就一直在“10.26突击队”参加交通工作。
从人民军总部潜伏点的Bugau地区，到第二省的Lubok Antu下游的Ng. Sam交通线，已跑了整两年，印尼境内交通线是交通人员自己走出来的，砂国内是沿老路走。那时国内交通工作转由亚里（李运河，前些年已病逝）负责，共七、八人。东兵负责政治工作、队员有李方雄、范梅芝（小圆）、余玉辉等。
在东兵他们出发之前，领导上已有召集他们开会，叫他们开新路，不可再跑老路。可是，这次回来路途中，就在快要进入大森林边之前经过Sungai Antu的长屋地区，在天亮前要经过长屋外面的一段路，因刚下了雨，地上留下了许多痕迹。
当时驻扎在那里的印尼“红帽兵”在天亮后，看到有痕迹，就问长屋的人，昨晚有没有人出来跑动，长屋的人说没有。於是就宣布戒严，并开始跟踪。
东兵他们一直冒雨走到天亮八点多，加上余玉辉脚痛，就随地在一个地形不好的“子青芭”（即再生林）山边近水沟处扎营煮饭。因为大家跑了一整个晚上，太疲倦了，吃了饭，大多数同志都还是在休息。东兵是站岗回来，还在擦枪，整支枪还拆得散散的。大约上午十一时“红帽兵”跟踪来了，听到树枝被踏断的声音，正在站岗的李方雄说：“是山猪”。小圆听到声音就起身，第一声枪响就牺牲了，李方雄身中六枪还侥幸脱身，东兵却不幸和小圆（范梅芝）一起牺牲了。
东兵烈士是一个乐观、勇敢的战士，他思想积极，很吃苦，没有畏惧战斗的锻炼和危险，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战士。有一次，一队同志在买稻米的最后一趟回程中遇到印兵埋伏。总部决定及时还击。东兵自动报名参加回击埋伏。八个战士在印兵必经的路上埋伏了三天都不见踪影，第三晚已没有粮食了，战斗组组长就叫5位同志先回，他自己和东兵及刘邦官三个继续摸索前进，到长屋与群众冲凉河边的中间树胶芭地带就地埋伏。天未亮，一个伊班妇女就下来要到河边洗濯，因狗儿嗅到他们的味道而唔唔叫，伊班妇女以为遇到什么异物，不敢再走，赶忙回去。过不多时，天蒙蒙亮，一个印尼兵，穿着短裤，带着一支苏式AK半自动步枪来到他们埋伏点面前。指挥员一声喊打，东兵和刘邦官（官东海）马上开枪把这个印尼兵打倒了。这个印尼兵倒下前还击了一枪，但因子弹卡壳而打不出。回到营地将这把缴获的枪清洗检查时，发现是因为久无擦枪，枪管生锈，以致卡壳。
东兵烈士在1969年曾数次从第二省边界受人民军总部委派为交通员，来马罗河尾的人民军第三支队指挥部进行联络工作。
东兵烈士也曾受总部委派从边区进鲁勃安都、英吉利里，并三、四次化白来到第三省进行联络工作。第一次是在1970年二、三月春节期间，到泗里街再坐快艇上来到宋溪美禄洪明的家里，通过群众联络上四分区领导同志。东兵带去了人民军总部的文件和指示，也带回了四分区战友们所准备好的各种药品、帆布等军用物资。那时，每隔一个多月，他就会来往一趟，这段时间是边区总部与三省国内交通联络保持较频密讯息往来的时期。东兵同志最后一次去到船溪美禄联络，大约在1970年8月初（即四分区74天戒严前）。当时曾带一位来自英吉利里的年青小伙子李汉辉同志，在东兵牺牲后，他也受边区总部委派，独自从Engkilili去诗巫宋溪美禄或哥乐多联络了几次，一直到1971年9月他在Engkilili被捕。在1973年，范子香牺牲前也曾派另一个姓余的Engkilili青年来三省联络协助携带物质及做掩护工作。那时的三几次联络，船溪美禄地区领导都是特派新毅同志负责掩护和护送工作。
随后当局在船溪美禄地区施行持续长期的戒严时。于同年9月和10月间领导派李玉和同志（木桂兰民运组同志），前后三次机警的从罗马安出发，前往第二省英吉利里与人民军总部联络。根据李玉和的回忆口述，第二次带了二位新兵（黄互富烈士和徐道文同志）到第二省边界参军。第三次约在10月底，领导上派钢铁同志与他一同前往。这也是最后一次由第四军分区出发前往二省边区与人民军总部的联络工作。
东兵同志和钢铁同志是同坡邻居，自小认识。他们十分高兴能有机会在二省边区会面言欢。可是，就在这次联络后不久，东兵同志就不幸牺牲。
人民的好子弟，东兵同志为了祖国献出了他那年轻的仅二十个春秋的宝贵生命，历史将记着他的英名。
（注）：由李玉和同志在1970年9月间送去第二省边界参军的二位同志，在较后的一次边界战斗中，黄互富同志不幸的牺牲，徐道文同志受伤被印尼军俘虏。徐道文同志在印方长期监禁虐待下精神崩溃，释放回家时，已是精神恍惚，长期医治无效，不幸于前年在诗巫市区行走时被车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