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马哈迪，不是简单的“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所能了结的。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现代化的推手与腐败的温床，民族自信的唤醒者与依赖文化的制造者，秩序的建设者与规则的破坏者。
一代枭雄马哈迪的是非功过
发布日期：07-11-2026 资料来源：三会资讯14
~川~
2026年初，百岁高龄的马哈迪因在家中跌倒导致髋部骨折入院治疗。他的妻子茜蒂哈斯玛此前以百岁高龄辞世，这位曾经叱咤马来西亚政坛数十年的强人，正在步入生命的最后篇章。马哈迪生于1925年，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至今不过六十余年，而他两度出任首相，累计掌权接近四分之一世纪。对于独立后成长的几代马来西亚人而言，马哈迪几乎是政治本身。他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经济骨架，也重塑了马来人的精神世界—— 无论那意味着解放还是束缚。
评价这样一个人物，不是简单的“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所能了结的。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现代化的推手与腐败的温床，民族自信的唤醒者与依赖文化的制造者，秩序的建设者与规则的破坏者。
经济现代化的工程师
马哈迪执政最无可争议的成就，在于他推动了马来西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1981年上任时，马来西亚仍是一个依赖橡胶、棕榈油和锡矿出口的初级产品生产国。马哈迪提出了“向东看”政策，主张学习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继续依附于前殖民宗主国英国。他大刀阔斧地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鼓励外资进入，大力发展电子业、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到他2003年卸任时，马来西亚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约3500美元，在亚洲名列前茅，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对马哈迪经济治理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当泰国、印尼、韩国纷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方案时，马哈迪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拒绝外部援助，实施资本管制，将林吉特兑美元汇率固定在3.8比1。这一决定在当时遭到西方经济学界的猛烈批评，但事后证明，马来西亚的经济复苏速度快于大多数接受IMF方案的邻国。2000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达到8.5%，成为东南亚经济复苏进程最快的国家。这一成就至今仍是马哈迪支持者最常引用的论据。马哈迪还留下了诸多至今仍定义着马来西亚国家形象的地标。吉隆坡双子塔曾是世界最高建筑，象征着马来西亚的雄心。他推动的“2020宏愿”计划，旨在让马来西亚在2020年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尽管这一目标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但它为整个国家设定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愿景。从经济层面看，马哈迪的确当得起“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的称号。
“拐杖”文化的制造者
然而，马哈迪的经济成就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之上。他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及其后续的马来人优先政策，在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的同时，也系统性地制造了一种依赖文化。通过配额制、政府采购倾斜、股权分配和就业保障，马来人在教育、商业和公共服务领域获得了系统性的优待。马哈迪的初衷或许是弥补殖民时期留下的族群经济差距，但政策的执行方式却造就了一整代依附于国家庇护的马来精英。
这种庇护体系的核心受益者，往往不是普通马来人，而是与执政党巫统关系密切的少数精英。马哈迪任内培养出了一批“朋党资本家”，他们凭借政治关系获得政府合约、银行贷款和上市机会，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这种“朋党资本主义”成为马来西亚经济肌体上的顽疾，也是马哈迪政治遗产中最受诟病的部分。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马哈迪“培养出一批效忠执政党的精英，但是许多马来人还是觉得受到忽视”。普通马来人得到的或许是一根“拐杖”，而精英们得到的却是整根“拐杖”所依附的那棵树。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精神层面。马哈迪以强势姿态倡导“亚洲价值观”和马来民族自尊，但他同时也在马来人心中植入了一种矛盾的心理结构：一方面被鼓励自信地面对世界，另一方面又被灌输“没有政府保护就无法竞争”的恐惧。数十年的配额制和保护政策下来，相当一部分马来人确实丧失了在公平环境中独立竞争的能力和意愿。马哈迪的 “拐杖”政策或许在短期内缩小了族群差距，却在长期腐蚀了几代马来人独立发展的灵魂。
权力游戏的操盘手
马哈迪的政治生涯充满戏剧性的背叛与联盟，他对权力的执着几乎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或忠诚。1988年，他革除包括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在内的多位法官职位，严重损害了马来西亚的司法独立。这一事件至今被视为马来西亚法治史上的黑暗一页，也为后来政治干预司法开创了危险的先例。
他与副手安华的关系最能体现其政治风格。安华曾是马哈迪一手提拔的得意门生，两人一度情同父子。然而当安华在 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主张不同的应对策略并在党内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马哈迪毫不犹豫地将他革职、开除出党，并推动了对安华的贪污和鸡奸指控，使其锒铛入狱。这场政治清洗不仅摧毁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对手，也分裂了马来社会，种下了此后二十余年马来西亚政治动荡的种子。更令人瞠目的是马哈迪对巫统本身的态度。巫统是马哈迪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他权力的根基。然而当他与继任者阿都拉和纳吉产生矛盾时，他两度退出巫统，并在2016年与昔日的政敌安华联手，组建反对党联盟，最终在2018年大选中击败了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终结了巫统长达六十年的执政地位。为了击败纳吉，马哈迪不惜与被他亲手送进监狱的人合作，也不惜摧毁自己曾领导数十年的政党。“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句话在马哈迪身上得到了最极致的演绎。
家族利益的守护者
马哈迪的政治操作中，家族利益的维度不可忽视。他的儿女在政界和商界均占据要津，儿子慕克力曾担任吉打州务大臣，其他子女也在商业领域获得显著成功。虽马哈迪本人从未像纳吉那样面临直接的巨额贪腐指控，但其家族成员所享有的商业机会和政治资源，很难与其数十年的权力地位完全切割。马哈迪晚年再度出山，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动机便是为其儿子慕克力的政治前途铺路。当他与纳吉决裂时，道德义愤的修辞固然动人，但权力与家族利益的考量同样真实。
如何评判
马哈迪的遗产是分裂的。在国际上，他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敢于对西方说“不”的强人；在国内，他既是现代化的奠基者，也是政治腐败和制度退化的始作俑者之一。他让马来西亚在世界上有了存在感，也让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承受了难以修复的损伤。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没有马哈迪，马来西亚会更好还是更差？如果由一位更尊重法治和民主程序的领导人来推动经济发展，马来西亚是否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避免朋党资本主义的泛滥？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马哈迪选择的发展路径是高效的、威权的、以牺牲制度健全为代价的。他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经济转型，代价是民主制度的孱弱和政治文化的扭曲。
如今，百岁的马哈迪躺在病床上，他的时代正在远去。马来西亚的年轻一代成长于一个马哈迪不再是政治中心的时代，他们对这个老人的评价或许比亲历者更加冷静。历史的评判往往需要距离。马哈迪究竟是带领马来西亚走向现代化的英雄，还是为这个国家留下沉重遗产的枭雄？或许两者皆是。他的伟大与他的缺陷，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如他自己在卸任记者会上以反讽语气所说的那样：“我是世界上第一位身体还健康就主动下台的独裁国家领袖”。这句自嘲中，恰恰藏着理解马哈迪的钥匙：他知道自己站在民主与独裁的模糊地带，却从未为此感到真正的愧疚。
印度裔血统与马来沙文主义的悖论
马哈迪的血统问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他本人早已公开承认自己拥有印裔血统。在2011年
出版的回忆录《医生当家》中，他写道：“我承认，在我的血液内有着一些印度，或更准确来说是南亚血统，但我的祖先从印度大陆的何方过来，我就不知道了。”他后来在法庭上重申：“我不羞于承认自己有印度血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是马来人。”
然而，正是这位公开承认印裔血统的政治人物，恰恰是马来西亚马来沙文主义最持久、最系统的鼓吹者。这种悖论本身就值得深思。马哈迪从写作《马来人的困境》开始，就以马来民族守护者自居，数十年间反复以 “华人掌控国家财富”“马来人权利受到侵蚀”等论述煽动族群情绪。马华公会发言人曾直言，马哈迪“本身才是最极端的种族主义鼓吹者”，马来西亚至今种族间无法跨越的隔阂，马哈迪“背负的历史罪责是铁铮铮的事实”。这种对自身血统的淡化与对马来人身份的极力强化，恰恰说明他深谙身份政治的操作之道：血缘可以灵活处理，但选举市场的族群动员必须做到极致。
以贪腐为缰绳的权力控制术
马哈迪对下属的控制，建立在一种精密的利益与罪证双重绑定之上。在1987年巫统党争后，马哈迪为了巩固权力，不惜以金钱和权力拉拢对手阵营的领袖回巢，从此以金钱挂帅，怂恿贪腐恶习泛滥。他深知，一个官员一旦沾上贪腐，其政治生命便攥在了最高权力者的手中。
马哈迪曾公开承认，他明知一名党领袖拥有来历不明的财产，却没有让反贪污局去查个究竟。这种“知情不查”本身就是一种统治技术：罪证在手，忠诚便有保障。与此同时，马哈迪在巫统内部系统性地培养了一种“唯命是从”的政治文化，党职的争夺演变为金钱与利益的交换，分部领袖和巫统大会代表逐渐从教师群体转变为商人、承包商和公司董事。马哈迪自己在1984年就曾警告“有一天只有百万富翁才能领导巫统”，但他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扭转这一趋势，反而在实际上纵容并利用了这一趋势。
这种以罪证为缰绳的控制术，使得马哈迪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几乎无人清白，也无人敢挑战他的权威。要员们的贪腐丑闻—— 从土著金融丑闻到伦敦锡市场操纵损失逾十亿——虽然被曝光，却鲜有人真正受到追究。正如学者所观察到的，马哈迪时期的反贪记录呈现一种“积极而矛盾”的特征：制度形式上存在，执行上却有选择地失灵。那些在权力核心之外或被视为威胁的人，贪腐指控可以成为清除工具；而忠心于他、为他所用的下属，即使贪腐证据确凿，也往往能安然无恙。马哈迪以贪腐为缰绳，将整个统治集团牢牢捆绑在自己的权力战车上，这或许是他能够长期掌控马来西亚政坛最深层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