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难忘的回忆 3：在那逊空难忘的日子；第四省的“四·三0”事件
在那逊空难忘的日子
刘月兰（苏明）口述
扬帆整理
我是第一省晋连路24人，1965年跟妹妹月英（后牺牲）一起越界到印尼去参加武装斗争。
在第二支队接受军事训练后，我就上了逊空基地，我负责民运兼搞经济工作。我们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甘榜史鲁林与甘榜阿吉附近有设个公开贸易站。贸易站有时驻有4位同志，我们主要是跟甘榜达雅居民物物交换。我们设法搞到他们需要的盐、布匹制成的衣服等，换取我们所需要的米、玉米等农作物。一段时间我用缝纫机缝制衣服，一件Yambu（围裙）可换取一简米（约3%kg），在与印尼的统战未真正破裂一年多时间，我们第三支队过着安定和不太差的物质生活。
1967年7月15日，火焰山部队打了华莪空军基地后印尼当局派大军向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围剿。原本华莪作为第三支队的主要补给线、联络处和供应站也被切断了，使我们陷入困难的境地。另外，印尼右派集团也在华莪实行“四光”（烧光、杀光、抢光、砍光）政策，把华族群众赶尽杀绝。我的舅舅一家除了一男一女走掉外，其余的全部在“7·15”事件后被杀害。
在敌人向逊空基地围剿之际，我们一小队在外围独立战斗，照顾与护理王xx的生产。她顺利地产下了一个女婴，由于实在不能带在身边，只好交托一个达雅族收养。由于这里的达雅族经济生活条件和医药知识水平太差了，养不活这个女婴。听说，王xx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在敌人向华莪围剿时被带上山里，不幸误吃了树籽中毒而死。
在第三支队战斗期间，我面对几次恶战，两次负伤，死里复生，这里我讲这一段风雨沧桑、毕生难忘的经历。
有一次，我们5位民运组同志在自己种的稻芭里遭到敌军的突击。事前不知道已经暴露，同时我们有听到猴子惊叫（看到人等之类才会如此惊叫），但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当晚睡到将近半夜，在四周突然响起了枪声，我们立即伏下，拿枪还击。与此同时，两颗手榴弹抛到我的身边，我心想这次完了，但或许命运使然，命不该绝，手榴弹并没有爆炸。由于我们所处之地形不利，不宜久战，於是我们就退下山。当撤下山时，亚然、斯荣中队长与我撤在一起，其他两位却折散了。在转移中斯荣不幸脚部中到被人装的山猪箭，敷了药，勉强还可以走。沿山走了一段，我就向天空开三枪向两位失散的同志发出联络讯号（自己同志会辨别这种联络枪声），但没有回应。岂料，敌兵就在我们的前面，敌人朝向我们开枪。我们不想恋战，乘暗向联络站方向转移。天亮时我们还未撤出敌兵活动的范围。
我们时而潜伏，时而转移。亚然是个知识分子，由于还缺乏学习与锻炼，有指南针也不懂得跑山，只会在后面跟着。斯荣受了伤，需要照顾，有时还要扶着他走。一切担子几乎全落在我这个女同志身上。我们三个同生共死、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在一起。我们履步艰辛地走了6天，大家仅靠一点的干粮充饥着。
转移了7天，我想探个究竟方向与位置，於是我爬上一棵小树眺望，啊！逊空山就在前面。我们高兴地探明了方向和所在的位置，便快速地向粮仓方向割去，幸运地找到粮食，但发现相隔一条河的两座营房被烧毁。我们带了粮食，转到另一个山头，在那里煮食了，再去联络站找联络。经过艰难和曲折，总算联络上同志们，并胜利归队。
另外一次上午，我跟高雄（蔡x联，晋连路23人）和一青3位在4里芭对面的一条垅上巡逻。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发现20尺前面有树动叶摇，又听到有声响。我们立即停止步伐，定神一看，发现一群敌兵在休息，站岗的敌兵迎向我们望来，我们立刻伏下开枪。火力一阵过后，高雄足踝受伤，我们边打边退，看到高雄移动缓慢，我就去扶他下垅。退到水沟处跟敌兵又是短兵相见，我拿的史登枪28粒子弹打完毕，就换一条新的子弹匣。我听到前面的敌兵被我们打得发出嗷嗷叫和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发现到自己的右膝流血，意识到自己中弹了。我环顾四周看不到一青同志，却看到高雄毫无反应躺在地上。我爬过去，看到他胸部中弹，呼吸也停止了。我把他的手表、枪取下，就退下战场。我听到敌人的枪声还不断响着。
在转移过程，我遇到敌兵的休息处，我怕暴露，就停下不敢转移。我蹲下等待时机转移。膝盖流血，我就用擦枪布绑住。夜幕降临，初时我还听到敌兵发出的响声。深夜里，朦胧的睡意中，我突然听到附近有声音，而且在不断的移近，以为是敌兵摸过来，我屏住呼吸，准备厮杀一场。再听清楚，感觉不像人的移动，后来听到猪声才断定是山猪，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我一直等到天亮，发觉没什么动静时，才慢慢越过路，向总部方向割去。
背着两把枪，膝部又痛，走起来感觉很吃力。在下山时，右脚不太能用劲，就坐着屁股一步步挪动下去。也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听到有人喊“是谁”“苏明”，才知晓遇到了自已巡逻的同志。他背着我走了一段，放下我说要回去叫同志们前来背我。经过艰辛劳顿总算回到同志们的身边。
回到总部，才知悉一青在未下到沟前就跑掉了，他回到总部说我们俩牺牲了。第二天营地的同志们到了地点去打扫战场时，发现几个敌兵尸体和高雄的尸体，缴获几把 AK枪。根据判断，敌兵是在慌乱中撒走，有些是自己打到自己，伤兵被带走。找来找去，却找不到我的踪影，估计可能我已撤离，后来派同志们出来巡逻才遇上我。
后来，又据群众反映，这次敌兵在达雅人带路下出动了整连（100多个）的兵力，竟被我们两个打得狼狈逃遁。我们的行为与表现，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赏与表扬。
还有一次，我们3男2女巡逻到达雅群众稻芭并在他的“朗高”睡。在这之前，我们也有听到猴子惊叫，但没有引起必要的警惕。在夜深人静时，我蓦然被一阵枪声惊醒的同时，左肩感到一阵痹痛。我感到不妙，就连爬带滚让自己跌下“朗高”。我向下爬去，却跟钟梅遇上，我都讲不出话来。我拉钟梅的手放在我的伤口上表示受了伤。於是，我们俩一起撤下沟，又爬上对面山上停下来休息。
天亮了，敌兵沿着血迹跟来，还好没有跟上，他们沿着沟搜索去了。
我肩部还不断的流血。原来子弹是从左肩膀打进去，子弹留在体内。钟梅把我放在一棵树头下，就独自割回营地找救撰。
钟梅回去报告，途中会出问题吗?会找得到营地吗?即使回都顺利，来时找得到吗？…… 我只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
第二天傍晚天已暗，我看到了不远处有打火机的联络讯号，知道同志们来了，我兴奋地觉得自己有救了。在检查我的伤口时，发现已经有虫在蠕动了。我被同志们背了几个小时，才回到营地。
回到营地，才知道三位男同志被打散，完好无损，也回来了。我的伤得到护理，同志们是用纱布蘸了白色鱼肝油塞进我的伤洞进行洗涤与消毒时，拉到神经痛得我发抖。经过同志们细心的照顾，我的伤也渐渐地痊愈了，我又迎接新的挑战与考验。
我跟着大队在山里迁回转移坚持跟敌人回旋。我们几乎已到山穷水尽的极端困难的地步。能够找到吃到东西都拿来吃，还是有些同志饿死，有些病死，有些实在走不动停下来歇歇，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由于我受了两次伤，流血过多，又得不到很好的护理与补充，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我经常是跟在大队的后面。大概是1969年初，我跟黄祥明他们在一次转移中，又跟敌兵接上火，能打能撤都打了转移，剩下我、李雪娇和曾云锦跟不上大队，我们几个枪拿不起，人也走不动了，只能躺在半山边，李玉兰则留在沟下。要打要捉任由他们处置，我们已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了。敌兵走到半上坡，听到李雪娇叫一声“Pak”年知道我们未死，就把我们捉走。这些印尼兵，有些是左派或中间偏左的还不坏，他们叫我们抓住其背包后面跟着走，我才走几步，脚就软下去实在不能走。我叫这些士兵干脆把我打死。那些士兵说，要打刚才早就打掉了，为何等到半途。看到我实在走不动了，他们给我水喝并安排一个士兵背我，一直背到“二巴东”。在此，我被扣留6天。在这里便有机会吃点盐，身体肿胀更厉害。云锦带我去冲凉，下到沟里爬不起来。云锦拉不起我，跟着一起跌入水里，差点双双溺死。蹲下小便也站不起来，还好亚青有时帮我拉起。此处有个兵营，并有直升机机场。刚好那时是换防，直升机要载“三巴东”的士兵去孟加影。直升机只能载 21人，机内中间行走的地上都放着背包装备等。我躺在担架里，很占位置，看来右派士兵头目不打算把我扛上直升机。还好这里有位左派医生特别照顾我，他跟右派士兵头日据理力争。他带卫兵把直升机走路的中间位置的东西搬走，把担架扛上，把我带去孟加影治疗护理。
在里面时我已全身肿胀，出来时肿胀得更严重，已肿到心脏，医生跟曾玉兰讲，我只能活三天。但医生全力以赴抢救我，他用最好的药，细心照顾。打针时，曾玉兰看到体内水从我的打针孔处流出，她得到启示，认为可以用针灸方法消除我的肿胀。她向医生建议，也得到孟加影边区防队军官英丹的批准，叫赖秀连帮助针灸。经过20多天的针灸治疗，最多时一天换了8个米布袋（垫床铺用的），我的肿胀才消除。玉兰带我去冲凉，她说简直不敢看。整个身体只有皮无肉，像人体解剖体骨骼一副。平地还可以拄着拐杖一步步挪动走，稍为高出几寸就抬不起脚走。
1969年初，我们三个登上直升机，从孟加影飞到三巴东，再从三巴东飞到砂拉越古晋。回到古晋，曾云锦坐在轮椅被人推着，李雪娇还可以走，我却被扛着走。敌方拍摄我们衣菁业遢、瘦骨如柴一副怪可怜的相，藉此散布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完蛋的言论。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直到身体较好时才被监禁在6哩拘留营。在牢内，有的扣留营内的同志对我们抱着同情的态度，有的投以鄙视的眼光，有的……。悲愤、冤枉痛普等各种复杂的心情长期交集在一起。直到1975年，才结束了约6年的黑牢生活。
第四省的“四·三0”事件
志阳
1965年前后，第四省领导核心瓦解及林万品事件后，领导的重任便由古春辉（注一）自觉的负起。
第四省的革命组织，在经过12.6的大逮捕，67年的万品事件及随后的几次大逮捕，革命力量明显走向衰弱。1969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存革命力量。
在69年大约8、9月间，第四省革命组织第一次与中央取得联系，中央派HT与第四省剩余的力量结合后，便展开这里的“学习班”和初步的基本军事训练，以及组织农民的工作。
在记忆中我是在1969年11月左右转移到实务去的而且当时还派了二男二女的青年到第一省海口区去参加学习班，并接受医药和军事训练。
1970年，春辉、明华等在实务的鲁木村尾的灌木芭地建立一个小营地，营地建在两山之间凹处的小溪上，相信这是为了取水生活之便。
学习的内这次学习班约有20多人参加，由春辉主持，容是：《革命的目标》、《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老三篇》《革命组织的婚姻与原则问题》等等。并安排一天进行军事基本动作的训练，这个学习班结束前还开一个联欢会。
4月29日下午3时45 分左右，我走上营地右边的坡无意中发现有好几枝小树丫被折断的痕迹，心中有不祥的感觉，我很快向春辉作了报告。
当晚学习班的联欢会约在9时结束，9时30分学员们在H.T带领下被疏送回去。
经过整个星期的劳累，学员都离开了，大家似乎要好好睡一顿。
翌日凌晨5时35分，我起身煮水炊食，却惊愕地发现几个政府军在营寨门口举着枪大喊“举手投降！”。大家被喊声惊醒，睡在靠近门口的立信和传康睡得沉，动作反应较慢，还未跑就被逮住了。明华反应快和我及素华快速撤向后芭的溪边。敌兵见我们跑，就开始朝天开枪，听起来四周都有枪声，子弹“嗖……嗖”地在头上飞过，我们三人很快伏下，溪边一棵刺藤蔓延地下的刺插在我们足手。海雄个子小，动作敏捷，他跑得离我们最远，春辉则跟在他后面。才冲出约50尺远（离我们约 30尺），一位政治部官员命令其部属停止来福枪的扫射，白己用手枪瞄准春辉开两枪，只听到春辉站在溪水中喊着：“北加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慢慢的倒在溪边，双脚还在溪水里。在我们近距离的政府军枪口对着我们嚷着：“举手投降”！我们不从，但也伏着没动。政治部官员很快转身过来我们三人这边，示意部属给我们上手铐，我们坚持着说：“你们不要动，我们自己走”。当我们走上营察后，就被扣上了手铐，枪声停了，但政府军还在周围进行搜索。
在营寨的一角排列着五支简陋粗制的枪支（实际上不能打）及所有被敌方缴获的文件。
春辉被枪击后，敌军一直让他留在原处，我们在8时半第一次听到他的痛苦呻吟，我们要求敌方做人道的药物处理，但他们不子理会……。约10时，我们第二次听到春辉的帅吟，我们再要求他们施药救治。并道明营里有药，但敌方官员说：“药不可乱用”。
我们6个将近中午时才被押步行而出。古春辉还死活不明弃置在里面。
我们6位被扣留在美里监狱17个月，在期间，我们开展了48 小时有限期绝食斗争，反对待和争取政治拘留者应又押禁在古晋6哩拘留营，直有的权益和合理要求。随后，到1975年左右，我们先后才摆脱了监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