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回顾民族工作历史 1 ：早期的民族工作
早期的民族工作
一怀远
砂拉越是多元民族之邦，伊班族、比达友族、马来族、马兰诺族、加央族、肯雅族、普南族，等等民族，不仅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人口中的95%以上是农民，他们居住在最广大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因此，砂拉越革命的主要问题是民族问题，是民族农民问题。由於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任何单一民族要解决砂拉越的革命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发挥最大的斗争力量，才能根本上解决砂拉越的革命问题，砂拉越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华族，然而我们的革命目标是解放砂拉越的各民族，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是不分种族的。我们以实际行动，最忠实而坚定的为这一崇高的宗旨而奋斗。
盟向来就非常重视开展民族工作，并把它看作关系革命兴衰存亡的首要问题，这是正确的。早在1958年，盟中央就成立了以中央委员文铭权为首的包括黄纪作、叶存厚和雷皓莹四人组成的，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族工作。当年黄纪作、雷皓莹等几个人，还走了几天到第一省印尼边界一带，沿途对达雅民族状况进行了一般调查与了解。后来盟还制定了“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 …… ”的革命工作总方针。
由于历史原因，加上英殖民主义者长期实行“分而治之”的阴险政策的结果，使得各土著民族不但经济和文化极端落后，而且使得各民族之间产生隔膜，甚至导致民族之间关系呈现紧张的局面，因而使得民族问题显得格外复杂，民族工作道路格外艰巨和曲折。然而为了实现盟的崇高理想，盟依然勇敢的面对现实，迎接挑战。为了开展民族工作，盟采用秘密和公开两种形式，首先采用秘密的工作形式，而且从深入的民族地区开始。这样做除了为将来武装斗争创设条件外，也同时为一旦革命遭到镇压时的退路做准备。
1959 年，盟开始秘密挑选和训练民族工作干部，训练内容包括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民族语言以及生活技能（包括学习割树胶、理发、修手表和普通医疗）。
1959 年，民族工作中央委员会进行改组，以郭伟忠为领导、成员有雷皓莹，刘紫金和张本仁。由郭伟忠领导的第二届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派其领导成员之一的刘紫金去领导第四省的秘密民族工作。
之后有十多位同志接受了这项任务，其中张伟淼、张子游和蔡慧珠等去开展巴南河支流丁渣一带工作，庄金明、沈耀辉、张雪梅等在巴南河另一支流杜多河一带工作。经过几年工作后，随着民族工作干部被捕，第四省秘密民族工作就停顿下来。
1959 年，盟还秘密的派出民族工作干部开展第一省的秘密民族工作。1961年后，又有20几位民族干部，到古晋县的安拔梯头和巴达旺，西连县的打必禄和打马庚，下沙隆县的实文然以及石隆门和伦乐县等地区长屋去开展那里的达雅族工作。
1959 年，第一批民族工作干部成员包括邱亚陶、曾纪明、彭家训、吴三光、张伍就、蔡秀芳、蔡三扬和陈春林。在邱亚陶的领导下，从第一省来到第三省，与第三省的民族干部结合，到桑地区的乌鲁卡地巴斯、如楼、民丹莪、泗里街、乌也及沐胶等地，也有派往混合区去开展伊班民族工作。1961年，又有一批民族干部被派去加帛等地开展秘密民族工作。1963年后，许多民族干部在加帛、桑、泗里街以及如楼等相继被捕，使民族干部力量遭到一次较大的削弱，同时内部也出现分化。从1964年至1967年拉让江地区的秘密民族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的状态，只有极少数地区有继续坚持工作。至到1968年，武装斗争开始向上发展时期，民族工作也逐渐开始向上发展。
1961年也有约20位民族干部被秘密的派到第二省的乌鲁英吉利里、乌鲁巴丹艾、乌鲁丰洛等地区开展伊班民族工作。
1962 年，盟派庚长和张燕辉到第五省林梦河上游，以姆禄族为主的瓜拉卜劳乡地区开展秘密民族工作。当年的秘密民族干部对伊班族、比达友族或加央族大都只有理论上的一些认识，绝大部分民族干部的民族语言初时不会听，也不会讲。然而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却毅然离开那从未离开过的家乡，到那完全陌生的深山老林，不少同志由于水土不服而生病，还有个别同志病逝长屋。
为了不暴露身份和政治目的，到长屋去的民族干部多以到长屋找职业为借口，而多数同志是从事割树胶，有少数以做生意为掩饰。有的住在群众树胶芭的茅屋。平时除了格树胶，就尽量多跟群众一起学语言，帮群众做些家务或者义务劳动等，以便跟群众打好关系，争取在群众中树立好的形象。后来有的同志还给土著群众做义子，个别同志还娶土著女子为妻。
为了和土著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跟群众生活一起时要表现得越土著化越好，用手抓饭吃不必说，就连土著用腐烂的鱼或肉类制成又黑又臭的一种叫“肉骨”的，也要硬着头皮吃。有个别同志始终不适应那种生活环境，而反复生病，不得不安排撤回华区工作。
虽然在秘密为主工作方面的时间不长，而且大部分地区不能进行有力的政治宣传和教育，然而也提高了部分民族群众的政治认识及搞好民族团结，还培养少数土著本身的干部，也加深了我们对民族问题的了解，为公开政党工作的发展，以及后来武装斗争的开展创设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配合民族工作，第一省还先后出版《拉让江战斗报》和《民族呼声》，第三省也出版伊班文的《农民报》，以及一些伊班文的宣传册子和传单，对民族干部和民族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
在组织工作方面，非武装时期我们利用地下农会吸收伊班农民入会，在长屋建立长屋委员会，或者采取个别联系方式。在武装斗争时期，我们曾经组织伊班兄弟党（仁达党）。
在公开民族工作方面,盟积极而充分的配合公开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大力开展民族工作。通过人联党不但对民族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还把民族群众组织起来，并发动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斗争。公开民族工作高峰时，不但人联党中央有土著参予领导工作，各地方党的支分部也多有土著参予领导工作。平时不但发动几百名土著群众参与政治集会，也多次动员过上千土著群众参予大规模的政治集会。
尤其是通过公开式民族工作的开展，不但掀起了砂拉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民族团结共同斗争的反帝反殖运动高潮，而且许多土著民族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一次飞越性的提高，呈现出各民族团结共同斗争的令人鼓舞的美好局面。公开民族工作的大力开展，所取的明显成绩，也为后来的革命武装斗争夯实了一定的可靠的群众基础。
纵观世界历史和现实，举凡多元民族的国家，尤其是几个民族人口均衡的国度，呈现出的民族问题都格外复杂，特别难解决；尤其是殖民地国家，由于殖民主义者非常善于应用“分而治之”的毒辣手段，执行阴险的民族分裂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之间仇恨和冲突。
正因为上述原因，在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展民族工作时，尤其是武装斗争时期，我们在开展民族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数以百计的优秀干部和战士。我们的民族工作最终与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同样遭到挫折，这充分体现了民族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值得欣慰的是，在大批堪称是砂拉越人民优秀儿女的民族干部的不惜流血流汗，历尽千辛万苦前赴后继的奋斗下，我们的民族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尽管我们的斗争未成功，民族工作未达到目的，但我们民族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却留在北加人民的心坎里，特别是留在伊班族的心坎里。
稿于一九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