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难忘的回忆 6：伊班新村；“新村”的难忘日子
伊班新村
—江宏
建立新村，这是当年统治集团对付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一种斗争策略。
在砂拉越拉让江地区，面对日趋严峻的武装斗争局面当局有计划准备在拉让江华区建新村，但还未实行。他们除了没有间断地陆续逮捕革命同志与群众之外，从1969年起，他们就先后把泗、丹、巫和逸各地的有关革命群众迫迁进第一省的新村，既可以起着杀鸡做猴的作用，又可以断绝军民的鱼水关系。
1972年，在拉让江的0MT和中游两单位，就有74座长屋1154家有7649人被迫进四个伊班新村。
1972年2月，我军在0MT的乌也河尾处决了Penguru Iman（本古鲁伊曼）、打死打伤了几个民防队，接着在乌也路30哩捣毁公务局数百万元的车辆，当局就在乌也路28史瓜奥（Ulu Sekuau）建新村，硬把达斗河尾两座长屋60家和0ya河尾的6座长屋约340家总共有2400人居民迫进史瓜奥新村。
为了实现其建新村的目的，当局对伊班人进行软硬兼施的手段。他们又吹又哄什么：“到那里建新村，你要什么有什么，有戏院，有水电，有政府办公,有农业部,有商店买东西，有……，应有尽有，不愁生活！”又说：“搬进去会得到安宁……有保安部队保护，还会给予你们计划生产，发展经济……。看到居民不肯离开经营多年的家园，他们又恐吓：“不去，我们将派兵用直升机把你们拉去。”他们甚至逮捕个别一些有威信，坚决不离开的屋长和居民，使居民害怕，不得不去。
据说，1973年史瓜奥新村委员会主席曾到达斗河尾二间长屋住一段时间，他还向群众把“新村”吹得神其神。当人与随身带的东西上了直升机后，剩下未带走的农具、家具等财物连同长屋、“朗高”一起被烧得精光。鸡、鸭、猪狗等家禽畜生却被那些人宰杀吃光。
初期的新村问题特别多，群众无不怨声载道。初时在稻还未收成之前，有关当局给群众每人一个月补贴四筒米、一小包盐、一小包糖，孩子多的还补贴得更少。这么少的配给怎么够吃呢？群众只能半饱半饿地熬着。在老家时，虽然“朗高”简陋破旧，生活清苦，但有广阔的土地，要种木薯、青菜等可自由种植，而且有广袤的森林，可以自由的采摘野菜、野果和狩猎，可以消遥自在的过日子。况且，新村的土地瘦，一户只分给二依甲的山稻地，这对原是刀耕火种，一年换一块新芭的伊班兄弟来讲，怎么会够吃？当局也没有提供更好的职业，可以说，迁入新村后处境是每况愈下。
搬进新村后不见得安宁，也不见得能得到保护。有带来的鸡鸭，一转眼就不见了，根本没法养；谷晒在屋外，还未收进室内，就不翼而飞；妇女被调戏，少女被搞大肚子，争风吃醋、桃色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居民仅获得一丁点的补贴也被一些贪得无婪的人吃掉；有的居民还被迫参加“自卫团”，晚间还得放哨守岗；当地有些群众中的坏分子被唆使去欺压新村中的支持我军的群众……
0MT单位还有一处一加拿逸卡巴(Kabah)河的几座长屋群众也被迫搬进新村，但受到坚决抵制，当局也只得不了之。
1972年，当局在拉让江中游牛麻（Ngumah）的河口南光（Ngungun）和河尾查（Jagau）建立二个置区一新村，把几十座牛麻与Poi的几千名伊班群众强行迁进。中游的二个新村，跟0MT的大致一样，也不会好到那里去。
为了缓和人民的情绪，后来有关当局在新村有实施一些发展计划，进行一些基本设施建设，生活也有改善，后来也逐步放宽对新村居民的管制。到了90年代开始，政府也允许他们可以自由回归自己原有的田园。
“新村”的难忘日子
徐玉金口述
凯锋 整理
1970 年3月一天的凌晨3时分，家里的狗突然得很凶，我躺在床上感觉到屋子周围有不寻常的动静。我起身悄悄的打开一点窗子望下，发现众多的全副武装人员在下面走动。心想：莫非又要冲著来抓我家人？心未想好就听到“咯，咯…”的敲门声。我闷不出声，也不去开门。瞬间，又是“嘭，…”敲得更急，对方还大声说：“是政府人员叫开门，有事找你们！快开门！”我踌躇了一阵子说：“你们是做什么？家无男人，全是妇女小孩，三更半夜我不敢开门。”对方一再作出保证无事之后，我才打开门，十多个持枪的十八闯了进来。我被通知携带一些简单的衣物下市区。我一家8个就被他们用卡车押送到泗里街的中华商会会所，作为临时的住所。
7家（注）约有几十人拥挤在狭窄的会所里。用餐时拿包来或给苏打饼，大家一涌而上像难民一样抢著吃。我孩子不够吃，我和跟 Amat 讨：“我孩子多，希望安排一些吃的。”他看了我这些椎龄的孩子怪可怜的，不得不去拿一些牛奶等吃的。
在下面时，有关当局L头目找我，给我施加压力。他说，要钱，要电单车可以给我，只要我接受他提的条件。我琢磨他的条件，是苛刻的，有损做人的尊严，我不加以考虑，当面婉言谢绝了。他恫言，看我将你全家押往远处，说孩子这么多，没得好吃饿死的！我心想，没有他们的“恩赐”，看我孩子会不会饿死！
大约一星期后，我们得到通知，要迁进第一省的新村。我听了感到愤满填膺，要放弃多年辛苦经营的家园，去那渺茫、生疏的地方。但在枪口威逼下，我百般无奈。於是，我要求先回去搬些东西带出去。於是，他们押我回家。有个政府工作人员催促我赶快，并说我“很凶”…。我本来就愤懑，又听到这么催骂，真是火“很坏”、加油，我冒火，用力关门泄愤，怒骂：“我坏？我凶？打死我算啦我不出去了！”我久久不下楼，下面有两辆兵车在等着，他们在焦急地等我，我赖著不走，执意跟他们扭着。夏只好耐着性子，打圆场说了好多的“好话”。僵持了好久，我才下楼上车。
两辆军用卡车载着我们七家人，向着第一省方向疾驶而去直到晋连路 17哩。
逼迁进了“新生村”
晋连路17的地方叫 Siburan，华文叫做“新生村”由村后一座山而命名的。新生村占地290依甲，篱方围3。当时有700 多户住户，人口将近7000名，大约是14至20哩的居民集中在此村。
我一家人被安排住进第7路 459号在山顶阴森森的一间小木屋”。木屋的顶是沙厘盖的，家徒四壁，屋内空荡荡的，地板是土，污秽遍地。听说这个屋子过去有死过人，后来拿来养鸡，非常朋脏。原本有四个房间的大屋,却住进了比有的鸡、猪棚还不如的小屋”。来此地见此景，大家都感到心酸难过，孩子们无不泪水涟涟有的哭得很伤心，甚至哭到哑音。不少左邻右舍的客家人来围观，个不怀好意的客家人冲着我又骂又唬道：“活该的坏人，休想离开止地再回去了！”在我们落井时有人不但不伸出救援之手，反而加上不头压下来！我坚定答他：“你用不着幸灾乐祸，上苍会有眼的，他会开路给我们走的！”
刚来到吃什么呢？他们拿来了旧黄的粗糙米，用大珍装着的老爷咸鱼分几条，这就是一餐，叫大家怎样咽得下？当时最小的三个孩子是莺、清和燕分别只有6岁、4岁和2岁。他们饿得直哭，边讨牛奶吃、我手头没什么钱，只好向新村当局讨2、3罐牛奶给孩羊充饥。
天快暗了，有关当局人员拿来了几块湿板，就当作床板铺在泥土上睡，这怎么能睡的？我要求他们拿几块三夹板来铺着睡。后来要求他们隔出一间房间，做一张睡床能挂2个蚊帐，8个人就睡在这个床上。
再说，这个小“屋”，沙厘盖得很低。在艳阳天的日子。“屋”里的于燥闷热，真是受不了，只好花几十元叫人在沙厘下盖一层亚答当作天花板，才凉爽些。除外，下些雨来还要用桶盆来盛水，这那里是人住的地方！
没有灶怎样生火煮饭、煮菜？我只得找个空饼珍，把上面盖把这个“全部开掉，正面下向开个洞，把黄粘土放进堆成“灶”灶”放在客厅，把干放进生火就可以煮饭了。
到了新村后，我抽空去集中营探望外子。我把全家逼进新村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希望他能申请去新村看看，帮助处理一些问题。外子1971年1月2日才获得释放，又限居古晋范围2年。不过，他有申请来新生村，他来后有去工地找一些木板料，帮忙隔出了一间6方尺的小厨房，才不用珍饼来煮饭。
到了人地生疏的环境，两手空空，一切得从零开始。我得感激附近有 7、8 户客家人好心送来米菜等，使我感到人间还有点温暖。
困苦的新村生活
有了挡日避风遮雨的栖身之所，面对嗷嗷待哺的一群孩子我感到忧虑彷徨，往后如何生计？虽然最初一年有津贴每人一天1元（后期只有5角），我家每天有8元的津贴，但根本不够开销。须知，每跑一步都要用钱，比如那时来回巴士费每人是二元六角，仅此可见一般。身既无积蓄，且没有收入，生活毫无保障，这是没有明天的日子，形容“无隔宿之粮”也不会过份的。那时，可谓人人心情沉重在彷徨无助之中！
为了生活，我不得不想办法，找出路，我首先争取打些短工，增加一些收入。我经常带身边最大的玲儿（17岁，大女儿在祖母家没来）去割稻、采胡椒等，一天辛劳10 个小时，一人只换取3元左右的收入。
后来，经过努力争取之下，我们泗里街 7户左右人家共同在26哩向当地人租下26英亩的地（一英亩租金一年是 100元）来种稻。我租了2英亩种稻、金豆和蔬菜。我跟黄育明的一家人组织互助组，砍芭开沟等重活请他们干，我们就帮他们干轻活，大家互相扶持相助。种稻是很辛苦的，在烈日下暴晒，晒得怪难受，晒得汗流夹背，晒得皮肤脱掉。长时间在烂泥中，脚趾之间被细菌侵蚀得又痒又臭。不仅如此，稻芭还有一种红色的草螨，你不易发现它，它可以咬得你全身发痒，痒得睡不好觉，咬得你抓到皮肤烂，特别是钻进你的耳朵抓不住，咬得你耳出油。住所跟田芭来往要18，搭巴士来回至少要2个小时，上午最早6点出去，还有7点之前赶回来，一天做不了多少的田芭活。
经过辛劳努力，到了翌年7月，总算收成 30多包（18包谷约我又在 17 哩的对面叫“马都工”也开辟了一英亩相等 20 担的米），地种稻，收成不错。当地客家人都称赞“福州人厉害”。
有了收成，要把谷运回住处也要熬费心机。田芭茅舍到路边要走一段泥泞的路，特别下雨天更是糟透，玲儿用自行车推一包谷几乎走不动，我在后面帮忙推，才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挪动前进。
我们吃得少，干得多。大概平常人家不大要吃的东西，我们都拿来吃。像周围有木薯叶、番薯叶的几乎都被我们采光，萍儿还把“马弯”果皮煮来吃。
为了多补贴一些家庭生活，我还借钱去买 4、5 头小猪放在后面养，等猪长大卖了还给人家。值得欣慰的，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一家大小都能多少做些事情。圣儿才10、11岁，每天中午从学校赶着来回3哩之路回家，扒了几口冷饭，忙者喂猪、冲洗猪栏，又赶着去上课，而往往迟到。他的学业成绩不好，被老师看成是劣等生，常挨骂受罚。他只能像哑子吃黄莲，有苦无法诉。连4、5 岁的清儿也能帮忙割芋茎（给猪食）和卖金豆和菜的。莺儿更乖，弟妹几乎全交给她照顾，她也大胆，有时拿着一篮的金豆到兵营去卖，一条金豆卖5分至一角。一通过辛劳努力，和一分一角的积蓄，我们生活才逐渐有稍微改善。
且说“新村”的卫生条件吧。村民喝、煮食的水是到自来水站去载。第7号路有几十户住家，自来水站不多（家家户户装有水管是后来之事）往往要排队等取水、冲凉、洗衣等。有的妇女围着沙龙冲凉，根本没有更衣处。真是费时、不便又麻烦！有许多当地的村民在 25 点的地范围内掘个水井，作为洗衣、冲凉和烧菜之川。须知“新村”居民多数各家都有养鸡鸭和猪，而且几乎粪坑都挖在泥土里、建在家后，下些雨来可不得了！溢出粪坑的粪汁加上鸡鸭和猪粪到处泛滥，难免要流进水井里。难怪不少人生皮肤病，有的烂疮久久不能痊愈。有的住户还把粪掏出来浇菜，微风吹来到处飘臭，怪不好受的！
我们住的这个“屋”听说过去有死过人，莺儿晚上还听到有脚步声，睁眼又看不到什么。不仅如此，就在我隔2家有设个三元爷坛，经常听到乩童用刀敲桌子，还看到他把点着的香柱塞进嘴巴，还用刀割下舌头来画符，无不使人油然说不清的恐惧心理。
一段时间，新生村不时有老人辞别人世，也只有在这里我才有看到死人家来了几个披着黄色道服的人，整个晚上一边敲锣打钹一边喃喃念经，搅得我们心底不宁，总觉得幽灵在周围徘徊和游荡。
再说，我们离咫尺一家有个8岁患唐氏症（Down Syndrome）的低智能小女孩，双眼角向上吊，舌尖微露出口。这个双层住屋里的大家庭成员都唤她“傻婆”，每个人都打她骂她，她自己不时也不自由主地把头往地上碰撞。一天她患上麻症，家人不管她，结果死了。家人也没立刻去收殓，像死猪一样丢在一边。这样，我们看了都会做恶梦。
自从我们迁入新生村后，世界仿佛变得灰暗了，总觉得见不到晴天阳光，心情总是闷闷不乐，难有开怀大笑，又加上周围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更感此处难留人，总盼期得早日回老家去。病痛与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往往跟贫困多少有些结缘。
在新村里，只有一巴仙的住户才有能力在地上打洋灰。长期住泥土的地上，湿气重对人体有害。同时，在地行走脚会粘上泥土小孩子又在床铺和地上之间爬上跃下，泥土粉末到处飞扬。后来外子去张鸿明工地拿了些长短不一的板块回来铺在地上，情况才好一点。
在那恶劣的环境里，莺儿体弱多病，经常发烧，三次发烧过头，还昏迷过去。在夜深人静时，我焦急地用脚车把她载到一哩外的诊疗所去。
按照病理学来讲，精神受虐待者、罹疾病者和忧郁症者有时会产生幻觉。莺儿在睡觉发烧过度时曾幻觉出现一个脸和头发都是灰白色的老妇女打开蚊帐，伸手想拉她，并说：“我带你离开这里。这个恐怖的幻觉投下的阴影在她的心田里久不能泯灭。
记得，有一次，晚饭后孩子们在床上跳上跳下，燕小女天真地唱着歌，兄姐们给她鼓掌。蓦地，不知怎么得，燕儿失去平衡，从床上跌下，她的额部正碰撞到地上凹出的板，顿时鲜血飞溅而出。大家都惊慌，不知所措，又没有什么药。有个邻居看到用丝烟来敷止不住血。血还在飞溅，有人提议叫池金妹兄来。他果然来，只见他拿着一片什么叶，口念念有词，在叶子上比比划划，悄悄地从门进来，冷不提防给燕儿贴上。说也奇怪，血流竟然止住了。
苦命的孩子也许较耐命些。一次我偶尔看到清儿走路有些跛脚，於是叫他伸出脚来看，脚有些肿胀，再摸他的脚底，感觉有针刺状，我迅速带他到医疗所。经过检查和动手术，从脚底内拔出一寸多长的针！他竟不知何时插到，还能行走了几天？！还是顽皮的清儿，另一次不小心跌到水管头上，大腿割出一大裂痕，深至见骨！幸好血管没断，赶快带去缝合，很久才痊愈。
正当我们落难之际，留在大家庭寄人篱下的新儿与达儿，并没有得到大家庭的温暖与太多的关心。特别是达儿，有时吃不好甚至还遭到堂兄弟之围攻殴打。
失去自由的日子
健康的人难以体会到病人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同样的，享受自由的人也难以体会失去自由人的痛苦。
新村的周围是用二层的刺丝网围住，进出必须经过一个栅门，必须接受检查、问话。所携带的任何粮食或用品皆要检查，甚至一段时间内到田园工作，也要受到严格限制。至于药品的限制则更紧。村内的每户都有户口登记，随时会受到人口检查。亲友到访过夜，来去必须子早报官登记。每天只能上午7点出，傍晚7点之前必须赶回来。如果逾期时不回，可能被控上法庭或者行动自由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比如在一个时期内，完全不准外出，即使有事也不发予准证。
那时候，有一些村民生活无着落，虽说要外出可以申请准证，但往往不被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几乎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他们的活子了。
在管制区内出现一种“嫁出多，娶进少”的不寻常现象。来徒置区内人心惶惶，丧失许多的自由权利。新村少女莫不想外嫁以期摆脱受管制的不自由生活。这就有点像日军南侵时期家里有长成的女孩，都千方百计把她遣嫁，以免受苦受害。同样的，新村外的女孩听到新村就怕，这样新村的男子找外的对象难。另一方面收入少生活困苦，新村男人说，他个人苦也就算了，也不希望人家的女儿陪他吃苦，也不希望把儿女带到这世界来受苦受难。
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们有的不禁老泪纵横，责问那些人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做错什么了？竟把他们当犯人看待，限制行动自由，临老还要受这样的苦难，难过还要老死在新村里？那时确有些老人家受此刺激，突然病倒了，也有些老人家在那紧急时期过世他们都表示死得不甘心。老年人表示，在管制区里太闷了!闷得令难以透气，所以那时有不少老人家，一早就拿着拐杖出去外边吸收新鲜空气，到了规定时间才回新村。
所谓“新村”，不过是变相的集中营，扩大了的监狱。
离开“伤心地”，从头做起
在 70年代特别是“斯里阿曼”行动之后，新村的禁令有逐渐的放宽。居住在新生村的七家泗里街的居民，有委派我带他们一起去找人联党的杨国斯，要求增加生活津贴和允许我们返回泗里街的家园。我们也去实加玛找政治部，提类似的要求。经过多番的努力和争取，我家终于在75年3月25日获准离开这住了五年的“伤心地”回到自己巫叻的老家。
自1968年丈夫被捕，以及举家被逼迁入新村，几百多株胡椒，几经辛苦所结成的劳动成果付出东流，对我们是极大的打击！回到家里，面目全非，屋子部分被拆掉，十多个瓮被敲破，整吨的木料全被偷光，一间集中放家具杂货的房间门被砸破，东西全被偷悼，在大门的楼梯上还撒了一大堆大便。看到此景，真是欲哭无门，泪水只能往肚里吞。
回来，我们还得从头开始，从零开始！
也困苦不在我看来，生活再困苦若有人说生活困苦的话，过那段“新生村”的苦难岁月。
晋连路 17 哩的新村，对我来讲绝不是什么“新生”也不是什么“过去种种比如旧的死，今后种种好比新的生”，而是“落难”，是一场浩劫！
但希望，在未来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起点开始，我们以成倍的努力重建家园，顽强不屈的奋斗，去争取美好的明天！
（注）70年3月泗里街被迁移去新生村的7家是：卢春礼、刘忠越、李昌盛、林时钿、朱景水、谢壮宁及谢建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