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马罗诃德怒涛 1：1968年第三省首批青年越界参军
1968年第三省首批青年越界参军
方明
1963年组织上派了江先枋（叶子华烈士）带领民族工作干部吴云宜（吴昊烈士）和余清勇（安西）及两位Katibas河的左倾伊班群众，从Katibas河向南出发。按地图和指南针，爬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越过砂印边界到达印尼的马罗河支流的Tekalang河尾，再沿河而下，十多天后到达Martinus，最后到达坤甸，并和第一、二省到来的战友取得联系。他们是打通三省到印尼参加武装斗争的先行者，是他们打通这第一条通道，而那两位伊班兄弟也就留在马罗河尾Rumah Ngaung地区，不再回砂。
1965年10月26日东部北加人民军成立后，就派江先和宋平、温贤定中队长等，先后带领队伍积极打开一条通路回第省。道路打通后，在1968年4、5月间，三省就派叶俊杰和何瑞英，由余清勇等当响导带到印尼马罗河的北加人民军总部和所属第三支队驻地。不久，叶俊杰被派回三省向洪楚廷汇报情况。随后老洪就积极安排三省第一批青年男女过印尼上边区去。
在Sg.Dap河的“乌龙山点”（红旗山）已设有一个民族工作据点。当时是由伍乐（许保祥）负责。为了准备上边区，组织上先派5-6位同志在1968年7月间已到达该处。他们日夜忙碌地准备自制枪支、背包、军服、吊带等军备用品，还需购买食格、水壶、粮食、日常用品等。他们几乎每晚出动到拉让江边背粮食用品等，回到点时天已明亮。这据点里有几架缝纫机，日夜赶制军装。
1968年8月初，先后有四十多位诗巫市郊、民丹载、泗里街、上游广东笆和农村青年男女到达这“红旗山”。他们学站岗，操练；男男女女都协助钉钮扣、裤钩、吊带等许多事务工作。餐餐吃粗饭野菜，天天吃伊班茄子。冲凉、提水都得上下好陡的山坡。城市来的青年男女开始尝到有些辛苦的丛林生活，但有着远大理想的鼓舞，大家都把困难当作是锻炼和考验，干劲和斗志都还很高。
新兵全部集中后一星期多，终于有一天（8月17日）接到通知说,边区老战士已经到来，很快就要进入我们住点了。我们三省首批准备参军的同志马上集合，列队欢迎。我们无限激动地亲眼看到18位全副武装、带自动和非自动军用枪支，还有一把中型机关枪的雄壮队伍。我们一面热烈握手，一面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时来带领我们去印尼的边区老战士有叶子华、杨会强、天善、明友、永发、益利、吴昊、安西、伟雄、光明、南章、景明、少华、苏小明、天来、成华等。
新兵约40多人和老战士总共60多人，分成三个小队，二位小队长是：少华、小明、天来。
边区老战士只逗留两天，他们检查新兵的装备，发觉我们这些新兵的子弹袋，水壶袋等没有挂在吊带上，而是绑成把用手提。还有让他们感到好笑的是每一把水龙管枪都套上个帆布袋，这如何能在临场上使用呢？军包也车得四四方方大大的，背带也太长，还有几乎每位参军者都带个好大的半导体收音机和手电筒。老战士说，边区难供应电池，到时电池用完无法补充。结果被淘汰好几十架收音机和一大堆物品。
出发前一晚，我们在红旗山举行一个钱别会。至少有十多位当地伊班群众来出席，整个山头,热气腾腾。当晚还杀了猪、吃得较丰盛。我们还为乌榜（Ubong Ak Nuing）和李风（Imbat Ak Akam）以及好几位老战士们别上毛主席像章。伊班群众除了上台讲话，还唱了好长的“板顿（歌谣）。当晚伊班群众没有回家,和我们一齐在山头上过夜。第二天，我们出发时，整好队伍，由丹心为叶子华和杨会强戴毛主席像章。伊班群众还为我们送行，陪我们走了老半天，送到Dap河尾。返回时，他们还背回我们淘汰下的物资，依每人砍和背了好一大把的葵扇叶，依不舍地和我们道别回长屋去。
这段路程交通员只需行走十天，我们这支大队伍先后却走了二十一天。每个人背上吊带、枪支、军包,至少二十多公斤，还要登山涉水，算是艰苦的考验。再来担心暴露痕迹而没有穿凉鞋，所以每位新兵在军包上再绑上一双塑胶凉鞋。当时赤着脚，脚底走得红肿，起泡破皮，还要面对山蛭来吸血。再加上吃睡都不好，对刚从繁华城市来的同志来说，自然更感辛苦。许多同志过后表示，当时内心还置疑，这么辛苦怎能走到印尼去呢?这-次算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艰辛的长途行军。
记得那晚当我们渡过Katibas河尾开始向边界方向前进时，最初走错路，结果益利（蔡绍祥）去侦察和认路，终于把大队引回正路。据说，益利初中毕业后就来参军，他学习理论和掌握技术都很慢板，但他独具慧眼，就是认山路本领高。益利同志在1970年和工青（余泰古），在交通联络途中，因缺粮而误吃癞蛤蟆内脏，导致中毒身亡，非常惋惜！
走着，走着，我们终于走到砂印边界的一个山垄顶，老战士说，跨越这山头，那边就是印尼的国土了。在这高高的边界山上，回首可以看到辽阔的祖国大地，一时大家思潮起伏，感触良多，有人深情地说，让我们告别祖国的大地吧！我们一定要把边区武装力量带回来。有些同志也有点伤感，不知何年何日才能重投祖国的怀抱，许多人俯身拾起一土一木，放进背包，以资纪念。
当我们到了印尼境内的边河（Sg. Piyang）后，新兵如同重获自由般地高兴，在这毫无人烟的的原始森林里、一边行军一边引吭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和其他革命及北加自创歌曲。我们歌声嘹亮，直上云宵，再加上我们这支60多人大步行军的声势我想当时森林中的什么大头鸟（Kenyalang）猿猴、山猪、鹿等都吓破胆，飞得飞，跳的跳，跑到几十哩外避难去了。
整个行军途中，我们只在Katibas过河处有向伊班群众借船过河，当时只有个别同志接触群众。我们在二十多天行军过程中，都是在无人烟的热带雨林、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中前进。一路上，我们见了许多被青苔布满树于和树丫的“穿衣树”。森林里气候寒冷又潮湿，阳光只能稀疏地照射下来。有的树干上长满串串美丽的花朵，还有许多奇花异草，有时路过满地的野果和酸果。我们领略了嗖嗖的高山冷风，还有那吸饱了血还赖着不走的山蛭。我们也不会忘记，傍晚扎营在山垄顶的“山猪湖”旁，要小心翼翼地提取只有三几寸深，而且还有许多昆虫在浮动的浅水里，取水煮饭、烧水及抹身体的滋味。
从过了界的边河（Piyang）到最近基地的第五站之间，领导上派打猎好手老光明，南章和伟雄。结果成功地打到一只山人”（黑猩猩），几星期不知肉味的同志们一到达第六站（即Piyang河与第五站之间），就有肉好吃，太高兴了。等到大家把肉吃进肚后，老光明才笑嘻嘻地提出一个“山人”的手掌出来亮相，它确实像是人类的手掌，一时吓呆了好几位新兵！
我们在Tekalang河中段（即第五站）停留一天，洗涤衣物和休息。第二天越过Tekalang河沿马罗河主流岸边南下，走了一天，再坐船过马罗河浅滩，也算是险滩，最后在人民军总部营地不远的菜园上岸。稍息后，我们整列队伍，沿马罗河岸边步行到大营地大门。仰望大门，还要走好几十级的从河边岩石边修好的阶梯才能到达大营地。大门牌楼悬挂着大红对联，写着热烈欢迎我们国内第三省同志到来的内容。这时锣鼓喧天又是舞狮，又是鸣枪2响。我们这批新兵受到如此隆重又热烈的迎接，个个热血沸腾，心情澎湃，受到无限激励和鼓舞。营地的同志们围成大圆圈和我们三省来的同志个个热烈握手，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时营地里北加人民军总部、第三支队和第三省来的新兵40多人，以及第二支队过来整训的也有40-50人（总共有三百多人）
在营地我发觉用树于和树叶建起来的营房共有十多间，有人民军总部办公室、三支指挥部办公室，总务室、卫生部、二支训练大营房，及另有6-7间大营房。
为了迎接老洪和我们三省的新同志，北加人民军总部和第三支队同志们提早和我们一起庆祝北加人民军建军三周年的军庆（军庆本来是在10月26日）
建军三周年庆祝的第一个白天先举行欢迎会，田主任（黄纪作）谈了亲身经历，讲他如何领导和组织北加人民军和第三支队，也有同志上台谈战斗事迹，洪副主任代表第三省同志上台讲了话，也有个别同志上台谈感想和决心。
接着连办三夜的文娱晚会，个个节目都精彩，服装也多样尤其是色彩艳丽的古装舞蹈戏服，我们内心除了惊叹也纳闷，化在部队物质来源很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搞来这些布料？节目有大合唱、独唱、对唱，尤其是《客家山歌》，老同志听了乐开怀，我们第三省来的新同志就像“母鸭听雷公”但也同样感染了欢乐的喜悦。记得还有短话剧、口琴演奏等。许多节目都是自编自导，歌曲也有不少是老同志们自己创作的，这对我们鼓舞很大，除了调剂我们的精神生活，也体现我们在文娱方面，也是人才济济。
记得在欢迎三省国内同志到来的大会上，田石明主任（黄纪作）做了重要宣布:黄纪作是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洪楚廷由即日起为副主任，贝坤、蔡瑞庆为副政委，以及为：”建立鲁让根据地“战略目标努力。
北加人民军领导下有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当时第三支部指挥部和人民军总部设在同一驻点在马罗河畔。
第三支队的正支队长是罗平（沈智威烈士）副支队是叶子华（江先枋烈士），政治指导员：沈新民（沈耀彬烈士）。
第三支队设有四个中队，每中队有36人，再分成3小队：每小队10人，其余6人是正副中队长，并有另委通讯员。
第一中队长正：杨会强（温贤定）
副：中西（郑春喜）
第二中队长正：宋平（李天养）
副：蔡建国
第三中队长正：东华（蔡爱友）
副：吴铁（范国强）
第四中队长正：邓白鸽（蔡明和）
副：蔡华（蔡国壮）
当时第三支队指挥部成员：除了三支正副支队长、指导员，还有各中队队长。
1968年9、10月间，第三支队炊事班班长：温等待，副班长：求实，班队员有连玉、江流、朱丽金等。
总务：方旋（刘瑞珍）、砂联、六巡
出版部：新华（温锦南）、苗枝（杨立夫）
卫生部：秀琴（张淑英）、秋华（蔡细妹）、尼亚（邱惠芳）
田主任的警卫员是：鲁成
我们第三省越界去参军的同志们，在最初每天有三安士的米粮吃，到达边区基地后，还有一星期的优待，过后和老战士一样每日只有二安士米粮，和渗有木薯杂粮，并接受分配例常工作，站岗等。我们也被指示必须呈交上个人的金饰品和私款，我们也毫无犹豫的呈上。
约一个月后,第二批从三省来参军的同志又抵达马罗河畔但只有个别人先到“老新点”。隔天（1968年10月1日），我们刚参军的新同志和一批老战士去稻芭，准备种玉蜀黍和木薯，我们正起火烧芭。突然，我们听到飞机声。我们还习以为常地观看飞机，没有敌情观念。这时杨中队长和其他老战士大声指示我们：“同志们，找大树头，隐蔽！”紧接着两架战斗机开始对我们稻芭进行投弹和扫射，我们依据敌机迎面飞来的方向，转到大树头的背后。爆炸声，机关枪声，还有子弹空壳打到树干树枝而掉下来的声音，响成一片。对新参军同志来说真是上了“惊心动魄”的一课。
过后探悉，印尼红帽兵、精锐的地面部队也正沿马罗河搜索而上。北加人民军总部领导人研究讨论后，决定化整为零，分批进国内，把武装烈火早日带进国内各省。所以不久后，田主任转去第二省边界的第二支再到西部，而洪副主任、沈新民等也转进第三省。原来在三支整训的二支的40多位人员，大部分重整回第二省边界和国内，新兵也有十多位被分派去第一支和第二支。而留在原有第三支队，只剩下一中队多的人员，贝副政委也暂留下由罗平支队长和叶子华副支队长负责。不久，贝副政委也转入三省中游。
首先的任务是抢背谷物进秘密谷我们坚持边区的同志，抢运输物质，接着才接受只一星期的军事训练。敌情不紧仓所也抢着开芭种稻。
第二年印军再次进攻我们马罗河时，主要是麻痹轻敌，造成1969年6月29日，罗平支队长单身在河边冲凉，不幸被印兵袭击牺牲。
第三支队接下来由叶子华支队长领导。敌兵退后，我们又开辟了几块稻芭，并种木薯杂粮。叶支队长于1970年离开去黄纪作总部之后，第三支队就由邓白鸽出任支队长，领导我们直到1970年12月25日，印军再次袭击和空降稻芭。我们在197年正月全部撤进三省国内。至此完全放弃了边区基地。
在1970年间，邓白鸽支队长还曾派一组人员去开展印尼南边（Ulu Sg：Paling）的民族工作，主要负责人是苗枝（杨立夫）。去活动三几次后，于1970年6月中，在他们思想松弛时被印尼反动土著群众杀害。当时四位牺牲者为：苗枝（杨立夫）、阿莲（范亚钊）、尽忠（陈仲华）、蔡秀明。
三省第二批过边界到马罗河参军者有近30人。由于面对马印双方的大夹击局面，他们在到达马罗河基地后一两星期内多数被分散再倒回国内。当时第三批参军者30多人也已到达中游地区，由于不能再来边区，组织上决定就在当地接受训练和开始参加民族工作。点燃起来的武装烈火，顺应当时时局发展所需，随后就在拉让江两岸迅速地蔓延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