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难忘的回忆 5：狱中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之真相；建立新村-变相的集中营
狱中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之真相
—老友
为狱中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乃是当年9位狱中战友励了要求监狱当局取消强施予他们身上的一切不合理的处罚展开长达8天的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
事缘于1971年10月6日，狱中官员带领了大批狱卒到A座搜查，被战友发现，於是一些战友便在大门口，高喊口号抗议当局的无理搜查。狱官见状，无可奈何，只得撤离。过了两天，狱方与座内值勤官员先联络好，乘战友们在中午休息时调来大批警方镇暴队，手持枪械，驻守在座外，然后狱官带来了大批狱卒。手持盾牌、警棍，凶神恶煞地，突然冲入A座搜查，翻箱倒箧乘机破坏一番,并掳去一批书籍。面对狱方的无理揣乱，战友们个个义愤填膺，情绪激昂，高喊口号，怒斥狱方官员的胡作乱为。
10月9日,营长便点名召见9位战友,即是陈宗明、丘恒山、丘立诚、黄绍隆、林永伦、钟吉祥、许乃泉、苏孙国及朱兰光。在其办公室，营长宣布9位战友从当时开始即刻被处罚个别监禁在石屋的隔离室为期2个月至6个月不等，并取消政怕拘留者应享有的一切权益。包括不准会见家属，不准拥有书报，不能听广播，与外界完全隔绝。随后，营长便命令狱卒即刻押送我们去石屋隔离室。对于狱方强施予我们身上的无理处罚，我们即刻提出严重的抗议，并要求营长即刻收回一切不合理的处罚，让我们回去原座，但营长则一意孤行，强押我们至石屋隔离室。我们被个别囚禁在一间4’x8’，没有窗口，墙脚只有一个6”x1’通风口的囚室里。里面空无一物，只能睡在洋灰地板上。
从办公室至石屋隔离室的路上，个别负责同志认为与其被囚禁在这人间地狱的囚室里，坐以待毙，不如采取坚决的斗争，即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以争取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处罚。於是到达石屋隔离室后，便通过墙脚的通风口，争取大家一起开展无限期的绝食绝水斗争。
按当时9位战友的实际情况和对方的情况：牢内外的形势及事件的本质来看,靠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到底，是有可能达到目标的。因此，大家一致同意，即刻开展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直至胜利为止。
这场斗争是从1971年10月9日开始。斗争的前4天是在石屋的隔离室内展开的。大家时而唱歌鼓励，时而喊口号抗议。斗争至第4天，在家属和广大社会人士及狱中战友的大力支援下，有关当局有鉴于事态的严重，绝食绝水者随时有生因而可能引起不利的影响。于是训示狱方把我们移命的危险，至营医院。在营医院，狱方准备为我们打水针，但遭到我们坚决拒绝。斗争进入了第8天，即1971年10月16日，有关当局才不得已与我们谈判。最后，有关当局只得同意取消施于我们身上的处罚，但不准回原座，即A座。而在营内厨房，另辟一新座即A2座，继续扣留我们。基于我们的斗争日标已达，亦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於是我们同意结束这场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虽然面对死亡的威胁。到后期，牙龈肿烂流血，小便时，流出的是滴滴的血水，鼻孔也流出点点浓浓的鼻血，身体枯弱，几处晕迷状态。但是，在正义的感召下，为了争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大家发挥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斗争精神，誓死不屈，坚持到底，终於取得最后的胜利。
注一：本文为亲身参与此场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者所写，乃如实反映当时身历其境之实况。
注二：《墙内岁月》一书中，第120面至121面里曾提到绝水斗争，及友谊丛书之一《往事》一书中，第 54 面至 55 面也曾提到绝水斗争。此二篇文章与本文有些出入，诚请知情者翔实核查之。
09-10-2004
附件：参加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历史资料)
1971年10月，我与其他8位A座政治拘留者被调往隔离室处罚，由2个月到6个月不等。结果在大家同意下开展了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要求营房取消处罚，将我们调回A座。从1971年10月9日开始到16日为止，经过8天的绝食绝水后，营房基本上答应取消处罚，并把我们调到A2座。当时参加绝食绝水者有：
丘恒山、陈宗明、林永伦、钟吉祥、朱兰光
丘立诚、苏孙国、黄绍隆、许乃泉
建立新村-变相的集中营
—江宏
攻打18哩警署
1963年，印尼苏加诺（Sukarno）总统宣布对抗马来西业，从此便派军队到边界和越界到砂罗越境内，攻打警署和哨站。
1965年，一支由北加国民军和西爪哇“山公”特种部队（Sri Tenpur）正规军所组成的队伍，活动到西连县带，驻在古晋西连路29哩。来之前他们上级交待了一项任务——炸飞机场。他们曾多次派人去飞机场侦察，看到机场主要是民航机，军用机只有个别架，而且有一定的戒备，同时，又考虑到飞机场离边界较远，若开展行动后，在撤回边界的过程会面对围追堵截会有较大的危险。但截止日期就要到了，若没有完成任务回去设法向上交待。於是，他们进一步商量，决定改变计划一准备攻打18哩的警察署。
他们的攻打计划不但未呈过砂盟第一省的领导人批准而且遭到本地区同志的反对，但他们执着顽固，一意孤行，同志们阻止不了，为了减少损失，只好给予协助与配合。在地方干部赖同志等的配合下，对该警署进行了认真周详的调查观察。
经过商讨研究之后，他们做出这样的布置行动计划：行动时间是6月27日晚上约9点多，乘戒备松解之际，印尼兵就向警署发动进攻；之后就向天空发射一颗讯号弹，紧接着一组地方同志在24哩炸巴杀之长桥；另外各组分别在9等处公路上倒黑油，有的地方还放铁钉板和设下障碍。同时，行动之后，进行除特计划。
18哩警察署是座落在一个小山岗上，里面有9名警员在西门彼得宁甘（首席部长加加隆宁甘的胞弟）警察的负责下值。这支攻打的队伍，在一位西加的华人在这一带做工的名叫余等的带路下，在黑幕底垂时，本地同志刘用罗里车载了从晋成路24哩出发，悄悄地潜入埋伏在警署的周围。他们静静地潜伏着，观察周围的动静。行动时间快到了，他们开始剪篱笆，摸进警署。事先未有任何征兆，也没有做防备的警员们，被突然袭击乱作一团。攻击部队很快就占领了警署，打死西门彼德宁甘和另外一名警员。他们占领了警署之后，立即销毁了警署的通讯系统，缴获来福枪、轻机枪、卡兵枪共6支，手枪一支，中型机关枪一支，讯号枪一支，几十箱弹药。行动后这支印尼军队就向西南边界撤退。
为了阻止西连来路的援军，支援印尼军队赢得时间撤退我方同志成功地炸毁了24哩大桥的一部分，使大型车辆无法通过（小型车辆尚可过桥）。
同样的，从古晋开上的多辆装甲车，到了9哩和17而无法通过，其中还有两辆车在向前奔驰遇上黑油而翻复了。
在攻打行动之后，地方同志在18和24处各处决了官、尤等几个特务分子。
在配合了印军军事行动之后，地方同志就撤到24，龙此逗留了一个月多。看来实在很难再立足下去了，赖连秀、曾荣光、张玉英等30多位同志（仅留下张月娥）连同一位攻打行动中背部遭火箭炮灼伤的印尼兵（名叫西蒙），就一起撤向北印边界，到印尼境内。
宁甘政府开展“铁锤行动
当晚敌人乱作一团，不断向天空打照明弹。第二天，公路上军车、大炮车、警车隆隆响，宁甘政府调派来各种兵种和警察带警犬进行大搜查、巡逻和驻扎，军用直升机也在上空盘和撒下传单,宣布戒严，并逮捕几十名人士。
政府认为，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均为地下共产分子和当她群众配合所为。於是，7月6日，政府开展“铁锤行动”加隆宁甘宣布：付诸“铁锤行动”的目的，就是“用铁锤打共声份子，在共产党人与革命分子棺材上锤下铁钉”。
政府为了恐吓群众,镇压革命,开展什么“邮箱行动”推迫14岁以上村民提供革命的情报，并进一步逮捕嫌疑分子。
其实这种强行隔离策略，就像德国殖民地时采用的“囚靠”政策，在50年代初也在马来亚实施了。英殖民者在最高专员邓普勒（Gen.Gerald Templer）上任之后，就实施了布里格计划”（Brigg’s Plan），把将近60万华人迫移入在城镇附近550个新村，以割断马共的人力与物质的供应。这个坚壁清野的新村计划，给马共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削弱革命的发展。
砂罗越的革命发源地是第一省，而晋连路从10至、60 哩，尤其是17哩、21 哩与 24 哩一带又有“小延安”之称。这一带华族群众普遍积极支持革命，7、8岁小孩就会为我们同志放哨、送信、送货；妇女家除了放哨、送粮，还为同惠们准备干粮。有的老伯每天磨豆，卖豆腐，把收入全交给革命组织。村里的青年男女约有三分之二加入农会或北盟，参军的有上百人。人联党在24哩成立了分部，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为革命组织更进一步大力发动、组织、宣传教育群众创设了公开有利条件，使党更能以人力、物力、经济等方面支援了革命斗争。显然，敌人对晋连路人民的革命斗争与积极行为恨得要命，他们借题攻打警署事件，伺机进行报复。
攻打警署隔天凌晨五时，晋连路14哩至26的居民得到通知，携带三天的粮食、衣服用品、灶具、软细等，分别到15 哩、17 哩、19 哩、20 哩半和 24 哩的5个站集中。
新村苦难的日子
村民集中到了各指定的地点，被分配到各学校暂时居住，有些栖身于临时用“加央”搭起来的一间间的长寮里，而四周则用铁刺网围成篱笆。
最初是48小时的戒严令，后又延长到10天，以至最后建成了永久的新村。
到了第四天，村民才获准每家派一人回家园巡看，并喂养家禽。由于离得仓促，家当又太多,许多人只能搬一些轻便的家私和必须用品，等过几天回来时，发现到草木皆非。由于家园无人照料，家中的物品、农作物、家禽等遭人偷窃。眼看辛苦开垦的农园以及住了几十年的老家将荒芜，甚至毁于一旦，怎不教人痛心难过！日睹这被折散的可爱家园，听到挨饿的猪狗嚎叫，想到这一切凄凉悲惨的景况，无不使人痛心流泪！
由于地方狭窄，而人又多，加上不习惯，又适逢旱季每晚都要挤上一、两百人，真是一片乱糟糟，苦不堪言，在缺乏完善卫生设备的恶劣环境里，无辜的妇孺及老弱者挺不住而病倒了。杨月梅烈士的父亲,不要限制集中，在老家吃除草药剂自杀。温三德的哥哥在暴日猛晒下中暑昏倒，当时的军警不准农民前去为他抢救，以致不幸去世。
二个月后，居民通过抽签，每户分到将近25经过一、点之土地和津贴金1500元供建新居。这样，14-20的居民约有整千户搬进17哩的新生村（Siburan），22-26 哩的居尾约300多户搬进22的大富村（Tapah），中间地段的居民约200多户搬进21哩的来拓村（Beratok）。总共有1千5百事家，初时受影响居民不过9000多人，到1980年解除时钓有 24000居民被逼入这方圆600多依甲的范围内。
所谓“新村”，可谓是当时全砂罗越华族农村中最贫苦的地方。初时，住的是空无一物的小茅舍，或有柱无墙的棚子甚至有的是过去供作养鸡的棚子。屋檐低矮，又没有天花板贵日骄阳之下热气难挡，实在受不了！“屋”脚踏之地不是术板，也不是混凝土，而是泥土。厨房、床铺、隔房等都得自己勤手做，甚至还得自掏腰包。
新村里的家家户户几平都养些鸡、鸭、猪之类禽畜，也种些菜类。多数粪坑就挖在后门的泥土里，他们就用粪汁来浇靠，臭气随风飘扬。由于自来水站有限，用水、食水要去远处载，非常不便。有不少村民在屋旁挖个水井，作为冲凉、洗衣和浇菜用。可是，一旦下起雨来，溢出粪坑的屎尿，鸡、猪屎和赃物到处泛滥，你要讲有多不卫生就有多不卫生。
当时，突然间要放弃长期辛苦经营的家园，被迫限居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切得从零开始。虽然当时政府有津贴一人一天一元（后来只有五角）如果没有储蓄有钱，生活是苦不堪言的。许多家庭是靠养些禽畜、种些菜和出外打些短工来养家糊口。有的妇女跟人家采胡椒或割稻等，晒得头昏脑胀，一天才赚四块钱。男的做粗工，也不过是六、七元而已。初时，不少穷家庭揭不开锅，孩子无奶吃，有病没钱医。许多人都认为，生中所经历的生活再苦，也没有像新村的那一段日子那么苦！后来有些家庭有去租地来种稻，种稻虽苦些，生活总算有些好转。
村民们限居在用两重铁丝网围住的限制区里，进出必须通过栅门，接受检查、问话。村内的每户家庭都有户口登记，随时会受到人口检查。亲友到访过夜，来去必须预早报官登记。每天早上六时栅门打开，傍晚六时关锁，1970年后方才逐步放宽从早上五时至傍晚七时，不得超时回到限制区。新村和工作地点的距离远，村民出外工作不如以往方便，还要在规定时间回，给了他们不小的麻烦与精神压力。至于要离开限制区以外的地方，则需要申请特别的通行证，而准证在一、两周内更新一次。
同时，粮食物品也受到统制，人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村民走出栅门时，所携带的任何粮食或用品皆受检查，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到村外农田工作，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只许带够吃的饭，不可带未煮的米粮。至于药品的控制，更是严格。
除了人身行动失去自由之外，政治权利也被剥夺。村民一段长时间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举行集会及申请国际护照。村民的种种作为公民权益的受到剥夺，完全受到军方管制，新村形同变相的集中营，却美其名曰“新村”
被逼迁入新村的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遭受严重的除外，特别是第一省以外的地区被押进“新村”的破坏和损失，切都得从头开始，惨况只有当事人才深有感受的。
在拉让江地区当局也是强行建立几处的伊班新村。华人的新村还未建立起来，却有一些革命家属和群众中的积极支持者，1970年前后也被逼迁入第一省的华人新村。诗巫和泗里街等拉让江地区的华族共有约30家被迫迁入新村。1966年1月5日，靠近北印边界的打必禄（Tebedu）地区也有70家约400人被迫进入来拓村与大富村。第四省美里也有一家革命群众被迫去古晋“新村”第二省英吉利里也有4家被押进了如同“囚笼”内（注）。
到1975年，那些来自泗里街等地的居民才获准先后离开新村，回返他们的家园。新村的正式解禁是在1980年3月6日，那时才解除所有的限制，村民可以重享自由的行动，出外不再需要申请准证，出国也可以申请护照。
“新村”对人民来讲，绝不是什么“新生”好的开端也不是什么“来拓”新家园，更不是什么“大富”。在历史给人民的记忆，“新村”不过是变相的集中营！
（注）：
英吉利里被迫迁的4家：黄南祥（仁干家人）、蔡祥（三琴父亲）、杨抛和燕寿。
范明华的母亲与三个妹妹是第四省唯一的一家被迫进第一省新村。
拉让江上游广东芭被迫迁了2家：江玉芳（先余家人）和李玉霞（黄天水爱人）
诗巫乌也路被迫迁2家：黄福庄（理生父亲）和黄爱祥（仕武家人）。
1971年诗巫市对面江宋溪米禄一带被迫迁2家：江若勤（丽妃家人）和赖国信（子铨家人）
民丹莪被迫3家：曼光坡的钱程火（功涛家人）、范细妹（碧玉家人）和诗巫路姓叶一家
1969年8月至70年泗里街被迫迁的有：朱景水、黄育明卢家保（美珠家人）、杨尚述、陈德天、王受琛（振基家人）、刘扬魁、王世箴（焕朝家人）、朱兰强爱人、詹碧娇、谢朝宁（美珍父亲)、王致赠（世强家人）（朱兰光爱人）、谢建启一家、李昌盛（清希家人）、徐玉金（卢友爱母亲）、刘忠越（贤庄家人）、林时钿（爱玉家人）。
这座破烂的建筑物是当年的关卡，农民进出都得在此申请准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