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领导砂拉越革命斗争的重要人物，他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深受关注。他走出森林后，曾经对几项重要课题表达了他的看法，至少在针对砂盟的活动、人联的兴起、武装斗争、和平谈判和纪念牺牲战友等事项，都有说明。可参阅他接受报界的访谈录、战友的文章、《斯里安曼省谅解备忘录》、《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黄纪作、贝文对、黄纪晓对三个历史问题的意见》和黄纪作接受新加坡学者成国泉的访谈录等文章。

砂拉越反帝反殖志士
黄纪作与世长辞

黄纪作，客家河婆人，1936年出生于古晋农家，在晋连路29哩中华公学毕业后，1950年到古晋中华中学读书。他是学运积极分子, 也是砂拉越解放同盟的领导人之一。1955年他和文铭权等人领导中华中学学生3.30大罢课。

1956年，黄纪作高中毕业后按照组织的要求到石隆门模西（Musi）中华公学教书，因殖民地教育部不批准注册，只教了二十多天就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转而到古晋三里真光学校（Sunny Hill）念英文7号班，一年后毕业，到St Joseph’s 中学念8号、9号班，毕业后到杨国斯律师馆工作。后来，杨国斯介绍他到王国华律师馆。1959年，人联党成立，需要一个受薪的职员，黄纪作就转去人联党工作。黄纪作还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二届常委会时，担任助理秘书长,负责组织的职责。1962年6月22日与文铭权一同被殖民地政府逮捕,并选择前往中国。被捕者还包括王馥英、雷浩莹、陈绍唐、阮春涛和沈钦炎，他们都被驱逐到中国。

1963年3月，黄纪作与文铭权一起由印尼雅加达辗转到西加里曼丹。参与领导武装斗争。1963年年尾，前往爪哇接受军训。1964年建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asukan Gerilya Rakyat Sarawak,简称PGRS)。1965年砂拉越解放同盟改组,他担任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砂拉越东部)代理书记以及北加里曼丹人民军(Pasukan Rakyat Kalimantan Utara,简称PARAKU)主任兼政委，在砂印边界一带活动。

印尼在1965年发生“九卅事件”，苏哈多夺得印尼政权，局势完全改变，游击队面临双面夹攻。1968年，游击队撤回砂拉越，黄纪作带领部队，转战于砂拉越第二、三省接壤的砂印边界地带。1972年，黄纪作回到砂拉越境内活动。1973年10月,他出来与砂拉越首席部长耶谷谈判,并代表游击队与砂拉越政府达致斯里阿曼和平协议、大致上结束了为期十年的武装斗争，共有大约580名游击队员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和平之后，他在老家晋连路29哩一带从事养殖业，并经营猪肉生意，后来转行从事保险事业，数年后专注销售业务，大约在上世纪末退休安享晚年。

作为领导砂拉越革命斗争的重要人物，他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深受关注。他走出森林后，曾经对几项重要课题表达了他的看法，至少在针对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活动、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兴起、武装斗争、和平谈判和纪念牺牲战友等事项，都有说明。可参阅他接受报界的访谈录、战友的文章、《斯里安曼省谅解备忘录》、《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黄纪作、贝文对、黄纪晓对三个历史问题的意见》和黄纪作接受新加坡学者成国泉的访谈录等文章。
黄纪作参与砂拉越反帝反殖运动前后二十多年，他的事迹足以写成一本书。这里只引录黄纪作在16年前（2007年1月）接受新加坡学者成国泉的采访所作的记录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