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回忆录
梅花香自苦寒来
—温贤定—
（一）
1959年，我高中毕业，此时正是家庭经济处于困难时刻，父亲迫切希望我找份工作帮助解决。所以我乘等待组织安排前往民族区工作的时候，当上老家地区的夜校教职工作一年
1960年最后几天，我接到组织上决定我出发的时间通知，我便急忙向董事部辞去教职工作，和向老父谎称要到第二省工作。晚上准备好极简单的行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未眠。
第二天早上，当我刷牙洗脸后，看到妈妈端给我一碗放有两粒鸡蛋的早餐，她今天比往日更早起身，为我向神许愿保佑平安。我明白父母的爱心和期望，但此时我不知如何安慰他们，只低着头静静地吃完这顿不知何日再相见的早餐。
一会儿，来载我的德士车已停在家门前，我拿着极简便的行囊，望着静静坐在门口的父亲，带着沉重复杂的心情随着德士远去。这就是我走上全职革命的开始，是我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的记忆。
德士在弯弯曲曲的晋连老路行驶约两个小时后，到达古晋峇都令当指定的老地方。那是政府师训学院对面的一间单层独立屋。我那时的联系同志郭楚然和比我高班的郭伟忠同学同住在那里。郭楚然是第二省龙牙人，会讲伊班话，家庭是开店做生意的，所以与本地区的伊班群众关系很好。
1957 年时，我曾和他及蔡三扬，郑春喜，沈泽青从横江步行到成邦江，对沿途的伊班族情况进行调查后，写成资料交给组织。此时他是我的上级联系人。我和他碰面后，他也简单交代我去的地区和春喜一起工作，并由我负责他。他没有交代我今后的联系时间和办法。伟忠虽是我早前就认识的同学，但彼此没有组织关系，我们只是一般交谈而已。
第二天晚半夜，组织上安排佘X花同学，用她叔叔的私家车载我到万福码头，乘坐黄赛莺父亲的货船（那时是最大最好的）到第二省成邦江。余同学载我到码头时，还在露天巴刹一起吃粥后离开。我在不知道任何情况下，独自一人默默想着那首为奔赴远方战斗的“不是不爱你”的歌，离开那两岸若隐若现的灯光的砂拉越河。于第二天早上约 10 点顺利抵达成邦江。
正当货轮减速靠岸时，我看到春喜已在码头等候了。我们握手问候之后，他带我到他父亲在这里经营的第二间杂货店。此时正是 1961年元旦。我在这里意外碰到当年在校时一同学习唯物主义哲学的李玉兰同学，和在毕业晚会上和我共舞的卢映月同学。她们也是刚刚到第二省开展公开工作的。她俩和春喜的妹妹在其父亲的店屋楼上以做裁缝掩饰身份。他乡遇故知，使我异常高兴。然而，我们之间因不同战线工作，没有组织关系，为了组织纪律和严密，使我们成了陌生人，连打招呼都没有。在往后同在第二省工作期间，彼此也不懂对方的情况，特别是我与组织失去联系，孤独一人面对第二省工作期间，彼此也不懂对方的情况，孤独一人面对异常艰难困苦时，更感到失望和无助。
我在春喜父母充满关爱和热情中渡过温暖的一夜。第二天，我和春喜沿着丰络河（SgUndup）边的伊班群众的小路，步行到丰洛河尾的峇都令当（Batu Lintang）小镇住进春喜哥哥的店屋。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生的知识分子，步行最久最远的一次，也让我经历了在三天里，两腿疼到不能蹲厕所的考验，是我永远不能忘的记忆。
（二）
峇都令当小镇靠近印尼边界，仅有三间经营杂货的店屋、主要是收购来自印尼边区伊班族的农产品，和销售给他们的日用品的生意。这一带边界地势平坦，彼此的稻芭相连，以及许多通往砂印的来往山路。距离砂较近的长屋群众可以一天来回，而一些较远的，则在店的楼上过夜。店主会供给膳食，形成三间店彼此都有自己固定的顾客。
在小镇周围有二十多家华族群众，他们与当地的伊班族群众关系融洽，有的还与他们通婚。其中有几位青年是我们较常联系的，他们是经常同我们到长屋进行宣传活动的助手。如李晴，锦木，汉文和明光在 1963年和我们一同越界到印尼参军，进行革命武装斗争。
丰洛河尾是伊班族聚居的地方。那时砂沙仍是英殖民地，英政府正积极筹组马来西亚将北加里曼丹变为马来亚的新殖民地。这里广大的各族群众参与公开政党的反帝反殖反大马的斗争，是我们进行民族工作有利的时机。最近边界的德明（RhTeming）长屋表现最突出，也是我最多联系的一座。
1963 年我们越界到印尼时，这座长屋有一位30多岁，曾当过兵的 Daru 同我们一起到印尼军训，后参加自愿军连队，和我们共同战斗到1966年8月，是一位最早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伊班同志。
丰洛河尾靠近边界，又是印尼边区群众频密来往的地方。然而，这里没有军警防守也没有任何保安设施。我在这的两年，就发生过两次印尼人对小商人谋财害命的惨案这里的群众，尤其是经商者最担心治安不良的事。正因为这样的情况，春喜及他的哥哥要我住在店的楼上，供给我三餐。他们对我的关心，是决定我能坚持斗争的最重要条件，他们也是对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实，那时我也不可能独自生活和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踏入伊班族地区，我不懂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不懂地理民情，更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以修理收音机和钟表为职业，可是，那时这些贫困落后的群众根本没有几个人拥有收音机和钟表，且坏了也没有钱修理;另一方面，我的技术水平也低，更无法解决零件问题，我既不可能去古晋购买，又无法托人代购，同时我也没有钱。这行业不实际，不可能赚钱，造成我始终身无分文，无法解决生活困境的根本原因。
不过，我住在店里，给我的工作创设很有利的条件。它有利于掩护我（尤其是春喜）的身份，外人一时可能以为春喜是回来店工作的。我在帮忙店的工作，可以学习伊班话，更可接触许多顾客，尤其是来自印尼边界区的伊班群众，可以了解印尼边区的民情和地理，了解他们来往的路线、路程，了解印尼政府对边界的管控及印尼政府对成立大马的看法，有利于我们彼此认识。我也多次乘他们的节日，与春喜的哥哥去印尼长屋拜访增进情谊，使我很早就熟悉边区。
春喜的二嫂是靠近边界的一座长屋的伊班妇女。这座长屋的群众是当地最积极支持人联党反殖反大马斗争。其中有三位青年受过华文小学教育，也是我常去联系的对象。如今某党中央有一位职业律师，就是这座长屋的人（他那时还小），当他知道我当年就是在此搞民族工作，和时常去他的长屋宣传的xx地下人员时，对我格外尊敬和亲切。
一个外来的青年，在这里活动久了，总会引起统治者的注意。1961年底的一个清晨,王文发警长带了几个警员突击搜查我的房间，和追问春喜的家人。由于我与组织自从在古晋分别后，就失去联系，完全没有收到任何文件和书刊，也不知道组织的情况，所以警方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我是安全度过，但春喜的二哥却不幸被捕入狱。
斗转星移，我在这里摸索和尝试中，已渡过了将近一年。这一年来，我和春喜合作下已了解这里的地理和民情，了解伊班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熟悉许多路线和路程，也习惯赤足长途步行泥泞的小路，我也掌握一般交谈的伊班族语言……。这也意味着我应更进一步到更深入的地方工作了。
“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一年来，全靠春喜家人供食供住，实属不容易，我深深感激和感动，也很为难。如今他二哥被捕，也说明我可能已暴露了。我和春喜商量并决定我转移到丰洛河尾更深入的地方，由春喜一人在其哥哥的店作掩护，坚持这里的工作。
（三）
1962 年元旦一过，我带着仅有的一套衣服，牙刷牙膏和一个铁杯，装在行囊中，赤足默默地沿着河边小路去新的“考场”。中午时分，我来到一家曾见过面的李叔权的家边,这是一家在此种胡椒兼经营小生意的华族。我仔细观察四周无异后便进入屋内。李叔叔热情接待，留我共进午餐。他坐近我身旁注视我的脸和我的装束，露出一副既关心又怜惜的眼神，深切对我说:“到这陌生又落后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提防坏人的陷害,我支持你的斗争，希望多来谈谈”。
饭后告别李叔叔，又匆匆赶着最后一段不是很远的路程。那是一处与英吉里利相隔的2000 尺高山另一侧，山脚下拥有5座长屋的边区。我找到一间建在靠近长屋仅20米左右姓傅的家，是我要依靠住宿的“新家”。
傅先生原是第一省华族客家人，其太太也是第一省毕达尤（陆达雅）妇女，他们为了谋生迁居到这里，建一间极简陋的亚答屋，向长屋群众借用土地种稻和杂粮，也经营一点家庭小生意，是贫困之家。穷人的不幸是日子最难熬的，在我到来之前不久，傅先生去办货回程的路上，被本长屋的一个土著抢劫杀害，顿使家人失去支撑。
傅先生育有4个儿女，长子16岁（我称他傅青年），最小的一个还在哺乳中。其太太是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甘榜达雅人，完全没有能力支撑一个家，小生意停了，长子只好负担起养家的重担。我在他家住的半年里，看到他们每天三餐都是白饭配野菜或盐头，10 岁的女儿带着妹妹到附近山沟捉小鱼、小虾，用白水煮了当菜，孩子没有一件好的衣服，也没有上学。
我没料到傅先生遇害后的情况，在他们如此困难的时刻来到这里，我别无选择地住进他们的家。我非常同情他们，但我身无分文，无法资助他们而感到难过，只有尽可能鼓励傅先生的长子傅青年，坚强撑起这个家，也尽可能帮他干活，和他一同去采野菜，捡榴莲野果……。
这里5座长屋中，有两座最靠近边界的，是参加国民党和有几人当民防队，我放弃和他们接触。其它三座则是倾向人民联合党。这里没有公路，水路也难使用，况且他们也没有能力购买舷外摩多。他们祖辈种过的老芭地，稻谷杂粮产量甚低，树胶胡椒也少，是最贫困的偏僻地方。他们缺碘，男女普遍患大颈病。中年妇女仅围件纱笼，没穿上衣。男的中年和老人留着朱加式头发，用一条长布巾围下体。出门工作或狩猎时腰间系把刀和装着烟草槟榔佬叶的自制小藤包，露出满嘴又红又黑的牙齿，长长的耳朵穿了洞垂下来，显出典型的伊班族模样。在长屋走廊上端挂着人头骷髅。老实说让人看了心情有些紧张和畏惧。
开头半年，我在这新地方是比较平静的。我除了有时去李叔叔家交谈外，几乎每天都大胆和冒险到这三座长屋每家的稻芭，或去胡椒园帮他们劳作和宣传，也尽量用这种方式换取粮食，减少傅家的负担。有时在傅家进食时，也和他们一样清寒。我和傅青年一起睡一张挂上破旧蚊帐，又有床虱的竹片床。我常和他讲中国革命的故事，很高兴看到穷家的孩子早成熟，他在苦难煎熬中成长了。
傅家距离长屋很近，晚间我常上长屋与父老们交谈，倾听他们诉说艰苦生活和诉求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和野外求生本领，听取他们告诉我在印尼边区的地理、民情及去印尼的路程，以及两地伊班族的历史缘源……。我也告诉他们，我们的斗争是为穷人翻身当主人，穷苦的伊班族同胞一定要团结起来，争取独立，要做政府，由我们自己管理砂拉越等简单的道理。
群众经常在晚间去捉水鸡（青蛙）和鱼虾，捕小蝙蝠。他们回来时，看到我和父老们交谈，也会将捉到的小蝙蝠放到年长者用来取暖的火堆里烧烤，将烤到焦黑也没去掉内脏的小蝙蝠，热情·地递给我，而我也就将之放进嘴里，咬几下吞进肚里。他们看到我没嫌弃和尊重他们习惯的表现，脸上露出高兴的表情，似乎也认为我已是他们的一员。同时，经过半年的劳作和相处，彼此更了解和信任了。有的伊班妇女还叫我娶长屋的少女为妻，让我成为华族伊班人（Cina lban）。
我清醒和牢记来这里的目的，也牢记组织纪律和革命者的品德。我重视遵守群众的风俗习惯，也认真学习掌握他们的各种求生本领。但我没有跟随他们搞男女私情，斗鸡和赌博。处于污泥而不染，是对革命组织的忠诚。
1962 年中以后，随着整个斗争形势日趋恶劣，我也感到安全受威胁。首先，当地的民防队人员也经常来活动。汶莱武装起义前夕，辜加兵已经常来追捕我了，为了安全,我已经很难在傅家住了，开始过着与敌人周旋反捕追杀的斗争生活。
半年多与群众的密切生活，已取得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与李叔叔家相距步行约一小时左右。那时敌人若从他家的方向过来，李叔叔就会先叫他的儿子割路赶来通知若敌人从英吉里利来的话，往往就会被伊班群众发现，他们也会先通知我。我便拿了衣服，手电筒，打火机和刀离开，走到距离长屋约一小时路程，群众收割后留在稻芭的小郎高，也不时转移到多处旧稻芭的小郎高居住。
那时，我没有一块遮雨的胶布，没有炊具，身无分文，所以我没有能力自搭帐篷，过野营的生活。在群众收割后留下的小郎高里，没有米粮，炊具，也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偶尔在个别间郎高土灶柴架上的竹筒里，会留下几粒粗盐头。另一方面，我离开时也不会告诉群众去那里，也不可能叫他们送点东西给我。从此，我过上一段对刚走上革命道路的人，难于承受的痛苦考验历程。
为了充饥，我背着一把刀，在长满一人高的杂草的稻芭里寻找食物。还好，那时我刚转移到更深入的地方，记得常和傅青年去找野菜和野果时，认得一些野菜。在旧稻芭普遍都会生长很多像无花果的大叶片，有细毛，有奶汁的树叫做弄干（Daun Longan）我采了一大把叶，又到稻芭边砍些竹笋（它又苦又涩），回到郎高整理后，塞进竹筒和丢进几粒盐，烧火煮了吃。
那时，这些野菜成为我将近三个月维生的主要食物。除此，当榴莲果子季节时，我就独自到榴莲山食榴莲，也顺便捡些酸果（Mawong）。记得那时我很想吃白饭，有油炒的菜，喝一杯甜甜的咖啡……。可是我没有半分钱，不能托人买。又是妄想一场。
由于主要以这些苦涩又酸的野菜野果充饥，引发胃病。由于没有药，只好暂停吃野菜喝水休息。这些郎高已是陈旧的，处在空旷的山腰，风也大。一次晚上刮大风，将盖屋顶的树叶吹掉，又下着雨，我被淋到发抖。第二天一亮，就把树叶捡回来再重新盖好。
三个月独自一人的煎熬日子确实难熬，我盼望组织，也有点埋怨我的上级联系人郭楚然，为什么没有与我联系?也想起 1961年元旦，我在成邦江郑春喜父亲的店里，看到的老同学李玉兰和卢映月，也想起和我一样开展民族工作而奔赴远方的庄金明，张雪梅等同学，不知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地在艰苦奋斗……。
这一带的群众应该会知道，我那时躲藏在他们的旧稻芭，但他们没有出卖我。有一次我在一片较远和偏僻的稻芭住了多天，芭主的女儿（约15 岁）来找一些野菜时，看到我在她的稻芭住，她告诉我关于敌兵和长屋的情况后就回去了。她向母亲和长屋的人说：“我摘下的弄千老叶丢在郎高下，堆了高高的一层，他真喜欢吃这种树叶”。后来，当长屋的人转告给我时，让我一时一阵心酸和难受。还好，我很快告诉自己，“干革命就是要付出牺牲的，群众一时的误解，算不了什么”。这样内心慢慢平静下来了。
（四）
1963年2月，我转移到一处较远，但更接近英吉里利华区后山的旧稻芭，在那里多住几天。这郎高里依然没有粮食和其它东西，我照旧到芭地去采野菜充饥。
一天下午约三点左右，我正在芭边砍竹笋时，看到两个人慢慢走近郎高。我仔细观察他们的装束和表现，肯定不是伊班群众和敌兵后，就快步走近他们时，让我惊喜万分，万万没有想到是多年不见的范子香同志。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的心使我不知要说什么。
范同志用他锐利的眼光反复注视着我的脸和眼睛及我的装束，用关爱且大声说：“你的脸和眼睛为什么那么白和黄？为什么变得这么消瘦？”那时我听了，一直静静看着他，没说什么。因为此时我已经看到组织已明白我这段日子的艰辛。
我们上郎高坐下后，范同志向我介绍与他同来的那位中年同志是邱振芳（后部队名赖福强），是英吉里利客家人，农民协会的主要负责干部。接着范同志交代他是组织安排联系我的，并传达组织的决定进行武装斗争的指示，要我和春喜到英吉里利，与第二省干部共同讨论越界到印尼参军的问题。他了解我这段时间的工作后，乘天黑前返回。
范子香同志也是来自第一省晋连路 17哩。在学校时，他比我低班，那时彼此虽然认识但没有组织关系。他在1961年时调来第二省工作，和李玉兰，卢映月，陈宗明，蔡明娇，由林和贵组建第二省省委员会。在敌人大逮捕时，除李玉兰幸免，其他三人被捕入狱。
和范子香取得联系后，我便小心摸回长屋找傅青年，我写一张简单字条，交代他送去李叔叔家，再由李叔叔的儿子送到峇都令当交给春喜。在信中告诉春喜，已经和组织取得联系，并约定他到我这里，一同去英吉里利参加会议，讨论武装斗争问题。
1963年2月，正是华人农历新年的第二天，我和春喜翻越过2000 尺高山，来到英吉里利马鹿后山朱姓的家。在那里，我看到第二省工作的部分干部:陈明惜（部队名士杰），黄赛莺，庄子杰和范子香。会议由子香主持，他谈了目前的斗争形势后，就集中讨论武装斗争，带领大家学习革命导师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毛主席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等。由于我们对武装斗争陌生，所以也只是一般的理论说明。
第二天下午约三点左右，会议正在讨论发动青年越界参军的问题时，从两条路不远的方向，传来一阵炮竹声，那是守岗的青年发现敌兵逼近的讯号。与会者便迅速分散后返回各自的地区。追捕行动失败的敌人将守岗的青年范国强(后部队名吴铁)带回警局，问话后就释放他。范国强过后向子香承认，向敌人透露个别与会的人。随后子香叫我带他过印尼边区，等待后面的大队。国强是我带过去印尼最早的一人。
这时，在傅青年住家一带的敌情越来越紧张，我决定(同时长屋的群众也劝我)先过印尼暂时隐避。群众为了我上路的安全，这座长屋一位中年主动拿着猎枪，带着狗护送我。他叫我跟在他的后面，双方距离远一点，万一遇到敌兵，他就大声和他们谈话你听到就躲起来，等兵走后再跑。他割山路带我到印尼边界的长屋，再反复交代那里的屋长好好保护我。让我对这一带群众深深感动，永不忘记。
我并没有放弃任务安住下来，还时不时回返国内与范子香联络，带回先过边界的人，叶贤钦（部队名鲁恩）是先过印尼的第二人。
1963年3月初，这地区（丰洛和英吉里利）准备好的部分同志，即范子香（李洪彬）邱振芳（赖福强）、蔡义清、郑志伟、吴春华、郑春喜、徐锦木、李汉文、李晴（亚胜）、Daru（伊班族中年）和我一起越过边界到印尼参军。这是我和春喜结束两年多的民族工作，走上武装斗争，开始另一段终身难忘的战斗历程。
回首这段时间的民族工作，我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和反思的
（1）两年多与群众生活和接触，让我了解伊班群众的生活，风俗习惯和性格，看到存在一些落后面和警惕，学习和掌握一些他们和自然界斗争的本领。给我后来部队在民族区活动，提供非常有利的作用。“近水识鱼性，近山识鸟音”，学会他们在深山寻觅试探，懂得能与不能食的野菜、野果，能辨别鸟兽发出的声音，让我们（部队）避过一些意外。我 20多年的部队历程中，比一般同志少遭遇意外损失，是和这方面的认识和重视有关的。
（2）这地区的伊班群众对革命积极支持是斗争的力量。我在那年能坚持和保存下来，特别是在后期一年的恶劣环境，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是重要的条件。就是在我离开后，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在砂印边区立足和战斗，也是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靠他们提供粮食（杂粮），购物，了解敌情。
我们不会忘记，第二支队成立不久，明光(那时我在他家住的傅青年)和帝玛到老家那座长屋（Rh Lubok Ponteh）的稻芭联系群众时，不幸被敌兵袭击。明光灵活且很熟悉道路，很快就安然回到部队驻地。帝玛则背部受伤，躲在草丛里安全避过敌兵的搜索。第二天，50 多岁的屋长到稻芭来，帝玛爬出来见他。屋长告诉她敌兵还在长屋住你躲好不要出来。过后他回长屋煮饭，和向敌兵说：“我的儿子砍芭受伤，要讨消毒药水”。他乘敌兵不注意时前往稻芭，带给帝玛一包饭，又帮帝玛洗伤口。两天后敌兵撤离长屋，这位屋长就去稻芭，背帝玛过边界回到部队。而部队驻点的同志见帝玛几天都没有回来，以为她已牺牲，准备举行追悼会。看到屋长背帝玛回来，每位同志都很感动，对屋长深深表敬意。
（3）主观不实际是有些领导长期存在的缺点。那时我以修理收音机和钟表为职业，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当时在那贫困落后的伊班族中，根本没有几个人有收音机和手表。我们也无法解决零件和技术差的问题，更不能托人代购。再看去其它省份开展民族工作的战友，在还不懂民族语言，不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以割胶生活的陌生人，很快引起敌特、传教士、教师的注意，活动不久就被捕，阵地也几乎被肃清，损失一批最早觉悟的同志。
我的政治觉悟和生活本领，还是一个简单幼稚的0员时，要承担超越我的水平的考验让我陷入尖锐的思想斗争。两年多与组织失去联系，独自一人在贫穷落后的民族区，长达三个月几乎完全依靠野菜野果为生，不断转移与敌周旋,虽然确实痛苦疲倦，但我对组织的忠诚，使我继续战斗下去。最终与组织取得联系，步向新的战斗历程。
“梅花香自苦寒来”。可是多少人没看清梅花的特质，认为梅花本来就是在冬季开花没什么特别意义。部队里也有领导不是真正了解“寒梅”，也没有真正信任和栽培。
几十年以后，我才了解到组织没有联系我的原因。我从一份文件（林和贵写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看到，1961年中央因郭伟忠问题，将郭调去沙巴，郭伟忠原来是负责民族工作和第二省工作的。他离开后留下的工作由文铭权负责，后文转给林和贵负责，但林和贵说民族工作和他没有关系。那时林也成立第二省省委会，但不管民族工作。这就是我和春喜在民族区已被忘了，我们成了被遗忘的孤儿。到1963年决定进行武装斗争时，可能是林通知范子香省委再找回这个孤儿。
也许我的看法与情况可能有些出入，但我对中央的矛盾和处理，尤其对我们不负责任的处理是有意见的。我总希望领导能检讨和说明，但如今已不可能了。但愿历史不该被忘记。
温贤定 2023年10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