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难忘的回忆 2：我的风雨战斗经历；
我的风雨战斗经历
曾玉兰（杨思珍）口述
扬帆整理
在廖岛的日子
在印尼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期间，我们有30位在山口洋的同志（20位男，10位女）在印尼右派势力的要求下，被派往廖岛进行“军事训练”。
1964年初，我们接受了一项忍辱负重的任务，出发之前我们都做好牺牲的思想准备。我们在山口洋下船，这艘印尼的战舰在南中国海航行了两天多。於农历正月13日下午8点抛锚在廖岛的附近。印尼军官先用小船上了该岛，他们返回战舰之后，我们晚上九点才靠岸，然后乘军车到营地。
廖岛是个孤岛，环顾四周，阒无人烟。它靠近新加坡，舷外快艇只要行驶半小时就可以抵达新加坡。印尼在这里建个地下军火库，有哨兵一天24小时的戒备巡逻，每天几乎都有兵船来去往返。
在住进营房后，我们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其实军训的项目只有一个内容一训练爆破。后来，我们获悉，印尼右派势力要利用我们这些华籍青年训练了之后，准备不久潜入新加坡进行爆破。我们每一位同志都反对这样做法，没有一位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才来到廖岛 10多天。一天，印尼教练官给我两支手枪去训练，走在后面的两位男同志向我要手枪，我就给他们一人一支。好奇好玩的男同志，捧着手枪，左看看，右瞧瞧，拨来翻去，其中一位还把食指伸进板机一扣，意料不到有子弹射出，正好打中只有相距二、三步前的与我并肩行走的张玉凤同子弹从背后进，穿过肠在肚前出。虽然经过抢救，但仍然志，不治，牺牲了。
大家都感到很悲痛，我们跟印尼军官进行了摊牌。我们拒绝去新加坡爆破，要求回到印尼后方去，并把尸体葬在那里。我们坚持不下葬，每天轮流派7、8位同志去守棺。印尼当局怕尸体发臭，请教华人后，用白钢密封框住，在尸体下垫放着茶叶、炭之类。他们见我们执著坚决，就伪装叶存厚的名义，写信给我们，也寄来挽联，并劝我们，人死了就要下葬，入土为安。已经坚持了6天，考虑到再坚持下去意义不大我们才做出了妥协，张玉凤烈士获得了厚葬，她的身体用北加里曼丹旗帜复盖着，葬在军人烈士墓。
这个事件之后，印方不再好好地跟我们训练，却限制着守得更紧。我们同志闲无事做，常在附近捉鱼虾，观赏日出日落。大家都引颈盼望早日回到印尼后方，回到革命的大家庭中去。
后来，经过叶存厚他们跟印尼外交部的交涉，以蔡向荣为首的 29人总算回到了坤甸，结束了那三个月的廖岛生活。
注：参加廖岛“军训”的30名（其中马当有7男3女）：蔡向荣、杨谦子良、吴春华、李观球、黄宝珍、江德娘、杨小明、张玉凤、曾玉兰明、素兰、力士、拉玛、苏清义、苏銮月、苏秋月（以上是三兄妹）等。
上孟加影
回到坤甸一段时间后，我们又派往孟加影接受一个月的正规训练。
我们从坤甸出发，几十个人挤在两辆军车上。我们女同志还好，靠在车边站着，手还能抓住车斗；男同志则要一个跟着一个抓住对方后面的腰带。车辆行驶在凹凸不平的路上，不停地颠簸震跳着，时而突然遇到90度，大伙倾斜一边倒。路上不是东歪西倒，就是前倾后仰。大家还背着行李地站着、硬硬地撑住。特别是过河时，看到河上纵向铺着6条椰干在两轮距离两边各铺上3条椰干，只要稍为不慎，车辆稍为偏离了椰干，连人带车就会掉进河里。从坤甸到山口洋，再从山口洋到孟加影，我们在车上苦熬了近15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在这里我们受到了严格的正式训练。从单兵作战到集体作战的各个项日都进行了训练。有一次训练双方交战还用了训练的子弹。这里的训练官有的是印共或印共的同情支持者，他们待我们很好，都很认真的对待军事训练。
孟加影的群众积极热情，每天都挑着担子送来糕饼、咖啡、绿豆汤等好吃的东西。有时他们在我们跑步必经的路上等着我们，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北加的女兵，他们既好奇又钦佩对我们却特别殷勤热情。
训练课程结束之后大部分男同志加入连队，我们女同惠则留下，又回到坤甸。
搞统战
在坤甸一山口洋来去往返期间，我住在群众的家，一边休养种菜，一边跟小芳（张云香）一起去搞统战工作。
通过我们女兵跟军方搞统战有它有利方面，我们尤其重视跟西加军区司令Diakuda搞统战。有时他们去边界等地巡视，我们陪他们去，有时宴会我们陪他的太太一起出席。我们自由进出他们的军营，陪他们去飞机场，也有几次跟他们一起去打猎，打到猴子，我们煮了跟他们一起享用，大家皆大欢喜。温国宏有时带我们一起去搞统战，搞到很多布匹、衣服、粮食、武器、弹药等，全数呈交上去，自己却没有拿，或拿得很少。我们为革命搞统战，为之而努力，并搞出成绩，却被有的同志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作风，和过资产阶级的生活。
据说，在国际上文铭权跟中国、北朝鲜等国搞统战，曾运来了一船的武器装备,却被印方扣留，AK等现代武器装备却用来武装他们的军队，换下的落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武器，还不是很乐意地供应一部分给我们。
通过搞统战，Diakuda也给我们一部电台，在Balai Kerangan我们设立北加里曼丹革命之声，是由印尼战友主持也播放了几个月。我跟小芳离开印尼后方上了边界，参与的王美銮与杨丽娥所主持的电台工作。我们当时是属二支领导下的。
在逊空的时期
我主要是在甘榜地区搞1965年，我上了逊空在那 里民族工作。
在马印未围剿之前，我们享有一段安定的日子，生活也过得比较好。我们可以通过华莪站搞到油、盐、糖、布、粮食等必需品。我们还把搞来的布缝纫制（有三架缝纫机）成围裙、衣、裤跟达雅族换米、玉米、鸡等。我们也有种一些稻米，收成了晒干，炒了捶掉外壳，我们做成干粮。那时我们还有吃到一天约半个牛奶罐的米。有一次，我们带了20磅的炸药去河里炸鱼，捞取的鱼可供基地近200人吃二天。这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所曾经过的一段最美好的日子，只能成为美好的回首，往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日子了。
在反围剿初期，我还在基地外围战斗。我们不敢接触达因为他们看到印尼军队比我军强大，印军又用金钱与物雅族，质利益进行收买，这样达雅族就倾向敌军那边，并配合印军杀害我们同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较大的周旋的空间。由于我们民运组不是他们主攻的对象，还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人少还较容易找到粮食。我们的处境还没有那么艰难困苦。
华莪设有联络站和供应站，是逊空对外联络和物质等供应的主要站和主要来源。我们三支也给钱要求黄汉他们帮忙搞盐等重要物质，但华莪空军基地打了之后，我们不但断了这个站与线，印尼当局也开始派大军向我们进攻。在“7.15”夺武战的前后，三支领导曾三次派同志去第二支队联络（其中我有去2次），第一次到时他们刚刚离开，第二与第三次去找不到人。在印尼围剿后，叶、杨还派小组2次直接进国内联路，但都没有联络上。其中一次是烈日与另一同志去，却不幸被捕。从而前后都断了联络，处境就特别困难，我们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逊空基地的反击敌人坚持打了三天三夜之后，我们转入森林坚持斗争。群众已不能联络，自己种的粮食不能拿，没有粮食，没有盐，敌人还不断的追击，我们陷入了忍饥挨饿、生病虚弱的艰难困苦处境。
一次，我们有幸遇上有整百棵的榴连山，派2小队专一次，门守榴连山，负责捡和剥榴连，背回大队，每人分5至10粒不等，核也煮了，统统吃掉。
另一次遇上竹林，约4个月都是吃竹笋，吃多了，开始肿胀，感到乏力，不能走，整百人约有一半人失去了战斗力。
实在没有东西好充饥时树叶也照吃。有一次有位马当的同志叫鲁林声的，他想砍Kalambai树上嫩叶吃，他着大气、流着大汗才爬上一棵 Kalambai 树的第一枝桠上，正用力砍着树枝，不知咋的却整个人跌下来。还好肩膀碰上山边的泥土，才不致于头部直撞地上。过后救醒了，颈项却不太能动。这是因为没有什么吃，体质太弱所产生的一种现象。饥饿使得我们个个瘦骨如柴。我们女同志隆起的乳房渐渐平坦，而且月经也没来了（整2年半没有来）。有一次，我只吃了两粒红毛丹核，却昏厥了四个小时。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杨、叶领导人和许多同志都是可敬可贵的同志。他们知道，要坚持下去，只有九死一生。即使死也要死在一起，绝不偷生苟活。其实，要出去，偷生苟活很容易，因为敌军都在周围游动，只要不反抗，只要喊一声，就会送你出去。但他们能战则战，能走则走，实在走不动了，宁可自己留下，也不要拖大队的后腿。有一些同志实在走不动了，有的病倒了，有的失去了知觉-在这种情况下被捕。
1968年下半年，我离开大队跟如安（海口区人）、亚林，在外小组战斗三个月，主要是了解敌情。十一月间，我们来到“九户甘榜”的稻芭一个小“朗高”住下，它是座落在一个半山坡。第一个晚上无事，第二个晚上睡到将近天亮时，我们被“举手投降”的喊声惊醒。我们意识到已被敌兵包围了。亚林说，争取突围冲出去！说完他首先从“郎高”的窄门冲一边冲一边开枪。顿时枪声大作，子弹从山顶、下面以及四周铺天盖地而来。紧接着，如安也冲了出去，枪声响得更激烈。待我正要想冲出时，整个“朗高”却坍塌了下来，我被压在下面，卡在篱笆那里动弹不得。一大群敌人还冲过来对准倒塌的“朗高”扫射不停。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我伏着一动不动，以为我中弹牺牲了。一个敌兵一手从后领连头发用力向上一拉，我的下巴被上领钮扣顶住，旁边的一位敌兵手握刀柄，正想砍下我的首级，前面的一位敌兵看到我的眼珠不由自主转动一下，又见我抱住Sten枪在右胸前，就大喊“还活的！”"小心！有枪！”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印兵冲过来把我紧紧地压住，压得我右胸被枪顶住发痛，一这样我被捉住了。
敌兵检查我的身体时，却奇迹般的发现，在被一连（百多人）敌人包围中，被几十支枪扫射中，我只有背上破一点皮，流一点血。敌兵把我当作刀枪不入，另眼看待。我的双手被反绑拖走，我看到两位敌兵手提的青衣包裹还滴着血，我难过地意识到这是亚林与如安的首级。二天后，我被押到逊空机场，敌兵要我站好，在我的右脚边扔下什么，我一看，原来是两位战友的首级。原来他们要拍下我与战友首级的相片。我愤懑的骂道：“你们缺德,无人道,杀死了人，还要砍下头！”
在印尼扣密期间
1968年11月初，我从逊空被押到孟加影（有经过“三巴东”）在这里我住了将近三个月。
孟加影是一个军事要站，来去往返逊空与坤甸之间的必经之地。从爪哇和坤甸等地派遣来的各种兵种，都先集中在孟加影，然后再从这里出发去华莪“围剿”火焰山部队，和去逊空“围剿”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在我拘留在孟加影期间还是有士兵5、6千人。
在这里没有真正的拘留营，只有临时的兵营。在这里把捉到的人审问了，初步定罪了，才押到根据案情轻重的监狱去。只是在1967年“7.15”事件后，印尼极右军人集团为了虐待与迫害从华莪捉来的几百名华人，临时建一间又矮又小，闷热得要死的监牢。案情重的、就地枪毙。不死的，有的受到严刑拷打，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闷热至死。至于女难友不少被印尼士兵强奸，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后来驻军头目换了，实行怀柔政策，情况有些改善。
在此，手下有一万名边防部队的右派军官们，他们非常敌视我们这些政治拘留者。这些右派军官说一不二不管有理无理，你都得立正，毕恭毕敬的说“是Pak（尊称）”不能有异议与反对；否则就要遭到拳打脚踢。当时，刘月兰病重垂危，他们见死不救，不予以抢救，还好有位好医生挺身而出，抢救了她。
一次，我冲凉慢一点回，在回途中被右派一个排长拦挡住，他用手枪指着我的头，粗声恶气地说我替共产党送信，要我坦白交代，否则枪下不留情。我不为其恐吓所吓倒，我说冲凉就是冲凉，那儿都没有去！有胆你就开枪！
在这同时，管辖孟加影区军队也有一位三星级的军官名叫Pak Indin，他待我们很好，实际上他救了很多被迫害的人。在刘月兰的病较痊愈之后，这位军官叫我带月兰去冲凉（整个月未冲过）。正当我们离开冲凉房出到房门时，被右派军官用小刀指着大声骂道，说为什么闯到Pak的房里冲凉，恐吓说要杀掉我!我理直气壮地回他说，是Pak Indin叫我们来的，你管不着！
我看到很多难友衣裤破烂，於是我向这位军官提出要求，让我帮这些难友补衣裤，得到他的准许。我被安排在一个女老板店里，收集了一些布块，用缝纫机取替手缝替许多难友补衣裤，帮他们解决了一些穿著的难题。这位女老板也很关心我们难友的情况，也提供了一些方便与必须的帮助。
一天只吃两顿，尽管吃不饱，但还像人吃的在这里，我自己也种些菜。令人难忘的是，印共的人和孟加影的华人待我和难友们都很好，有时我收到不知名的好心人送来的药、吃的、做衣服的布等。有位自称是从山口羊来的梅姐，隔几天都会来到我们冲凉的对面河边“种菜”很关心的了解难友情况和兵营内的各方面情况。
在一次偶而的机会，我在兵营内痛心难过地看到我们同志的人头相。我共看到一叠22张，最多的一张是12个首级，其他多数是几个首级拍一张。啊!这些是我熟悉的、出生入死、共患难、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与同志，竟被残暴的印兵与坏蛋砍掉首级拿去邀功行尝，把无首尸体乱丢在森林荒野！
大概於1969年1月底，我被押去山口洋座落在市中心内的“大暗监”的监狱。这里扣留的政治拘留者的案情比巴斯兰的较为重些，因而管制也较严些。这里没有书报看，家属送进的东西可以拿，但不许会晤亲人。我进去时的编号是974号，这里至少关有1千多名难友。凝土的两层监狱关有4座的男性政治拘留者。另外一边也有关几十名普通的刑事犯。
我们的女座只有一间的大概5’ x 7’ x 8’的小牢房，这个小牢房地面没有木板，只打一层洋灰，上层中的下面有一条灰柱支撑着。本来只能容纳3几个人的牢房，却挤进了19人到22人，就像挤沙丁鱼那样睡在上下两层，再加上各自的行李，更加拥挤不堪。更使人受不了的是，小牢房内只有在进出口的大门上方开有一个不到1 ½”正方的“窗而大门又是紧锁着。因而即使睡在洋灰上，洋灰也是烫日”热的。还好监禁在我们女牢的隔房有一位商人，他有钱给狱长好处，因而他活动较自由，在他的疏通下，后来女牢的大门才没有关上。
在这里吃的条件差，大家吃不饱。一天只吃两餐，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开饭。菜通常是吃一条威鱼，这种鱼骨头大肉薄，他们一股脑儿放在大锅里煮，下面焦了上面还不熟。通常喝的汤是温菜汤，水放一大锅（像煮猪吃的），温菜也没有洗，汤有些蓝色的，我们不敢喝汤，捞菜吃，有时菜还不熟。如果是豆菜汤还好些。只有等到有上头来监狱巡视时，我们每人才会吃到一节的罐头鱼。可以说，只有拘留者的家属在山口洋附近的，能经常带来食物等的，才会吃、用得比较好，否则就比较辛苦。梅姐的弟弟也关在这里，每次梅姐来看他，给他一份食用品，也会转一份给我。因此，我的条件不会太差。有些男难友把收集到的饼珍之类做成小土油炉，卖了换取一些土油。有时把自己种的一点菜，煮了吃，改善物质生活。
在此监狱没有自来水，厨房旁边有一口井，仅够炊食用。所有拘留者用、喝之水要到10多分钟之外去挑。监狱用来扛水的水桶是用破半的电油桶做的。每天都有1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去扛水供大家用，大家得排队等待来领水。如果难友自备有盛器的，好心的扛水员也会帮你提上来。
被捕的政治嫌疑者如果案情重的又不交代的，就打得厉害。有一个马当人，男地下工作者，在印尼被捉到，他不承认、不屈服，被拷打得满身是血。有一对李生子长得一一样，当局不懂，但审查时前后两次名字都讲得不同，供词也前后不一样，因此双双都被打得内伤，甚至还要扛回牢房。盘问拷打了整10天，后来印尼当局才会懂得审的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在女座的只有我一个是第三支队的成员，除了一个叫小兰的北加人在印尼后方搞地下工作被捕之外，其他都是印共的成员，或印共普通同情支持者，有些是无关联的，不懂事的也被胡乱捉来的。
“大暗监”也关有几十个刑事犯，他们负责扛水、煮可以比较自由的活动。他们一直欺负我们四座的政治拘留，者。有时我们战友领水领饭时，他们故意把一部分的水与饭倒在地上。A座的房头好打抱不平，他敢于出面伸张正义，为难友讲话，却被刑事犯怀恨在心，找机会进行打击报复。有一次，刑事犯把其他四座房门锁住，把A座房头放出来，6个事犯围住他猛敲狠打。房内战友们发现房头被敲打，大声呼唤求援，但看守人员充耳不闻，不理不睬。A、B座战友破门鱼贯蜂涌而出，抢救被打得重伤倒地的房头，其他几十个刑事犯也放出来，双方激烈的对打起来。由于他们赛不敌众，被我们硬硬压下来。看守人这时才出面调解，但无济于事。直至动用兵部镇暴队来才制止了这场殴斗。我们三座战友100多人被拷上了锁扣，在炎日下晒5个小时，有个别战友被晒得晕倒。经过这次斗争后，刑事犯再也不敢蛮横跋扈，之后扛水煮饭则由我们政治拘密者自己处理。
也就是在这“大暗监”监狱期间，我听到叶存厚与杨柱中英勇牺牲了他们的头也被砍掉。听说，逊空的最后3位同志（美銮、秋兰和永光）在无能力反抗情况下，也被捉了直接押去坤甸。
山口洋的巴斯兰监狱是用三角铁和刺铁丝网围住的。男的政治拘留者有分A、B、C3座，普通座容纳60人左右，A座是大座可以容纳多一倍人。女座也有2座，监禁的有130人。此监狱扣留有300-400的政治拘留者，没有关刑事犯。所谓“政治拘留者”许多是与革命斗争没有关联的，有些是华莪事件后胡乱捉来的。在此，没有管制那么严，家属可以来探访，我们可以自己种菜，有的还可以出去狱外打工。
这个监狱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狱长把我们这些扣留者当作他私人生财的工具。他跟外面的商人、资本家讨价还价、谈交换条件，然后把我们送出狱外，给商人、资本家当作奴隶用。有一次，有30多个扣留者被派出海边去煮盐。由于长期不自由的关在狭窄的黑牢里，有机会到更广阔的天地，自由呼吸新鲜的空气，也可以吃得较好些，因而付出劳动力虽然没有报酬，许多人还是愿意去的。也有一批女难友被外边雇主雇去当女佣，多数没做多久就讨着回牢房。狱长问因探究，整10个女佣脸都被掴得红肿都不要说。狱长后来问我，我说她们都受到欺负、虐待，不被当作人来看待，而且还要帮女主人洗月经这是衰事，她们那里要干！经过斗争后，后来情况有些改善。
男女难友有机会出外在一起干活，一些欲火难耐出了轨，东窗事发时，有的难友被盘问、拷打。有的女的宁可自己被脱光衣服，被打被凌辱，也不说出男的是谁。有的男被供出就被打得半死。有一位女难友怀了孕，在牢内产了一个女婴，母女都瘦得可怜，没有得好吃，婴儿没有奶吃，又拉肚子，哭个不停。许多人都指责她，连她的姐姐也不能体谅她，使她十分痛苦。后来，我劝她，与其让婴儿饿坏饿死，不如送给人家。出于无奈，她才把自己的亲身骨肉送给了一个印尼军官换取 4000盾的回馈。
被扣留的女难友，有好一些被印尼军人强好了。可悲的展，受害者不但没有得到同情与声援，反而被有些女难友自己奚落、嘲笑，或者互相奚落、笑。其中有三姐妹关在一起，最小的16岁小妹也被兵强暴了，也受到有些难友的指指点点。我看不过意，跟姐妹们讲，我们应明辨是非，应站在受害者与真理一边，伸张正义，坚决同一切邪恶势力与压迫者作斗争。
我被囚禁在山口洋有2年多的时间，两次进出“大暗监”与巴斯兰监狱。后期我从巴斯兰调出，转到坤甸的监狱。
1971年至 1974年我是扣留在坤甸的扣留营里。这里也是用三角铁和刺铁丝网围着的，关有800多人。男座有4座女座有5座。男座有一座是专门用来关印共的，共有40多人。女座E座，只有关10多个（包括美銮、小明在内），其他一般只关50个左右。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7位女同志是关在D座，1974年跟我们一起回国的21位男同志，大多数也是第三支的。
这里的监狱长，起初也是两头捞。他向资本家、商家捞一把，更多地榨取我们劳力赚来的血汗钱。一次我们难友30多人被派去木山干重活，一天工资约有6、7千盾，大部分工资进了他们的口袋，留给我们一点残羹剩饭，仅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生存与体力。
在此，我们可以种菜，也可以去砍柴，锯成一段段的，劈了拿去晒干，可以卖了来换取要用要吃的东西。我们女座30多人，一天可吃到三餐。
在此拘留营，我们听到印尼共西加省委书记苏菲安不幸牺牲的消息。
1974年“斯里阿曼”事件之后，我们30位战友也离开了坤甸监狱，被遣送回砂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