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兵的经历
作者：丹心
目录
一、 前言
二、 来自北加里曼丹丛林中的战鼓声
三、 上乌龙山
四、 在乌龙山的见识和磨炼
五、 长征上边区
六、 行军、扎营、睡觉都是大考验
七、 越过国界到印尼
八、 国内边区战友大会师
九、 欢迎大会和文娱晚会
十、 参加边区劳动生产
十一、 敌机来轰炸扫射 老新点
十二、秘密点背粮
十三、军事训练点
十四、边区的农耕和劳作
十五、炊事
十六、农耕生活
十七、边区的大森林
十八、马罗河和撑船
十九、心戚戚 情忧忧
二十、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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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1947年出生於砂拉越詩巫，剛好趕上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反帝、反殖和爭取獨立運動的大潮，在1961年參加學習小組，1963年加入砂拉越先進青年會，參加詩巫市學運，1967年下鄉到拉讓江广东芭農村工作。1968年頭，我離開阿婆（鄭賽雲）於加那逸比帶的後芭住點，轉去和阿祿（余清祿又名求實、羅丁）、小雷（李春宝）、小田（这时小李－李嘉恩已先上民族区了），在加那逸联合园小文（潘启坚）家后山能苟叔旁的胡椒园山顶隐藏点工作。
二、来自北加里曼丹丛林中的战鼓声
就在這時，收到了小王（王连贵)拿来的一本边区寄回來的特辑《来自北加里曼丹丛林中的战鼓声》，厚厚的特辑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我不只看了，而且小王（王连贵)还要我刻写蜡纸油印，我日夜都在与这本书接触。从书上看到边区部队的用水是用竹筒从山溪里引到住点的自来水，比我们要在夜晚时,从芦萁丛底下，爬着钻出到椒园，再到山脚下的水井里用塑胶桶装了，背着、拖着到山顶住点要强多了；看到了边区砍大稻芭、种大菜园、大练武，过大集体生活的报导；也看到战斗英雄杨晓冬（杨轩进）等的先进事迹……等等，我们看到了北加人民事业的发展方向。我要上边区去,要在边区练好本领再打回老家，解放全北加!终於在六月底领导上决定让我们上边区参军，并叫阿禄先去帮助做准备工作（后来才知道他是先到乌龙山跟伍乐（许保祥）等同志们一起搞运输，从江边背粮、及各种物资进乌龙山。）随后，我也在八月头离开联合园住点，踏上了奔赴边区的征程。
三、上乌龙山
在1968年8月的一个晚上，不知是由谁把我们一批整十个人用挂尾车（舷外摩多Out Boat）送到拉讓江上游Dap坡一个群众家的后芭。那是个种着胡椒的小山坡。记得是莫海云在那里接应我们，和他们见面是晚上，我看不清任何人，只觉得黑暗中人影晃动,人来人往，似乎有点热闹(因之前我们过的是“隐藏”的生活,接触的人极少)只听莫海云喊“毛主席万岁，万岁”的口号，喊得热忱激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小山坡处，我们还吃了点心。听泽珠说，在来的路上，她前面走的是尚武（莫荣光），他背后绑了个小油珍，珍里装着狗肉，走起路来“咯咯、咯咯”的珍声，怪趣味的，也许我们当晚还吃了狗肉吧。昏暗昏暗的，我谁也不会认识，谁也看不清，想找阿禄，也没看到。由於无知，也因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我头脑里的神经不懂得感应、运转。对就要开启的征途是什么个样子也无从想象、构思。算了，不会想就别想，静静的感受着在这昏暗中蕴育着的激动、奇特的景象吧。
泽珠说，天一暗我们就走，队伍怎么排，我的前面、后面是谁，我也不知道。说走，我跟上就是。我当时是背着一个“乌约”（伊班人日常背具），我听说有的人包袱是用手提的，那显然是不利于行走山路了。走到某个地方休息时，我才认出了东兵（余清寿，阿禄的弟弟）心里一阵子高兴，因为终于找到一个熟人。但他没什么反应，也没什么好说的。一路上,我又归于孤寂，到此时我也还不知道阿禄在何处。天不作美,下了雨，山路在大队人马走后很滑溜，增加了走山路的困难，但无论如何总得打起精神抬起脚，向前移动。忽然间，前面一阵骚动，前面传来说有火蚁，神经系统马上警觉，严阵以待，因很怕火蚁叮,那可是火辣辣的痛。前面的人“辟辟叭叭”的冲过去（那里是个稍微向上的山坡）,也不知火蚁是在何处,我前面的人一冲过去,我也胡乱的冲过去，也许是火蚁已四散爬动,也许是我避的不对地方，慌乱间只觉得脚上已被叮上一两口,神经马上传达来火辣，骚痒的痛。咬一咬牙,“唉哟唉哟”了数声，又继续紧迈着脚步跟上。如果跟不上，可就更倒霉了，四周一片黑漆漆,连个方向都没有，得做迷途羔羊呀。行行复行行，疲劳、困倦接着袭来，坚持，坚持,再坚持……。渐渐的天际传来微弱的白光，前面传来“天亮时，会到达目的地”的讯息，心里默默的叼念着“快到吧，快到吧！”。那是走在一条没什么水的小溪的时后，前面传来说“那就是点了”,这时天已经亮了，抬起头向上望,一座大朗高屹立在山坡上。心里嘀咕着,这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呢?是不是边区呢?又传来说,那是“乌龙”山(据说此处曾摆了很多“乌龙”所以叫乌龙山)。后来,由於是我们上边区的会聚点和出发点而又改名为红旗山。心里想着，管他是什么山，到了就好！
四、在乌龙山的见识和磨炼
我们到时，这里已建有两座大“朗高”（伊邦语茅屋Langkau），所以说是大“朗高”，因为它和我们在农村后芭隐藏的“朗高”比，是大得多了。我们是被安排在一间比较靠里边的大“朗高”，那“朗高”显然是为了安置我们这批刚到的人员，是刚建成的。“朗高”是用藤扎成的。由于地势关系,“朗高”建得老高的，我得好吃力才爬得上,所以上下很不方便。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朗高”的铺面是用小树扎成的，那些小树大大小小，弯弯曲曲,极为不平，对我们背部的骨骼和肌肤带来了考验。要休息时，东摸摸,西摸摸,没个适当处可铺平身躯。太困了，管不了那么多,挨痛睡觉也得去找周公。
我们这一批到之前，老余他们已在一个月之前先到这乌龙山来运粮了，所以我们粮食不成问题。但是，仅仅在这开头的第一站,我们就开始尝到‘吃’的苦头了。在我的印象中，那些饭不好吃，粥不像粥，饭不像饭，有时是夹生饭，并没有什么菜，只有黄瓜和酸茄（伊班茄）,还是水煮的,没什么油，斋得很。吃了有两星期吧，肚子很快饿，嘴巴又很酸涩。我活了十几二十岁,还未曾面对吃方面的考验,我虽然不愿意,但却必须面对,因要当兵呀！
我们到达后，三明（吴松美）他们又陆陆续续的到了。在乌龙山,我们不会做什么事，就是煮饭也不会，你看那几个“广东妹”像红霞、海燕、志战等都在那帮忙煮饭，但煮的饭却难咽的很。我们则在缝军衣的钮扣和吊带，缝吊带时是用钻针钻，牛筋线缝，手指头可吃力了。除外，就是轮流站岗。当时有几个女的在“车”军备，是在另一个点车（那是在乌扎（林其清）的点，相信还有思英和小李都在那）。据他们说,赶军备是硬活儿，他们赶到手经常被车针插到，听老洪表扬她们，我心里油然敬佩，因我什么也不会呀。又听说思英(蔡美英)还会文娱，会跳《纺棉花》“太阳出来磨盘大……纺呀纺呀…”这个讯息我最专注听，也最有反应了，因我太爱文娱了，只可惜没机会见面，我只把这一情节长长久久的藏在心里。
我到乌龙山之前，老洪和铁军他们都已先到。不知是到后的第几个晚上，我们就聚集开会，那时才知道，原来老洪是我们拉浪江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而铁军则是民族工作主要干部之一，而某人、某某又是什么，什么的。在会上我们也都取了新的别名，很多朋友们的名字都很有激励性，你看有学群（洪楚廷)、铁军(邱亚陶)、必公（江先发）、坚持（杨如川）、志钢(刘华邦）、向阳（姚银花）、海峰（莫火仙）……等,我就取了丹心,因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我，不易心红,故激励之。印象中，那以后晚上就有了开会和学习的活动，我过去的小组学习，组员最多只有3个,少的时后只有2个人,现在这大组的活动,使我大开眼界。他们一般比我大，我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其中还有曙光(张和鸿)、东兵（余清寿）、雪梅（江金带）、求实和我同岁。我沉浸在集体的紧张而有秩序生活里,努力认识新的事物，吸收新的知识，当然也顾虑着，自己的水准跟不上集体的要求。其实,对我来说,我是面对着空前的考验，一切的生活起居都面对着新的冲击，不进则退,我兢兢业业，虽然心里有苦恼，身受磨炼，但新的事物，集体的力量也激励着我，使我使劲的顶着。
我们在“乌龙山”聚集，是要上边区的，因此得等边区的战友来接应我们，带我们上边区。
1968年8月17日下午，杨会强（温贤定-老温）中队长等边区老战士到来了。据老温说，他们是先到乌扎（林其清）的点，然后由乌扎带着来。来的人员是一个加强小队，共18位。指挥人员是叶子华（江先枋）副支队长和杨会强（温贤定）中队长。
我是个傻丫头，知道有人会到，但却也不知道兴奋、高兴,只是莫明的好奇，只记得当时有个简单的欢迎仪式，由杨中队长喊口令“立正”。不知是我太笨还是他喊得快或是喊得威，其实我都没听清楚他在喊什么，只见一排队伍瞬时间挺挺直立，要多威武有多威武。我於1963－1965年头，参加诗巫市区学运积极准备武装斗争。那时，在朋友家里参加军训时，丁焕清队长喊立正，我胸那么一挺，脚那么一拉直，以为那已是多么“飒爽英姿”，现在才知道那算什么，那是上幼儿园班。你看，人家才是英挺威武，才是军人。过去,我在诗巫市区店屋《诗华日报》旁,楼上房间里,因为怕声音太大，而在有床褥的床铺上军训时，老想，我们这些娃娃兵能行吗？在思想报告里还质疑过，现在看到这种场面,总算对我的质疑有了初步的解答。老温说，这18个人员都是精挑的，多数都是队长级人员。我对这些战友是又敬又羡，再把自己的老余和他们一比，就显得太多的儒雅和斯文了。其实，要成为一个兵，那还得经过多少的磨炼呀!
边区来的队伍拿的枪有Tomsen两把，由老叶和老温拿MK中型机关枪一把，由敢明扛；小队长和队员多是拿sten（手提轻机枪）和来福枪，他们还带来手榴弹。营地里，男战友们眼睛都盯在枪支上转，三明（吴松美）说：我也不知怎么才能形容当时的心情。总之，好象他们（指边区来的老战友们）是天兵天将似的。他甚至把老战友们吊带上的东西都当成武器,看见他们吊着的水壶圆圆的，以为那是手榴弹，“哗，手榴弹那么大么?”他心里揣摩着。总之，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是历史性的场景，给我们烙下不能磨灭的记忆。
从老温（杨会强中队长）的到来，至到离开，在乌龙山停留有三天左右，他们忙着帮忙我们整理军备。战友们辛辛苦苦车了军备，但并不合格，（据说那还是1968年头，俊杰他们到边区看后回来指示做的）。老温说,枪怎能是放在一个袋里装着？吊带怎么做到像是一串粽子似的用手提，子弹、刀等根本没装上吊带。泽珠说，那背包好象一块豆腐似的四四方方，吊在腰背以上，不能背。老温只得下令改，边区来的小队长们，发挥了最实际的作用，在他们的指导下，帮忙下，在我们自己齐心动手下，三天内终於基本上使这些家伙们能扛上、吊上、背上。我们国内的朋友也都配上自制的北加莱福枪，也就是后来为纪念铁军於69年1月8日壮烈牺牲，而正式命名的“铁军一八”。我这小妮子，脑袋不灵光，不会懂得把军用枪和我们的北加莱福来个“威力”和杀伤力的比较，只是觉得，人家军用枪，那模样儿比我们自制的威多了。又想，战友们能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把北加莱福枪造出来，那也很“神”呀，也确实不简单，因一切都在摸索中。这期间还有件“糗”事：忘记了是那位国内的战友,因好奇，更因没有军事经验，竟玩起机关枪，岂知枪里有子弹，扣板机那么一扣，砰一声巨响，吓呆了周围的人，还好，子弹射击的方向并没有人，要不，又是恨事一桩呀。
要出发上边区了,留下的朋友,为即将远征的人们开了欢送会。一两星期的斋戒在这一天开了斋，杀了条猪，煮了比较丰盛的菜色，有很多当地的群众也来和我们聚餐。当地伊班群众都很热情地一直唱着“班顿”（伊班人的传统歌曲）似是唱不完的。当天，为了对边区战友的敬意，要为他们的指挥人员献上毛主席的像章。领导上指定由我为他们捌上。那时的我，当然也为沾上他们的光而喜孜孜的。
五、长征上边区
告别了“红旗山”，队伍整装出发，56个人的队伍，排成线形走在森林里，那是前面看不到后面，后面看不到前面。我们国内的战友被编成了三个队，由华联、纪平、少华（刘小雄）分担队长，我那小队好像是由少华担任队长，老洪、泽珠都在我一队，学习由老洪负责。
走时,群众还送我们一段路,泽珠说是送到一个有很多“葵扇叶”的地方，群众们还砍了很多“葵扇叶”回去。同时也把我们背不走的物件背回红旗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国内战友没有行军、负重走山路的经验，对自己负重量不能适当估计，有的因负太重而影响行军速度，所以超重的物件需得留下。记得当时我们印了很多的手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也背了一些去。咱家老余，执着要多背这些书，但太重，后来不知由那个负责人硬是给腾出来。
在“乌龙山”时，队伍里有的人因不适应新的环境而生病。当时生病的有坚强（张孔和）、洁心（郑珠英）、方明（沈泽珠)说，她因去冲凉而“感到”，加拿逸广东芭的民间医师（阿强的父亲梁炳炎）还进来为她拔沙等的。病情还未好，后来她勉强跟上，但食不知味，体力空乏，吃了不少苦头，坚强和洁心留下，跟第二批的朋友们稍慢些天一起上边区。按计划，原本第三省首批40人上边区，因暂时留下2位，38位照计划上边区，加上叶副支队长和杨中队长的18人加强小队，所以全部56人一起向马罗河边区前进。
老温说，我们开头是向Dap河尾前进，那葵扇叶很多的地方，就是Dap河尾。我们离开红旗山后，第二天，第一次搭群众的船过了牛麻河后，上山就沿着牛麻河和Katibas的分水岭一直走，没有再下河，这分水岭是加那逸Kanowit县和Katibas县的县介，两边的兵和群众的活动地盘，多止于县介。所以这条分水岭能让我们避过兵和群众的耳目，隐蔽的向前行进。我们上边区全程分成七段，三几天的行程设一个站。为了粮食的补给，所以做为指挥员的老温说,他严格的督促我们的行程，一定要在预定的期限内到粮点，否则，我们就得挨饿。有时，他看我们已走得很累，脚又很痛，不想走。但他还是坚持和鼓励我们一定要走到目的地，因不到目的地，就拿不到粮食，就得挨饿。老温说，还好当时我们的思想还红，再加上老洪在思想工作上的有力协助，总算一路顺风。
行程大约10天后，晚上我们来到古召长屋，这里是Katibas河支流Chemanon河边。白天河上船多，河边群众活动频繁，因此我们利用晚上时间过Katibas河。我们向群众借了两条船，在他们帮助下，一起划向对岸。因人多踩踩踏踏，痕迹很大，我们一离开长屋，群众马上泼水灭迹。晚上，林里一片漆黑，路又是新开的，竟一时找不到路的去向，还好老战士益利很会认路，在他带领下，找到上山的路，走了一段路，我们就扎营。过了Katibas河，路线是沿着Katibas两支流之间的垄走了四五天的时间，就到了砂印边界的Condong山附近。过了边界一直下，就到了印尼的Piyang河，那天晚上就在Piyang河过夜。这十几天的路可不好走呀!农村的姑娘朋友们，我不知她们困难大否？我和泽珠这样的女性，因生活在城市，又是学生出身，实在不懂得走山路，泽珠又是生病在身,考验就更大。我是一路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走在这段路程中，也不知在心里喊了多少遍毛主席的语录。
六、行军、扎营、睡觉都是大考验
走山路是要有方法的，我们对森林太无知了，当然要吃尽苦头。我们本来有穿鞋的,但那双透风的树胶鞋，并不适合走山路，很快就得脱掉,背起来。赤脚走路很考人，印象中，我在第一回合就给考倒。那就是我并不会探查地上有否藤刺，总是漫不经心，跌跌撞撞的走。不是给藤绊着脚，就是给藤刺刺到脚，要不就是被树上攀沿下来的，或旁边伸展出来的藤刺缠拉，我们是穿着长袖衣的。但被它一拉，刺钩照样深钩肌肤，一排刺刺破的肌肤，流出一排排的血，有时还要摆弄了很久才能把那钩刺给弄开。脚底的刺就更不用说了，最初一天还不怎么样,第二天，第三天贯脓了，就痛起来了，那真是好痛。在沿河走时,贯脓处在河里石上磨蹭到，更是钻心痛。我是觉得很苦，也觉得吃不大消,只是没办法，得忍着走呀走的。休息下来，我坐在河中大石上，把脚底翻上来,爱怜的观察着痛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也看不懂。老叶（江先枋)走到我跟前坐下来,小心翼翼的，帮我把刺挑开,把脓挤掉。我一路憋着的泪水，这时流下来了，是感激，也是释放胸中的苦情，这一幕已成我生命中的永恒。另外，我还得一直提个心眼，检查是否被山蛭给勾搭上了，那吸血鬼，真是可恶的家伙，我们分了很多精神去应付走路背重，往往腾不出精力去应对它，因而我们不断从裤脚处（我们的裤脚是用塑胶带绑住)找到像滚球般吸饱了血的山蛭。无辜失血的我，一见它真是要将之千刀万剁，方消心头恨。
老温刚到“乌龙山”时，跟我们说：由于都是在山垄顶上行军，且气温冷，他们几天都没有冲凉。我听了很惊奇。现在，我们却在实践着这种惊奇，行军一套衣，晚上睡觉一套衣，每天早上,换下睡衣要穿上那套行军衣时，都得一阵的犹豫迟疑，那衣是又臭又酸又冰冷，“不管那么多了，硬着头皮，胡乱的把它穿上就是。”年青的我，原本是爱说爱笑爱闹的，可这一路上总是挺着个苦瓜脸。每到休息时，老温总是在行军队伍前，站在一处检查我们的行军状况,不时的说说路程的情况，说些故事，但总不忘开开我的玩笑，我呀不得不绽开个苦苦的笑脸。我记得有的地方，我们是在很河尾的小溪边的附近扎营。就在小溪里冲个凉，洗了衣烘干。有次，还把大嫂给我的手表给弄丢了，心痛了好久，好久。
我们扎营时煮饭的水，大都用山猪湖水(山猪群滚扒过的凹处积了的天水)，那当然是很脏了，那里，眼睛看到的是泥浆，蝌蚪和孑孓,看不到的就不知有多少的微生物和细菌了。但没水不能生存，有水比没水好，吃不死就好，於是饭照吃，水煮了照喝。走不惯山路的人是很会喝水的，水还得节制地喝。
我们装水是用胶帆布（后来做背包用的）内套塑料袋，有的是把袋口束紧，放在“拉笼”里背，有的老兵厉害，托在肩上扛。如果是山猪湖水还简单，有时要下好远的小溪去拿水,那就吃力了。拿到炊事处,用四条木棍插在地面上，把袋口的帆布倒翻扣在棍上，站立着。当时，我们根本不会煮饭，都是老兵们煮，我们自顾不暇，根本帮不上忙。当时扎营并不像后期是睡在吊床上的，而是铺睡在地面上，先把地面的树枝杂物弄开，再砍了些树叶铺在地面上,一方面会比较清洁平坦，另一方面没那么潮湿,然后铺上胶布，至於地面上的树根，就得靠各自灵活处理，找个好睡处了。上面是用塑胶布盖着，先在地面（一般是弄长方形）插上两支树棍，在两条棍上绑一条长棍，胶布的中段就顶在横棍上,然后把胶布的四个角上绑着的绳子绑在树根上或插上的短棍。如果没下雨还好，一下雨就不能睡，因地面积水，胶布很容易被树枝插破，水就从破洞处往上溢，只得坐着，靠着或怎么的就睡了。其实是顶难睡的,可是太困了，肢体眼皮不听使唤，闭上眼睛还是睡了。晚上如果没有睡，白天那能行军呀。怎么样，都得争取休息好，准备隔天的艰苦行军。
七、越过国界到印尼
边界的高山，有几千尺高,足足一天才上到山顶。铁军(邱亚陶)在砂印边界分水岭上休息时，用纸袋包起一把亲爱祖国的泥土，有几个朋友（包括阿禄）也装了一把砂拉越的泥土放进背包。啊!亲爱的祖国，我们这一离开您，不知要那年那月才能回到您身边，为了祖国幸福的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您呀，到远方!
越过边界进入印尼，一直下山，直到Piyang河（第7站）。当晚我们就在Piyang河尾扎营过夜。此后我们的活动就没有那么受限制了。因为那已经到了印尼马罗河大支流河尾无人烟地段，我们可以放声讲话，放声唱歌，老温派了三个头等猎手：光明、伟雄、南章，走在我们前头先打猎去了。第二天中午接近第6站，前面尖兵传来说三位神枪手已经打到猎物，我们可以开斋了。我们到6站时，看到一大锅的肉，那肉带黄色,汤也带黄色。他们并不告知我们那是什么肉，等我们大家都吃后，才告知说是“山人”肉（人猿）。也许有人会怕吧，但我并不怕，有食物，尤其有肉类，都是美食,我都吃得津津有味，最怕没得好吃。海燕（江先妹)本来不吃肉，因她皮肤会敏感，这时也吃了，不会怕了。
再走了一天，到了第5站（Tekalang河），老温要我们休息下来，清洗被单衣服等，洗了就在河滩上晒，河滩也的确好大，而且阳光会晒得到，我们还痛痛快快的在河里泡水游泳,一洗这一路来的疲劳和肮脏。乌榜（Ubong Ak Nuing)和曾忠(曾记明)还去打猎。他们俩虽是有打到山猪，可是在回来的路上却被大水冲走了,因曾忠说不用背，放在水面上拖，可是一出大河，遇到瀑布却被冲走了,老乌榜悻悻然的很不甘心。李风 (Imbat Ak Akam) 去钓‘白灵’，钓不上，呱呱叫，后来钓到一条‘马王’，晚上用它做钓饵去钓白灵，终于如愿以偿钓到一条大‘白灵’给大家改善伙食。
本来我们在第5站休息是要等营地的船来载的，但因人多,船不够，改为走山路。在路上还过一晚。老同志在扎营后打到山猪，这只山猪很肥。必公因已饿了21天，当天吃了太多肥肉而泻肚，因斋太久了，又吃得太油了(他喜欢猪油，吃多了就会泻肚)。从第5站切到营地对面的这段路，因是河边，路途上下上下的怪难走的，我一路在心里嘀咕着，“不是说很快就到了吗？为什么还总是走不到呢？”人又累，脚又痛，真是把不得马上就到营地。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才到了营地对面。休息了15分钟，整装，联络后，营地派两条船来接我们过河，到营地。
八、国内边区战友大会师
“走，我们动身上营地去，营地的朋友们，盛情迎接，已准备就绪”,“听说还有鸣枪呀！”到底有多隆重？大伙都已心情激荡，急着要去揭晓。 我们终於来到马罗河边大营地的山脚下。
“波涛涛滚滚、浪涛涛,马罗河边，武装红旗迎风飘，伟大的革命组织领导队伍,披荆斩棘，顽强奋斗，建立了人民的武装，……”这首歌就是当时的一番景象。
“排队、整装！”然后，我们长长的队伍沿河边土梯拾级而上,要是从河边算起，也许有两百级吧。突然间传来砰砰的21响枪声，那是代替着21响礼炮声，向国内新同志与边区老战士大会师表达的崇高敬礼！激荡的心情，随着拾级而上的脚步转化为肃然起敬，进门处，高高大大的牌楼竖立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由营地同志们围成的很大很大的圆圈。啊！是由田石明主任(黄纪作）、贝坤副政委（贝文对）、罗平支队长（沈智威）等约有两百多位我们日夜思念中的边区战友在热情的迎接我们，我们逐一的和他们热烈握手。还有舞狮、打鼓敲锣的，砰砰嘭嘭热闹得很，这段时间来多少的思念、多少的期盼，都在这一握中如愿了。
第三省国内新同志和马罗河边区老同志的胜利会师，是空前的盛事，那说明我们的革命道路，已开启了新的航程。这个会师的大营地，此后被大家叫做“老新点”（老同志、新同志的会师点）。部队的同志们为了我们的到来，半年多来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饮食上，几个月来，他们上山打猎，下河捕鱼，囤积了大量的鱼猎;还有许多“Gorong”桶的猪油,而这之前的“110亩稻芭”大丰收，可供部队吃3年，为我们囤积了一定的米粮、木薯、蕃薯、瓜类、豆类等。这使得我们会师之后一、两年的边区生活有了基本的保证。
居住方面,他们为我们兴建了好几间的大“pos”,那“pos”就是一间间简单的大“朗高”,一个人一个睡位，我们就并排而睡,背包放在头上位。这“朗高”比“乌龙山”的朗高好睡多了,因为是用树皮铺面，不像小树铺的，睡了背很痛，而且铺面上还再铺上部队同志为我们编织的草席，真是感激部队老同志们的照顾。
在总部每天早上6点天还蒙蒙亮，大操场上的哨音就把两百多位的新老战士集合在一起。“整队”、“稍息”之后，就是总部主任和支队长讲话和分配任务。最后，就由新闻处负责人新华高声朗读当天的重要国内外新闻简报。
九、欢迎大会和文娱晚会
1968年9月21日，大约是第一批38人到达后一个星期左右（是在第二批到达之前)，这个大营地的部队同志还为我们召开了一次欢迎大会和连续三个晚上节目丰富的联欢晚会。为了这欢迎会和联欢晚会他们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单说三个晚上的文娱联欢会，大家可以想象要有多少的人力、物力、时间、精力才能搭配而成。绝大部分的节目，在当时我们看来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时候的同志们正值英年时期，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男的俊朗虎彪，女的花苞绽放，英姿飒爽,又是在大部队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在大家庭的互相帮助、学习下，其所迸发出来的气氛，就是朝气、英挺，灿烂多姿、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记得，当时演出的有小兰（林玉兰）的韩英；晓阳（房月梅）、林辉（黄赛莺）演的《渔光曲》;有林辉和李洪彬的对口词;有德兴(吴华松)唱的“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鲁恩词曲的《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妙枝词的《红日东升》；有一支很美的舞《万岁万岁毛主席》（何瑞英指导的）：有客家山歌，有顺口溜,有乐器演奏，有……太多了，使得我这个爱好文娱的小青年，体内的演艺细胞大幅度的增长着，整颗心，开放着文娱的花朵。我们部队的文娱战线真是人才济济，一青（何瑞英）更是这次演出的主要指导人员之一，也从那时起，她成了我心目中几十年的文娱老师和榜样。
在欢迎国内同志到达的大会上，田主任（黄纪作）做了重要讲话，宣布重要决定，要建立鲁让（鲁巴河至拉让江）革命根据地；宣布北加人民军的职务，田石明是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贝坤是副政委，洪学群是副主任，人民军总部和第三支队指挥部里先后有三位女性，一位是一青（何瑞英），她是见习指导员；另一位是林辉（黄赛英），她是总部职员兼研究员；还有一位是黄珍娜(赖福枝)於受委为北盟第二特别边区委员会书记处及北加人民军总部职员。成立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第三支队的支队长是罗平，副支队长是叶子华，沈新民（沈耀彬）是指导员；成立拉让江中游武工队，19/04/69武工队长杨会强（温贤定），宣委邱亚陶（铁军）。下午是讲话，黄纪作精彩地讲述了人民军成立的经过。
在会上，国内去的领导和多位朋友也上台讲了话，总之，这是国内和边区同志，第一次大集体结合的会，能参与这样的盛会是非常难得的，是很值得庆幸的。楚廷、泽珠、必公、三民……等都讲了话。本来，负责同志也有叫我上台谈感想，可惜我当时胆小，不敢上台，失去了千载难逢的一次锻炼机会。这样的一次大会，脑子灵光的人，集思广益,会开拓出种种思路来，可是傻丫头的我，还是浑浑噩噩的不知想些什么？总是觉得，太多的人要认，太多的事要懂，太多的工作要学，太多的新鲜事要听要看，整个脑子充满了新鲜事，只能装，不会消化。但无论如何，国内和边区这两股力量的交汇是我军历史上的大盛事，能参与其盛，实是幸什、幸什！
欢迎会的当晚是大聚餐，在营地的广场上，搭起了用木板块铺成的长桌，有好几排吧。桌子上的佳肴虽然粗陋，可都是山珍海味，再加上稻芭里和菜园里的瓜果豆类等，洋洋洒洒铺满桌面，各菜色还有名堂，我不记得了,记得有一道菜叫做“海底捞珠”，名堂怪动听的，可我一见就伸舌，因那是大块肥猪肉炖成的，我怕肥猪肉，不敢恭维。在路上饿斋良久，可得饱饱的吃上一餐，记得有一个负责人说道,要吃，就得吃饱饱，才有饱的印象，要不总觉得肚子是饿的。
大营地里有总部、指挥部、总务处、新闻处、卫生处、炊事班。当时第二支队也在大营地整训，他们住了一间很大很大的两层楼的大“朗高”。刚到的人，不熟悉，晚上还会走迷路的，怎么说呢？因我们晚餐拿木薯饭食时，天色已暗，我们得用一块长形树皮，拿块打马土点着放在树皮的前端照明，我的鞋又已坏了，得了部队老同志送给的木屐来穿，用木屐走夜路可不容易。要到厨房拿食物又是有一段距离，那木薯是用木制的桶装，是有一定的重量的，所以，拿饭食，就得面对诸般的考验，会迷路并不奇怪，我自己就曾经迷路过。
这么多部门，跟我是没有多大的关系，最密切关系的是卫生处和炊事班，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皮肤一时不好，在路上又吃了些卤的肉和咸鱼之类的东西，脚上割伤处又多，以致脚腿皮肤发毒糜烂。到部队时，益发严重，涂什么药都不好，最后只得到卫生所去打了三次消炎针才好。同志们刚到部队，环境的改变，伙食的变异，难免有许多病痛和不适，所以光临卫生所是在所难免。炊事班是因为我们三餐要拿饭菜，所以关系密切，至于我还有另一重原因，我的阿禄是被分配在炊事班里当伙头军,我有机会就希望去看他一两眼。我很想知道，这个从来只会吃饭，不会煮饭的人，是怎么当伙头军的,一看之下，才知道原来是那么一回事，只见他头上缠着汗巾，赤膊着上身，手上撑摇着一个大“摇摆”（木桨），在大灶上的Gorong桶（汽油桶）内搅粥，满身大汗淋漓的“好不威风”！
十、参加边区劳动生产
安下身后，我们这一大群人就得干活了，要不岂不坐吃山空，我们女同志在短时间里没什么大事干，就跟着同志们编织草席。编织草席其实也蛮花工的，必须先去砍“拿刀”叶，砍到后必须把两边的利刺和中间的支干用牛筋线拉掉，剩下纯软质的叶片,在阳光下暴晒后，还要在圆柱上拉软叶片，然后才能编织。我们也学编器具，器具一般用藤，用藤就得学削藤，削藤可考人了,要把一条长藤剖成适用的宽度，然后把不要的部分削掉，如果是蚂蚁藤，还要刮去表面的硬质，看似简单，要削成一条完整的藤不易。初学者要糟蹋掉很多藤才能削点东西出来，而且削成的藤质地不平均,不光滑，制成的藤器就粗劣了。
到边区不久，我曾有过一次的组织生活。有一天，泽珠通知我到营地的某一僻静处开组会，那是“O”的组织生活，组长是她，组员有我、珍娜（赖福枝）和另一位女同志王利英（东华妻）。但仅此开过一次会，后来就不了了之，可见当时由于马印夹击,队伍过早的被迫分散，打乱了我军的组织生活。自此之后，我们在边区的两年生活，一直都处在无“O”组织生活状态，一直都是军事工作决定一切。
十一、敌机来轰炸扫射老新点
第一批同志到达边区的三个星期后，第二批同志才到。就在第二批同志到达的十月一日中午，印尼的飞机来我们边区基地扫射轰炸。为了搞战备粮，在我们国内同志到之前，边区同志又砍了一块稻芭,而那天正是我们国内同志第一次参加收拾芭场工作，从营地到稻芭是有一段距离的，要走十几二十分钟。第一次走在去稻芭的道路上不无新鲜感，其间我们还经过菜园，园地里除了菜还看见种有草药、姜之类的。我历来喜欢园地，一路走，一路尝心悦目，虽然又要再光着脚丫走路，却也不是太在意。这其间还要经过些小沟，是用一条木桐横过的,我们国内的很多新同志不敢过，只好走下沟底，再上路。我却是一溜烟的，糊里糊涂的三步两步的跑过去。到了稻芭，我们一边收拾芭,一边种木薯（插木薯棍），要把头的一向插进泥土,不可用尾的一端插向泥土，这是老同志的教诲。因种错了，长的薯吃了可会毒人的。温贤定是带领我们去的负责人，是他教我们怎么做的，有他在，我蛮高兴的，因他会叮咛很多事，又会跟我开玩笑。
大约是午后吧,当我们还在一边种木薯，一边看风景时,有人说:“有飞机，有飞机”。有飞机那并没有什么希奇呀，我们国内听飞机声听惯了！所以很平常。飞机（直升机）先在我们基地上空盘旋后又飞走了，应该说那是先来侦察吧。有人喊（多半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同志）飞机再倒回就会下蛋了，果真，飞机又倒回来了，我们这些新同志，神都还没有回过来，敌机已经俯冲着扫射，两架交叉扫射，“Pa、Pa、Pa、Pa…”的机枪声,“Kin、Kin、Kian、Kian……”的子弹打到树顶，弹壳跌下来的声音交织着。老温即时指挥，“躲树头”，找隐蔽物。满稻芭都是树头，同志们赶紧找树头躲，必须要躲在与敌机相反的方面。老温和老同志们都很镇定，带我们去的多是队长级的，他们并不躲树头，而是抬头观望情势，掌握敌情。敌机扫射一阵后，飞走了。老温叫我们马上撤回营地。同志们急急忙忙的连走带跑的撤回营地，这时走独木桥时，好些人并不慢了，而是飞过去了，就在我们撤时，敌机又来了,我们就躲在稻芭边的沟里和树头边。
我们撤回营地时，敌机并未停止轰炸和扫射，敌机应该也会知道我们的营地具体点，因此，就在我们营地的上空又扫射起来，在营地的邻近轰炸。听人说，菜园也炸了一个大洞,“呜、呜、呜…”敌机声阵阵，指挥员指挥我们找地方躲，子弹又是一阵哔哔叭叭地扫下来。当时瑞英也在场，她可比我镇定，她说：子弹打到那里，那里的树叶飞起，泥土飞溅。可是，我个傻丫头，什么也看不到，实际上，我也不知子弹是从那一个方向飞过来的。
敌机的来袭，加快了大部队的分散，很快的第一、二支队返回到他们的岗位去了。我们国内去的同志，有一部分也被分配跟随田主任他们去第二支队。他们当中有炼红（林学义）、曙光（张和鸿）、敢斗（卓天佑）、海燕（江先妹）、贯长虹（张良钦）、彤光(张公泰）、洪明（王福隆）、海星、海松（黄永华）、东兵（余清寿），都是精挑的蹦蹦跳跳的年轻小伙子,不过后来很快大都牺牲了，仅留下四位（彤光、曙光、海星、海松）而已，真是令人心痛啊！
接着老洪也带着部分第三省刚来边区的同志重回第三省，其中第二批进边区的同志只是刚到部队就得倒回三省，可以说对边区还摸不清是个啥样子的就走了。
十二、秘密点背粮
紧接着我跟方明（沈泽珠）、学武（陈文诗）、郭锋（郭炳河）等十几二十位同志就去秘密点背粮、囤粮。我们分成两组，先由河边的一组，把船上的粮背到半路，再由河尾的一组同志运去秘密点，那时是从小河口向河尾运。我们一组是由河口运，所以路途并不远，而河尾那一段地势高，河床也难走。所以我们一组多是女的或弱的。当时我们为鼓动大家的激情，还展开竞赛，看谁拿到流动红旗，结果是由河尾的那一组拿到红旗。
负责我们这组运粮的是叶子华，卫生员是秋华(蔡四妹),我第一次和老叶生活在一起，我就睡在秋华旁边。当时的老叶和秋华并没有参加我们背粮。秋华只负责卫生工作，她当时比较忙，因为有部分同志由于刚到边区过这种深山老林的生活，不适应。因此，好些同志患上一种毛病,眼睛朦得严重,可见度很差;有的女同志因环境不适应,竟然停止月事。所以秋华每天都得替同志们针灸治病。后来,相信是持续的针灸和生活的逐步适应，因此一段时间后，生病同志们的身体先后都恢复了功能。
这山沟里住人，是又冷又湿，我们的“朗高”就建在小溪边，那真的仅是咫尺之远。我们要刷牙漱口的，只要一下了“朗高”，走几步就可在溪上享用清清澈澈的溪水。但抬头往上望，天空却太小了，因都被高山大树挡住了,衣服只得靠烘干。闲着时，我总喜欢溜到马罗河边，因溪边的住点到马罗河边并不远。在河边有时我看书，有时我钓小鱼，有时我闭上眼休息（因河边有大石平台可供卧躺）。我喜爱大自然，我享受大自然,但是最最恼人的是小小的“不子”（福州话，一种很小的蚊子，叮人蛮痛痒的）一群群的，身体的每一处露出的部位，它都要侵袭，尤其是眼脸的部位，它更是喜欢骚扰了。往往就因这，弄得我扫兴而回。
我们生活在那很远很远的马罗河上游无人烟地带，这里没有车声,没有船声，也没有人的喧闹声。静，就是静，静得人心平气和,静得人悠悠然、自怡自得。去了人世间的吵闹声，剩下来的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了，风声、水声、虫声、鸟声、猴叫声。我看着河边那些并不整齐的大树,它们把自己的根盘扎在任何能扎住的大石间，和石缝里的泥土上，歪歪斜斜，枝桠横生，攀满了寄生植物,但却是那么顽强的活着，天天俯视着马罗河的河浅河涨，河清河浊，记数着岁月的流失。
十三、军事训练点
过后，我们这些人员都集中到叶支队长的点（后来叫老叶点）接受军事训练。这时除了我们背粮的同志外，还有执行其他任务的国内第三省来的同志也都参加。当时队长级或以上的人员，如必公、坚持（杨如川）、求实、学武(陈文诗)、火苗(詹木禹）、一青、方明等都还在,训练我们的人员有华联（蔡安明）、景明（赖锦兴）、新华（温振南）等，他们都是老连队的人员，有他们的军事水准。我记得我们前后是训练了整星期。算是严格吧，我们这些未拿过枪，未受过正规军训的女同志,经此严格训练过后，真是周身的痛楚。只是，军训就是军训，得严格执行，得坚决服从，训练员时时不忘交待，子弹是不认人的，是无情的，要避过子弹，军事技术就得过硬。
训练的内容都是最基本的军事技术内容,从整队、操步、持枪、射击、伏倒、滚爬、拼刺刀、爬行、过铁丝网、侦察、行军、夜行军、埋伏、摸营、拆枪、装枪、丢手榴弹等等。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接受正式的军训，也是仅有的一次最正规的军训,后来虽也有几次的军训，但却简单得多了。我并不勇敢，也怕苦，但我却喜欢军训，因我寄望着，从军训中把自己锻炼得勇敢点，吃苦点，有军人气质点。所以任何一次的军训，我都要求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参加，尤其是这第一次，我自认为是很认真的参加，常说是艺高胆大,我常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当时指挥部也在这个点，所以罗平、老叶以及卫生部的秀琴（张淑瑛）和秋华都在。受训人员分住3个长POS。我们女同志归一个POS，一大队人员住在一起过军事生活蛮有意思的。每天天刚朦朦亮我们就唱《东方红》、《国际歌》，接着就以最快速度进行着晨早的生活细节,赶着上操场。军训期间，任何时候,枪支和吊带都得管住它，因不论白天、黑夜都会有紧急集合的可能。哨子一响，晚上摸黑都得整装到操场整队，是军人就有别于常人的生活秩序。
在这个点，我们女同志还接受过三天的卫生训练，我们学包扎、学针灸、学最基本的战地急救、草药知识等。我学针灸是从这次开始的，训练我们的理所当然是秀琴和秋华了。
在这个点老同志还准备打飞机。那天敌机又来骚扰，老同志们边骂边架起中型机枪要打，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打不成。
军训过后我们举行了联欢会，联欢会聚餐时边区女同志们的巧手做了很多的糕点，老同志也有捕捉到好些鱼猎，这是上边区后，我第一次尝到吃得太饱的难受，那就是站也不适，坐也不适，躺也不适，我相信还有其他人跟我一样吃得过饱。
联欢会上我们有简单的文娱演出，我的《小放牛》，就是这时由瑞英教的。三十几年后，我又把它教给了她的徒孙俞虹。
我记得出版处和总务处也都在这个点。军训过后，一部分同志还在这个点住。出版处正副是新华、妙枝，泽珠负责抄写。出版处妙枝也曾叫我短暂帮忙抄写。泽珠回忆说，当时她和新华、妙枝搞的《新闻简报》，她负责把收音机的新闻录出来，但是只出了一两期，因为电土用完了，没法继续搞。泽珠说，当时出版的内容还有反映边区部队生活，也有写新同志对吃的思想斗争。边区的同志，很多会写诗歌，对口词，快板等，我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学写，有几篇还登在《人民军报》上。自这之后，我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写了好一些这一类型的文章，现在虽然没有写了，但对这些文章还是有所寄情，这些都是受边区的文艺风气影响。
十四、边区的农耕和劳作
老叶点住了两三个月吧，我又被转移到老谷仓。在这，我的任务除了抄写就是磨谷。从这开始，我学会了“挨拢”（一对上下方配搭成的大木撙，上方有两个把柄，中间有一洞，下方是个固定的木墩。两把柄由两个人一推一拉的推拉着上方的木墩）磨谷,磨后还要筛过就成糙米，若要吃白米，还需把糙米椿过，胃不好的人不能吃糙米,只能吃白米。贝坤副政委(贝文对)和瑞英也住在这个点。这点住不久,我们一批人就被调去生产点了。
我们十几二十个，就分住两个POS，老叶和瑞英是负责人，要我们这些国内第三省来的同志开荒种粮。当然,要生存下去，没粮食是不行的，我们理当要学会开荒种粮，只是人马嫌弱了点，精干的都被派去其他战线或工作队了。我们这批人只能砍“山脚”（大树下的小树），大树则只能等老同志们用斧头来砍。我们一行人从马罗河边（最河边的树是要保留的），沿河拉成一条长线，并排的朝山上的方向用巴冷刀砍着前进，这还不算是什么大考验，要说考验还是脚上的刺和山蛭。
由于怕暴露不敢大面积砍，但面积小，晒得不好，烧得不好，因此芭里到处大树横七竖八的躺着，树枝树杈，树藤更是铺盖芭面，无从下种，只得一小堆，一小堆的收拾过后，插些木薯棍下去。但根本不行,种不出食物,首战告败。我们的腰带束得更紧了，每天就看着那2安士的米饭和几粒盐头，连木薯叶都吃不上。后来又再砍了两片芭，收成还是很差，只是其中一片芭的木薯和菜类还有一些，尤其是木薯，有了木薯吃,肚子就安静下来了，眉头也舒展多了。这时后的我，除了吃的问题比较有愁苦之外，脑子还相对简单,劳动之外的时间，热衷于看书学习，尤其是学习革命歌曲，部队里的革命歌曲可多了，学都学不完。很多老歌都是那时候，别人教的，或自己学的。部队里革命书籍也很多，除了学运时，我看了很多革命书籍之外,其他的就是在边区看的。我们每天晚上都有学习，每星期天都有唱歌，也有办大字报，闲下兴起就写写大字报，最可惜的是当时没有写日记和保留日记的习惯。因此，很多历史篇章都在无知中流失了。
当时学习是由方明负责，教我们唱歌的是毅彬（郑月妹)，毅彬还教我跳《采茶扑蝶》和《北风吹》。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把这两支舞教给了青少儿小朋友。
最后种的一片芭是最好的了，芭烧得好，能见一棵棵大树被烧成灰烬,见到那些大树头堆成厚厚的灰烬，喜悦之心油然而生。就在那厚厚的灰烬上我们撒下谷种，我们点上瓜种，我们插上木薯棍，期待着丰收的到来。
各种苗儿都冒出来了，长起来了，青青的稻禾，攀沿的瓜藤，可爱的Engsabi，苍劲挺拔的木薯，我多爱它们呀!菜吃了，瓜藤吃了（黄瓜藤能吃）木薯叶吃了，有的瓜（如黄瓜比较快)也吃了，稻谷也即将可采了，稻浪滚滚闪金光，到处吊着躺着的瓜类，同志们个个都充满丰收的喜悦。可是就在这时，印尼敌兵来空降了，我们也只好撤走了，这是多么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啊！
在印尼空军伞兵空降前一段时间，背粮过后，我们被转到另一个点，是个好高好高的点,这只是个临时点,我们在这个点拉“拿刀”叶做草席，也去砍“葵扇”叶做亚答。还是老叶负责我们，分配工作给我们的是阿鸿。一到那个点，老叶就叫我去做一间厕所。这对我来说是束手无措的，但既然工作分配下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去做。砍了小树，连好亚答做围墙。可是怎么找个适合的位置，怎么架毛坑呢,对我可是难题了，因那是需要力气的。用我的“巴冷刀”砍稍大棵些的小树是不易的,要把这两棵小树架起来也不易，结果我是糊里糊涂的,但却是尽了我的力的把它做成了。他们问说:“厕所在那里？”我蛮不好意思的说“在哪！”也顾不得他们能不能用了。
在这个住点我又被老叶分配到记录新闻摘要。这时的我笨得很，并不会摘录的，他给了我一架收音机，我记来记去的，记一点内容出来，但他们说那不是摘要，那是在记叙。我说，不行了，把工作给推了，要不霸着这个收音机，朋友们又听不到新闻摘要，多心急哪！
十五、炊事
另一项工作，那就是炊事煮饭了,这饭和家里煮的不一样,家里有罐量，这里没有;家里煮的是白米,这里煮的是糙米;家里是用土油、是用干柴，这里不是;起火用小木屑,我很快就学会，但老把饭煮得夹生，本来米粮就少，又煮得不好，真是愧对同志们，好苦恼。后来，总算把饭煮好了。其实，后来多数是吃粥和木薯。
这段时间煮饭并不轻松,轮流到炊事时早上4点就得起来(因不可在白天有火烟，所以需在天亮前完成一切炊事工作），点着打马土，一个人到半山腰去煮。煮好了，还得下河边去挑水，那楼梯可不是拾级而上，是用锄头锄平的，歪歪斜斜的应该有几十级吧，我挑上去都得休息两三趟，要在心里喊了很多很多遍的“下定决心“，才上到煮食的地方。
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本领，做来都不易，但我这样一个城市知识分子青年，也就是在这样的独立学习过程，把许多生活本领逐步学到手。在后来十几年的国内工作日子里，砍树、炊事、做“朗高”等等，我自认为在女性中，还算是一把好手。
在1980年，第二次再上边区时，我有机会和思英（蔡美英）合作，创作了一首《炊事一席话》，内容是：
人多用具又简陋 煮的又是杂粮一箩箩
我手快脚快把事做 绝不把那个困难 往眼里放呀 眼里放。
人多用具又简陋 煮的又是瓜菜一箩箩
我认认真真把事做 绝不嫌哪个工作 太细琐呀太细琐。
人多用具又简陋 煮的又是一锅又一锅
咱部队生活还艰苦 绝不能那个含糊。
煮饭菜呀煮饭菜人多用具又简陋 煮的又是一锅又一锅
我眼看战友吃得欢 我心满意足 心里 乐呀心里乐
十六、农耕生活
在砍好稻芭，种好稻谷和木薯之外的时间里，除了到稻芭拔草，采菜【木薯叶、黄瓜、毛瓜、金瓜芯、‘Engsabi’（一种伊邦人在稻芭的菜）、各种食用菇类】挖木薯，我们还做木薯干。因米粮在不断的消耗之后,囤量不多，得晒木薯干了，我们几个人到稻芭里挖了木薯背到稻芭边，也是马罗河边，剥皮、清洗、切片，然后就用草席铺在稻芭里晒，天气好，晒得好的木薯干，味道还不赖，参些鱼肉、稻芭菜去煮，顶好吃的。
我们这伙人和马罗河结了深深的缘，每天我们沿着河边到稻芭去工作。午休时，马罗河边就是我们的天然休息场，我们各自找个喜欢的位置，马罗河边有很多的大石头,可做为平台供我们午休。河边的树一般是不砍的，所以呀，河边处，树荫下，平台上,都适合午休，这是我们劳动后的好去处。天气热，身体脏,找个隐蔽处（大石头奇形怪状，有许多隐蔽供冲凉的好地方）浸泡在马罗河里,去除劳动后的疲劳；要不就三三两两的聊天说古。休息过后，就磨刀准备工作了。在边区，在游击生活中,身上吊着的那把刀是很重要的，我很爱惜我的刀，有机会拿到好刀,我总是很珍惜它,砍小树需要它，切木薯需要它，挖木薯需要它，处处都需要它。我到现在还是很爱惜我厨房里的刀，这份感情延续至今，还未释放完，它已经成为我思想里的一种特别的情感。
除了去稻芭工作，我还和取胜（刘福源）去菜园工作。我儿少时，就喜欢种花种菜的，有机会给我去菜园工作，我顶高兴的。经常是取胜挑了一担粪便，我背了一个“拉笼”,沿着马罗河边往稻芭的另一边去工作。我不会锄厢，就细心的观摩着取胜怎么锄厢。森林地锄厢可不易，得先把大树头除掉，不能砍、不能挖的，就用烧，烧掉了大树头，平了地面,也得来了草木灰做为肥料。一大块一大块的把寒地翻覆曝晒，过后才锄细、修厢。我喜欢观察劳动的艺术，看取胜他怎么把泥土用锄头钩起、堆砌，把泥弄松，把厢拢紧，看他有时用手有时配合脚，利利落落，把个厢整得四平八稳的。我种菜，就从这时开始，当时的我，由于力气不够，并不能锄出好厢来，但这一切观摩所储藏在我脑子里的讯息，迄今我一生延用。
当初种时，地太寒，没什么收成，顶气馁的，但一段时间后，就种出各种的菜类。有了菜类配木薯，伙食就得到了改善。
还想提到一点是，闲暇时，我还喜欢和三几个同志到马罗河游泳。我体力弱，但又喜欢找刺激，马罗河上有急流水线,不易直冲水线过对岸,就是沿水线下有时还怕割不过被冲走。因此，要等会游泳的同志先游到关键处把关，我才游过去，平静的生活能到马罗河上戏水，抒发少女情怀,也是生活的一大乐趣。
十七、边区的大森林
年青的我，在边区的莽莽郁郁森林里，没什么工作担子，也不大会想什么工作大事,脑子也简单，没事做，闲暇时，脑子就喜欢探寻大自然的奥秘，周围举目四望都是苍苍大树，老同志们会认得好多不同名称的树如什么Langai，Lung，等等，我就是不会认得,不认得就不认得吧。我就欣赏着它还不可以吗。你看，这棵树那么苍劲挺拔,那棵树的树叶那么大，那么茂密。这棵树的树根板那么高那么宽，那么扎实，到底想活多少千年呢？那一种树能流出汁来凝结成打马土呢？我总认不得，但打马土捡多用多了，就懂得那种打马土好着火，那一种打马土作灯看书是不会爆喷（我身上现在还留下不少被打马土爆喷留下的痕迹，只是老天有眼，没有把我的脸喷花了）。我最会认的树，就是有一种我们叫它“火柴皮”树，树皮剥下就能起火的，到现在，一到森林处，我两眼探寻的还是这种树。这种树的树皮也蛮好看的，有点白,有点黄,有点浅浅的青，浅浅的蓝，清清秀秀的。稻芭里，大树砍下后，横着的这种树，时时都可看到，我就在那替它剥皮，好带回营地供大伙起火用。
常常清晨天刚亮，耳边就传来“嘎啦，嘎啦”！吵吵喳喳的嘎啦猴的叫声，马罗河边最多这种猴，清静的森林里，牠们是最热闹的一群，牠们经常攀爬游戏在高高的树尾处，用枪不易打到牠们，老同志偶而有打来吃，猴肉腥得很，并不好吃。森林里还不时会传来“O河！O河！”的悠悠鸟叫声，那是一种野孔雀鸟的叫声，好奇的我会情不自禁的跟着它叫“O河！O河！”。我心里嘀咕着,“干吗呀？森林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吗”？真也是的，有时就在一棵枯树倒下“砰”的一声之后，你就会听到“O河!O河！”的鸟叫声，也许它是一种报讯鸟，报告着森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静静的森林里,时而听到非常清脆嘹亮，又苍劲有力地“嘎！”的一声划空而过。那是我国的国鸟－犀鸟的叫声。马罗河边这种鸟可多了，有好多种类，我也分不清。森林的地面上，枯木上长着各种各样的菇，我顶喜欢研究的，虽然不能研究出什么结果来，但就是喜欢蹲下来细细的端详它们。能吃的菇类我都认上了，白菇、Gula菇、鸡蛋菇、鹿眼菇，还有些叫不出名堂的菇。采菇，我是顶卖劲的。刚长出的鹿眼菇可好看了，带点乳白水晶状，表面是起伏鳞状，这时的鹿眼菇也是最好吃的,泡上糖精，有点像现在我们吃的菜燕。
进山去砍“葵扇”叶、拾“打马土”时，有时会看到鼠鹿、山鸡。山鸡有雉鸡和另一种娇小可爱的不知叫什么名堂的鸡，常常公和母的带着一群圆滚滚、黑黑的小鸡。每次看到都会给我带来一阵惊喜。在我们住点附近，如果住点人少，那些山猫、山狗便会大胆的活动在点周围的树上。有时会忽然间看到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在你还没看清楚牠之前,就一纵、一窜的到树尾去了，老同志告诉我那是山猫、山狗。我吃过这些野味，也是腥得很。山鸡打来吃，可费时煮了，小小的一只鸡，从傍晚煮到第二天天亮肉还是很硬，但汤却甜得很。这些小动物们都是非常的灵活、可爱，由于年轻，又好奇，我对它们都分上心了。
在许多树之中，我最喜欢看的是“达邦”树了。我们常在河边活动，看到的“达邦”树多数在河边，沿河上下都可看到不远处有棵“达帮树”巍然屹立，气势挺拔，孤傲，枝桠和树叶并不多，但扭扭曲曲中显得苍劲结实，淅白光滑的树身更诏告天下它的洁身自爱，不近污浊。每每看到这种树，我就有一种想唱首歌，写首诗，或找几句适合的词句来赞美它的冲动。
河里的“白令”鱼,钓上来的我们已吃了不少，是口福。在河里成群结队的，或甚至一整群数以千只的也看到了，那真是一种眼福。我的生活能力差，看到白看到，钓不上也抓不上来吃。而老同志们可本领了，早期有网有人力，河阔潭深时就用网，后来条件差了，他们就用钓钩，那钓钩有些是我们自己用大铁线或大铁钉打成的，又粗又大。后期，我知道老光明最会钓鱼了，如他有在点，又有任务去钓鱼,都会钓来大鱼,为我们的伙食配上佳肴。老光明，他还会钓鳖呢！鳖不好钓，它的牙利,往往把鱼线咬断,把鱼钩吞到肚里。所以老光明说，钓鳖要有技巧,当它上钩时,马上得把线放长，跟着它游走，到它疲乏时,才拉线收钓，有次他为了钓一只鳖从上游到下游，从这岸到那岸的游走了个把个钟头才把那大鳖给钓上来，这只鳖可大了，有30几公斤重，里边还有蛋呢！
我不会钓“白令”，更不会钓鳖,但闲来有兴趣钓鱼时,我就跟老同志到河边钓小鱼,老同志可厉害，他们把钓钩在水面上那么一抛,“啪”小鱼上钓了。他们钓不久就装满一军用格（一种可以煮饭的军用铝制饭盒）。可我不行，我只会钓几只小鱼,而且每钓一只就惊呼连连，高兴死了。还有当河面浑浊时，老同志就去钓“Kokian”(又叫“马王”)，我也跟上，他们钓了一串串，我那么老半天才钓一只，但也总算有吧!
在森林里那么久，有件憾事，就是我从未打到猎物。有的女同志，有打过，到很后期，那是最后的几年里，我们的志方(阮赛兰）还打到一只鹿；兰青还打到更多猎物,她们算是女中的佼佼者。说件趣事，我的阿禄，他也只有一次打到猎，那是他在边区守谷仓时，一只鼠鹿在屋旁瞪眼看火，被他用Sten枪对着脑袋打着的。他也拾到几只“不会动”的动物。有次是猪群过急流,有一只不幸被冲到下游，溺了的；有次是拾到被老鹰叼掉双眼的鼠鹿；还有一次好像是猪打架受伤后被拾的。哈！他那是“拾猎”冠军。
在原始森林里走动，有时会看到整片的“葵扇”叶林。有的是大叶扇,有的是小叶扇，我们喜欢大叶扇，拿来串成亚答，顶好用的。现在城市里有人也兴种这些棕榈科植物。绿叶植物森林最多了，“葵扇”叶林里的“葵扇”叶大的可真大，一片叶展开有六尺阔，一棵棵是那么顽强飘逸,它和竹子有相似处，要我说，那也是“君子”族群的植物;青青苍苍、翠翠绿绿、清清洁洁，不染尘污，超群脱俗，所以我说那是“君子”科植物。它的嫩叶，乳黄乳黄的，好看得很，又可包东西，我们经常采了,放在“拉笼Lalong”（一种土著背东西的藤制用具）里带回当扇子用,能摺能张，很适用。
藤刺，经常刺到脚底，钩这钩那的，又气又恨它，但当看见树顶上吊满藤丛时，心里可高兴了。开发了的森林，好藤很少,多是野藤。原始森林里，好藤多，挂满树上的藤丛别有一番景致。有好几种好藤我们常拉来做用具，有一种是蚂蚁藤，藤节的叶里藏满蚂蚁,那蚂蚁是黑的，好大只，所以你靠近时,就会听到“析里沙拉”的声音。那是蚂蚁在藤丛里爬动。这藤拉回，刮掉表层后是带棕色的纹面,很好看,藤皮韧硬，做成“拉long（一种背东西的藤制大背篓）”又耐又好看，藤也好削，不易断节。还有一种藤是长在河边的，那是我们常见的大“白藤”，这藤又坚硬又大条，只有男同志能拉。藤面如被弯曲会发出“啪啪”的响声,并有粉状物飞出；“白藤”难削，但却是又耐用又好看，经济价值高。白藤的表皮光光滑滑,黄里带翠，用得越久，越发亮（不过要经常晒或烘，不能潮湿）。
在两年又三个月的边区生活里，使我对藤有了一份很别致的感情，如有机会到森林，我两眼总在探寻着，那过去曾相识相处的藤友们。
莽莽的原始大森林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了，也许是少女情怀的当时，有太多的浪漫遐思，有太多的寻幽探秘兴致吧。
十八、马罗河和撑船
对马罗河（原名Sungai Embaloh，伊班人又叫Sungai Kanjau），这条印度尼西亚最长的河流卡普亚士河上游的北支发源河,我还有种不时萦绕脑海中的情与景，那就是在河尾下大雨山洪爆发前,原本在两岸秀丽山峦中缓缓流着的清澈见底、文静的马罗河，骤然间山河变色,橙色的浑浊的泥浆水从河尾夹着千钧气势,汹涌澎湃,飞泻而下，水未到，轰！轰！声早已袭来。有时,我特地到河边静静的观察着这情景，一个个浪头的冲泻、飞奔真是快极了。我数学不灵光，不能很好的估计这浪头的飞奔有多远。有次找来了阿禄就问他，他说，据他估计，一个浪头的速度每秒钟有六、七丈。面对着这汹涌的山洪河水，我得提高警惕，绝对不可跌进河里，这可是九死一生的不幸事。撑船的同志，面对这种情形，要赶紧把船和船上的货物搬上岸去，不敢与河水对着干。其实，多年的水上运输，也曾多次出事和损失东西。
马罗河在我国人民反抗外来统治的斗争史上曾留下重要的诗篇。在十九世纪反抗英殖民主义斗争时，英勇的伊班群众曾经在这里建立过营地。今天在马罗河左大支流Tekalang一带还留着他们当年生产时种的许多榴连、龙眼、山竹、橄榄、兰刹、尖必腊、红毛丹等果树，留下他们用过的瓮、盘、碗等器皿；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北加里曼丹风雷激荡岁月时期，她像似延安，她是北加人民军总部及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成立的地方。马罗河这面红旗,在当年曾有力地鼓舞国内各条战线坚持斗争的信心，马罗河更成为国内第三省同志日夜向往的延安。马罗河啊，马罗河！您那丰富的鱼猎和果实，曾给了我们许多粮食；您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肥沃的土地，更让我们生产了许多稻谷和杂粮；您那川流不息的河水，又是我们运输的好航道;而您那汹涌澎湃的浪花，正锻炼我们成长：您那隆隆的水声更像似北加里曼丹丛林中的战鼓声，激励和鼓舞我们勇敢地向一切困难作斗争！马罗河啊，我们永远忘不了您！
在回返家园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往事时，总是忘不了马罗河，忘不了在这里发生过的种种事迹。同时又让我深感难过的是，至今曾为了捍卫这面红旗而献身的可敬罗平支队长（原名沈智威）、建国副中队长、刘小雄队长、华联队长（原名蔡安明）、利民队长、丘志雄队长、徐锦木同志等等……还埋葬在异国的马罗河岸边的小山岗上，在那参天大树下默默地盼望着那缓缓流去的马罗河水早日给他们带来祖国春天的讯息。
说到边区生活，如果没有提到撑船，就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边区的生产点都是沿河而建，愈建愈河尾。这主要是因为交通运输造成的，不在河边粮食没办法运。所以选来选去，还是在河边，这在战略上是需要探讨的。当时罗平被突击牺牲时，有几个撑船的同志正撑着船下，听到枪声后才没再前进。要不然就不是罗平牺牲，而是这组同志牺牲了。所以，不论是沿河设点或利用河来运输，战略战术上都潜在着危机,因为敌兵可从后山绕过我军的左右两岸的前线哨站,直插我后方河边,就可在沿河很多地方突袭我军。
撑船在边区是项重要且吃重的工作，撑船老哥们，个个都必须身强力壮，矫健灵活。因是与马罗河水对着干，那可不是件易事,顺水下时,还算轻松些，但遇到浅滩，还是要拖船。逆水而上时，就吃力了。急流无情，不用心，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一翻船，粮食、物件就出问题,尤其是枪支。所以遇到某些地方，要下水控制船之时，马上就得跳，情急之下跳水，往往对撑船的朋友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水急时，浅滩处,逆水向上撑，那得大家齐心合力，拧成一股劲，齐心奋力拉。我不会撑船，但不时有坐船，坐在船里看着同志们用力撑，往往是不自在的,他们在那“嗨呵，嗨呵”地吃力地撑,奋不顾身地跳水拉船，我坐在船里总觉得自己也是在使劲出力，在心里帮着他们出力。所以，我们都很尊敬这些撑船的大哥哥们。
边区会撑船的老战士很多，我还记得有老班长、小明、国光、光明、联玉、志明队长、保林、忠明队长、李山、亚福、天善、亚林、取胜等；女同志则有阿莲和珍娜，这两位女同志是不简单的，多亏她们了。珍娜到现在身上还留着当时跳水拖船时被河中石头撞到的内伤。用肉体（同志们都是赤足跳下水）对着坚硬锋利的石头，造成伤害的巴仙率是很高的。
我们国内去的同志，第一批暂时没被调回国内的男同志,身体强壮的也都调到运输队工作，他们是必公、志英、曾忠等,必公当时也是运输队的队长之一。
对撑船的种种遗情，我第二次上边区时，有条件和思英（蔡美英）合作，写成一首《撑船歌》。这首歌的歌词是：
山高水深 急流湍哟，老哥我挥起撑杆把船撑
水面平静 我悠闲 ，急流险滩难不倒
我撑头来 你把舵 ，险滩过了一个又一个
急流险滩 难不倒呀，运输任务完成了 归途心欢唱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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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深 急流湍哟，小弟我拿起桨来把船划
水面平静 我悠闲 ，急流险滩难不倒
我把舵来 你撑头 ，险滩过了一个又一个
急流险滩 难不倒呀，运输任务完成了归途心欢唱支歌
至今，每当我自个儿（只有我会唱）唱起这首歌时，那难忘的一幕幕就仿佛又显现在我眼前。
总之，在边区的两年多，虽然有考验，有磨炼，有许多不顺心的事,但也留下了许多不能磨灭的回忆。有的更是成为我生活中惯性的思维，比如一看见森林，我就自然地搜寻我所熟悉的事物；一看见清澈见底的河，我就飞快闪过马罗河的情景；一看见稻芭，一种对劳动的特别情感就涌现……等等。
“波涛滚滚，浪涛涛，马罗河边，武装红旗迎风飘……”，别了,马罗河,边区劳动时的歌声，山洪暴发时的轰鸣声，悠悠然的远了，随着生命时光的流逝，印象也淡了。让它飞进时光的隧道里，记进史册的长河中，成为后人的故事吧。
十九、心戚戚，情忧忧
十九、心戚戚 情忧忧
17年的部队生活，我有两次心情沉重时期。第一次就是我们少数人留在边区，又分散在各个工作岗位。本来，已是寂寞苦闷，希望从外边听来好消息，可是听到的却往往是揪心捶肺的不幸事，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倒下几十个战友。我自己分析，印尼空军轰炸老新点，我们匆匆的会合，匆匆的分手，在大力为创建鲁让根据地而奋斗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在第二省边界与第三省国内积极开展杀敌夺武、民族工作及边区群众工作。由於太缺乏经验下造成太多的失误（其中有一点是太相信民族群众），给我军带来严重的损失。交通员捎来的往往并没有多少喜讯，反而是“死讯”连连。第二支队的同志，很快就传来练红、敢斗（这两位是很优秀的兴化同志)，贯长虹等先后出事捐躯。还有第二支很多同志，如海洋(郑万灵）、林英(杨玉琴）、小圆、小莲（余素梅）、丹容（李雪蓉）、鲁恩（叶贤钦）、华新(叶贤畅)、木光(林云辉)、鲁洪(刘德庆）、海涛(刘进享)、方旋（刘瑞珍）……等，还有很多我不记得名字了，也一连串的牺牲，群众也被非常残酷地迫害。我们刚倒回中游的同志也有被敌兵夺去生命。他们是铁军、坚持，必公、耶谷、杨子荣（陈山利）、施学之（邱少群）、尤金（温尤金）、天来、明思（刘海金）、友如（黄尔兴）、……等。到我两年三个月后倒回国内，这些人都已不在人世间，永远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还有就是益利（原名蔡少祥）和工青（余泰古）在执行联络任务途中，因吃癞蛤蟆中毒死；我们留守马罗河边区部队一部份同志去南边工作，也一次全军覆没，被坏群众砍死四个，他们是亚莲(范亚钊）、尽忠（陈仲华）、秀明、宋苗枝(杨立夫)。每每听到坏消息，我的心里往往不是阵阵的紧缩，就是坠着下沉。不易呀，实在是不易看到光明的前途。我们自己边区也是困难重重，老弱病号守候边区，不时就会有心戚戚，情忧忧的思想情绪侵袭着我。
第二次是在和谈之后，连贵没出去，我们也没出去，“围剿”重点压向OMT。我们长时间处在反复“围剿”行动中，首先是战荣(何秀荣)在阿山港上一边的龙岩坡联系群众时牺牲，接着红坚(雷月梅)、学恩(朱宋盘）在广东芭发富港牺牲，坚红（潘启坚）在乌也路牺牲，思恩（余志发）、武群（Ubong太太）在乌也河尾支流Bunau牺牲，还有民军(江海佳)、重林（欧官民）、坚正、志武、百炼、学锋，接二连三牺牲，还有一些我忘记了。太多的牺牲造成我的迷信，那时，我和老余很常在广东芭、乌驿路和后埔巷后山一带连成一片的低芭森林活动，傍晚时分或下雨扎营时，时常会抓到乌龟。我有一段时间，连连抓到乌龟都有同志牺牲，抓几只，就牺牲几个。最后一次抓到时是三只，刚捉到，我心里有“鬼”，嘴上马上和老余叼念着，糟糕!不知是不是又出事了。心里当然希望不会有事，但仅过不久,收音机就报来，我们三位同志中埋伏献身了。他们是百炼(江玉英)、坚正(江秀琪)、志武（邵火祥),啊！此情此景我的心怎么不揪，怎能不沉！
二十、祝愿
这篇文章写得很费劲，因时间隔太久了，大家都淡忘了,而且和我们一起上边区的朋友，好多都已牺牲或去世了，就是活着的朋友又分得很散，有的能在一起的又没有认真的去回顾,因此，很难收集资料。
但是，马罗河边区的历史，是我军史上的其中一个重要篇章，如没人写下来,我特感可惜。因此，我总有个心愿，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所以，在今年（2003年）三月的学校假期里,特别从民都鲁出古晋找来文诗夫妇、贤定夫妇、珍娜、天善等，一起回忆着当时的种种情景。
对于1968年上边区长征途中的种种准确资料和时间，主要都是来自贤定，因当时他是主要负责人，而他记性又好，对于路线、地点、过程，记忆比较完整。其他拉拉杂杂的，是由其他朋友们并凑而成，有些情与景是我长时间来，常常捕捉的心情意念，今天实实在在的把它抓住，放进这篇文章里与有兴趣者，共享那曾有过的久远时光里的场景。我写文章有个好帮手，因我文思一来,手跟不上脑,文章写得极为潦草，错字、漏字等不少，而我的阿禄就非常耐心的帮忙我修修改改，为它整容、打扮，才让它展现在朋友们面前。同样的，这篇文章也是在他的不断鼓励下，催促下，修改下,补充下,校对下，才完成，我谢谢朋友们的鼎力帮忙，终于完成了这篇长久来的心愿之作。
至於最后的告别边区篇章有《空降和撤退》重回国内的故事，已有泽珠姐执笔我就不再写了。希望当年曾共同经历过那难忘岁月的老友们，也将各自最刻骨铭心的故事都写出来，共同汇集成册，也算是我们这些曾为理想献身者在这一方面历史上的部分记录吧。祝愿老友们都好好保重，携手共渡美好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