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三年北加武装斗争高峰期，政府与北共分别蒙受了七百人和五百人的损失；为了对付兵力不足千人的共产党游击队，政府出动了七个营的正规军及四个营的警察部队，总共逾万兵力。造成了十亿林吉经济损失，马政府为剿灭游击队开销高达一百亿林吉" （林煜堂博士）。北共的斗争是当年国际共运中光荣的一环，其成员中有很多华人，对国人来说也有着另一层深刻意涵；因此笔者写下此文以纪念那股曾经席卷东南亚的革命浪潮以及北加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
革命者下南洋——北加里曼丹共产主义运动史
2013年9月，曾经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虽是共产主义者但却获颁过大英帝国勋章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平逝世，使得当年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受到了媒体的重新关注。马来亚共产党的战士们在放下武器后集资建立了友谊村历史展览馆等场所保存、介绍他们的革命斗争史，为后人留下了内容翔实的资料。不过马来亚共产党的兄弟政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因其活跃地区较为冷门，人数较少而知名度较低，在互联网上则较难找到综述北加里曼丹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文章。
据马来西亚学者林煜堂所著的《江河浪淘沙——砂拉越大时代儿女情怀》一书记载，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三年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武装斗争高峰期，马来西亚政府与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分别蒙受了七百人和五百人的损失；为了对付兵力不足千人的共产党游击队，马来西亚政府出动了七个营的正规军及四个营的警察部队，总共逾万兵力。两者的对抗造成了十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的经济损失，马来西亚政府为剿灭游击队付出的开销则估计高达一百亿林吉特。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斗争是当年轰轰烈烈的国际共运中光荣的一环，而且其成员中有很多华人，对国人来说也有着另一层深刻意涵；因此笔者写下这篇文章以纪念那股曾经席卷东南亚的革命浪潮以及北加里曼丹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
北加里曼丹概况
北加里曼丹指的是包括今天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沙巴州、纳闽联邦直辖区以及东南亚国家文莱的一片地区。该地在历史上曾由文莱苏丹统治，但从16世纪开始被加里曼丹岛就成为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对象。1840年英国人占姆士·布洛克率领英国侵略军抵达沙捞越，“帮”文莱苏丹镇压了当地出现的人民起义，获得了大片领土建立起一个奇特的白人君主国家（头衔为拉者Rajah，受到英美的承认）；而在1872年又另有英国殖民者强占了今天沙巴州的东北海岸一带，开始蚕食文莱东部的领土。最终在1888年两地都沦为英国保护地，文莱则沦为了英国的保护国。由于拥有与西马来西亚完全不同的历史，因此当地人对英国将其与其他殖民地强行整合为马来西亚存有相当程度的抗拒心理，为该地出现共产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
自十五世纪起，文莱苏丹就吸引了大量华人前去种植胡椒等经济作物，据说今天文莱的马来人大姓Awang就源于和华人通婚。到了北加里曼丹即将爆发起义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地有达雅克人（这是对当地原住民的一个统称）一百二十余万人，华人三十余万人，马来人二十余万人，以及少量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当地华人同祖籍国一直保持着联络，关心中国的前途发展；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更有一批共产学人流亡至星马各地，他们多投入文教界，在华人社会中传播左翼思想，为日后北加里曼丹涌现共产主义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期间南洋华侨向祖国捐款捐物，并召集青年回国抗日，这唤醒了南洋华侨的民族意识，也让他们开始思考自身的前途命运。到了1941年日本开始侵略东南亚后，南洋多地都出现了华人抗日武装；其中尤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最，再加上许多回国助战的华侨青年在祖国大陆接触到左翼思想，共产主义在南洋华人社会中逐渐为人所知，左翼组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流亡者伍禅
伍禅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1926年他远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今筑波大学），接触到了左翼思想，回国后参与了左翼文学运动，与巴金、吴朗西等人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8年伍禅因战争流亡至其父生活的沙捞越，被聘为新尧湾华侨公学校长，并担任《沙捞越日报》编辑。较高的文化水平以及特殊的职业身份使得伍禅成为了沙捞越地区左翼思想的播火者。
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北加里曼丹；第二年年初伍禅便与古晋和石隆门的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主要有李树芬、陈士民、何和珉、杨展谋、陈绍唐、杨汉光等人）成立了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秘密筹划沙捞越沦陷后的抗日工作。有趣的是，伍禅的留日经历为其组织抗日团体提供了很好的掩护——早在日军进攻古晋时，伍禅就曾主动向日军提供假情报声称英军已逃往荷属东印度，为英军撤退争取到了时间；而日军指挥官见他是日本名校毕业，便不予怀疑将军队派往了其他地区。此后日军便把伍禅视为“自己人”，虽然伍禅拒绝在伪政府任职，但还是被授予了在石隆门买卖大米的特权，这就为他资助抗日活动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伍禅曾打算组织游击队与日寇直接对抗，为此找到了《沙捞越日报》的总编涂耐冰商议。涂耐冰是福建莆田人，本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出身，不知为何回乡组织了一支民团，最终参与了福建事变，因此流亡北加里曼丹。伍禅正是看中了涂耐冰曾经的“军事经历”，才找他商议此事。但涂耐冰认为直接举兵风险太大，劝伍禅搁置这一议题。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则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及为盟军搜集情报等活动。在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成立几个月后，属于荷属东印度的坤甸和山口洋一带地区有人组织了一个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派人到古晋商讨两个反日同盟会合作打击日寇的大计。由于山口洋一带日军较少且有大片原始森林，两个反日同盟会决定合并为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以伍禅为最高领导人，在西加里曼丹组织游击队抗日。此后伍禅等人便忙于搜集军火运往西加里曼丹的山林中。
最终盟军于1945年9月11日登陆沙捞越，结束了该地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岁月。二战胜利后伍禅创立了砂拉越华侨青年社、中华教育会等团体以及《中华公报》继续推行左翼事业，另外在伍禅的奔走下，各华人组织还在1946年7月1日联合成立了古晋中华公会。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抗战胜利后左翼思想在北加里曼丹蓬勃发展，但喘过气来的中国国民党也开始着手恢复其在南洋的支部活动。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华人群体内部左右翼的争斗开始浮现，另外同样在1946年，沙捞越末代拉者查尔斯·梵恩纳·布洛克宣布要将沙捞越彻底卖给英国，引发民间大规模抗议，也使沙捞越的左翼运动进一步走向激进化。
砂拉越华侨青年社
砂拉越华侨青年社成立于1946年5月25日，其以《青年》半月刊为阵地面向广大华侨进行宣传，还深入古晋中华中学招募学生入社，兴办了义务夜校为在职青年提供教育机会，还拥有宣传左翼思想的歌咏队、舞蹈团与话剧组，是当时最活跃的青年团体，拥有11个青年分社，社员共达2000多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都曾是该社社员。古晋华侨青年社站在反殖立场上反对沙捞越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批判末代拉者是在出卖沙捞越人民，还向各华人社团发动联署反对让渡。
不过与左翼组织相比，亲国民党的华人群体就对让渡一事无动于衷，在拉者召集的“国会会议”上，三名华人“议员”均对让渡一事表示赞同。另外虽然都是反让渡，但华侨青年社的目标却与马来人大不相同：华侨青年社是希望沙捞越能实现自治乃至独立，而马来人则有维持君主制等其他目标。因此二者在抗议活动中多少有些貌合神离，马来人的行动也比华人要激进得多；最终一个叫“十三柱石”(Rukun 13)的马来人秘密小组在1949年12月3日刺杀了时任沙捞越总督Duncan George Stewart，引发英国殖民当局的大规模搜捕，彻底结束了有关反让渡的抗议活动。
诗巫华侨青年协进会
在砂拉越华侨青年社创立后不久，沙捞越另一大城市诗巫也出现了类似组织。诗巫华侨青年协进会同样开办夜校，举行文艺活动宣传左翼思想，其还成立了篮球队到沙捞越各地举办友谊赛，借此团结各地的华裔青年。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砂拉越华侨青年社与《中华公报》、中华教师协会、中华妇女会和码头工友联合会联合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表示热烈祝贺，砂拉越华侨青年社与《中华公报》的大楼还同时升挂五星红旗以示庆祝。同年10月10日晚上，当地举行了共有几千人参加的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会后的秧歌舞会盛况空前。
英国承认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鼓舞了北加里曼丹的左翼华人社团继续向前发展，1950年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则标志着左翼在北加里曼丹华人群体中的全面胜利。在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的翌日，砂拉越华侨青年社的领导人便火速召集了客属公会、码头工友联合会、《中华公报》、业余俱乐部和咖啡店员公会等社团代表，于客属公会会所开会讨论筹办中英建交（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中英真正建交是在1972年）庆祝会的事宜。出席会议的社团联名向古晋的华人店铺业主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从第二天开始连续三天在店外悬挂五星红旗和米字旗以示庆祝。会议还决定邀请古晋所有华人社团在1月9日晚间7点委派代表到码头工友联合会会所出席联席会议，共商庆祝事宜。最终会议即席成立了古晋华侨庆祝中英建交筹备会，推举知名侨领李永桐为筹备会主席，敲定于1月28日举行大会隆重庆祝中英建交，并要求华人商家、华文学校和各华人团体在当日休假一天，踊跃派员参与各种庆祝节目。
很有意思的是李永桐其实本是中国国民党驻古晋分部执委会常委，但显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掉转了阵营。
1950年1月28日上午九时，庆祝大会在古晋利联戏院准时召开，李永桐等侨领先后上台致辞，呼吁华侨社会大团结，共同扶持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大业。会场上悬挂了孙中山、毛泽东、乔治六世和Duncan George Stewart的画像。为了配合庆祝大会，筹备会还出版了纪念特刊，发表华社联合宣言，并发电报向毛泽东致敬。砂拉越华侨青年社的文娱组表演了爱国歌舞，整个庆祝活动的重头戏则是当晚的“火炬大游行”：
当天傍晚六时半，三十多支代表各社团、学校的队伍，准时齐集于圣多玛中学操场，伴着喧天的锣鼓声列队环绕市区街道游行了一周，整支队伍长达一英里。除了火炬与提灯游行队伍外，还有踩高跷的队伍、传统的锣鼓队、花车和巨型的毛泽东画像，然而全场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则是由砂拉越华侨青年社、福建公会、商会和各华校学生组成的多达一千人的秧歌队。在那时秧歌舞是左翼团体最热门的集体活动，参与者伴着简单的歌曲旋律，以整齐的舞步演绎出农民在稻田插秧、收割的场景，不仅贴近群众生活，还极富艺术感染力。当晚的古晋可谓是人潮汹涌、万人空巷，游行队伍所经之处民众夹道欢迎，欢呼声不绝于耳，沿途的一些公会和商家，还燃放爆竹以示庆祝。
而诗巫华侨青年协进会自然也不落人后，它也发动当地的华人社团，成立了诗巫华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兼中英邦交筹备会，推选了多位知名侨领出任筹备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成员中同样有前国民党党员），同时决定在当年2月17日（即农历大年初一）举行盛大的庆祝会。
到了2月17日，诗巫中华商会、诗巫华侨青年协进会、码头工友联合会、福州公会、京果商公会、兴化莆田公会、琼侨公会等17个团体在诗巫乐士戏院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大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出贺电，并在当晚举办了火炬大游行。游行队伍在夕阳西照下于爱莲街结集，准时在傍晚六时一刻整队出发，按照预定的路线绕市区游行一圈。游行队伍顺序为大会旗灯、建华西乐队、中华中小学火炬队及花灯队、码头工友联合会花车、南华俱乐部南管乐队和其他火炬花灯队。当晚同样也有由诗巫华侨青年协进会、中华中学、益智学校、大群学校、中兴中学组成的大型秧歌队表演，三百三十多名年轻男女唱着嘹亮的歌声，踩着整齐的步伐，忘我地在街上跳起欢快的舞蹈。
诗巫闹市各街道的商店还充分响应主办单位的号召，在店铺外张灯结彩，高高挂起五星红旗。火炬花灯所经之处亮如白昼，热闹非凡。
但是殖民当局可不乐见此种发展，当时华民政务司一个名叫J. R. Outram的官员就在受邀致贺词时公然威胁华人群众不得对新中国投入过度热情，因为英国政府向来持反共立场，不允许臣民涉入共产主义相关活动。很快殖民当局就针对华人展开了迫害行动：当年六月其宣布限制升挂外国旗帜及政治领袖肖像，矛头直指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紧接着在同年九月十三日，殖民当局发出告示，禁止所有社团与学校在中国国庆当天举行游行或露天集会，华人团体只准在申请获批后举行室内庆祝会。除了打击华人的爱国之心外，英国殖民当局还全力打压左翼书刊，伍禅创办的《中华公报》就在1951年5月被当局查封，主笔易艺伍被遣返回国（回国后在广东华侨中学任教，曾任广州市政协委员），伍禅本人则因当局的骚扰被迫离开古晋，前往诗巫出任当地中华中小学校长。无独有偶，在诗巫也有一家《侨声报》因倾向左翼思想被查禁。在书籍方面，不知是殖民当局认知有限还是想趁机打压中华文化，其宣布的查禁名单中很多字典、辞典赫然在列，成为一时笑柄。
前文介绍的诗巫华侨青年协进会和砂拉越华侨青年社分别在1950年底和1951年初被迫解散。
另外在更早之前，殖民当局还曾将一位社会学家田汝康递解出境：田汝康是云南昆明人，他在1948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受殖民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该会与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有关）之邀前往沙捞越从事华人社会研究。结果就因在1949年10月1日当天出席了《中华公报》在利联戏院举行的庆祝会，田汝康就被沙捞越殖民当局视为煽动华人支持新中国的“祸首”，殖民当局很快就向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公署告状，导致其被递解出境，改在新加坡完成自己的研究。1950年6月，田汝康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他后来曾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
殖民当局的打压充其量只是让北加里曼丹的左翼运动转入地下，反而鼓励了更多华人参与左翼运动。重压之下，北加里曼丹的第一次大规模学潮即将爆发。
中华中学学生自治会与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前文曾提到北加里曼丹左翼思想的播火者伍禅曾在古晋中华中学任职，在他的指导下中华中学的左翼学生于1949年年中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出版会刊《莽草》，并在各班办起壁报传播左翼思想；学生自治会还组织了各类文娱小组在学生中编排进步歌舞。
中华中学学生自治会的主席蔡思忠，是当地甘蜜街知名土产商黄渭亭的儿子，学生自治会的主要干部还有中华中学校友会主席张荣任与文铭权等人，他们日后将成为当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左翼思想风行一时，在学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有一批沙捞越学生在新加坡求学时加入了进步华侨青年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马来亚共产党在当地的一个外围组织。1950至1951年间，参加过进步华侨青年会的学生叶秋霞、云大峰、沈励等人先后回到古晋，组织了砂拉越进步华侨青年会，代号“Y”，在古晋华校中活动。上述学生自治会就受到了这个组织不小的影响。不过由于1952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停止一切海外支部的活动，各地的进步华侨青年会原地解散，许多成员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砂拉越进步华侨青年会是以侨民身份从事进步活动，以帮助沙捞越推进革命的姿态出现，因而组织内部出现了是以侨民身份还是以主人翁身份推动沙捞越革命的争论，其中主张以主人翁身份推动革命的一派（主要有张荣任、郑祝聪、丘立本、黄锦茂、王淑华等人）于1951年10月退出了砂拉越进步华侨青年会，另成立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号“X”，在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中吸收成员开展工作。
十•二九学潮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使得大批南洋学生接触到了左翼思想，也导致许多与国民党有关者逃到南洋一带；这就导致当时的华人学校出现了学生亲共，老师反共的现象。1951年6月，古晋中华中学首任校长林从周退休，继任者张俊是一名前中国国民党官员。张俊上任后很快就找来了同样反共的涂耐冰到学校任教，涂耐冰虽曾参加过反蒋活动，但依旧忠于中国国民党，早在1946年他就办了一份《时事评论》半周刊与左翼报纸《中华公报》打擂台，到处宣传反共思想。另外涂耐冰有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在上课时经常连声咳嗽，许多学生误以为其患有肺病，在上课时纷纷自动把桌椅往后挪，使教室前半部分完全腾空，以防被“传染”，也是奇事一桩。这两尊大佛的到来使得中华中学中的左右翼之争愈演愈烈，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1951年10月29日上午，古晋中华中学的两名学生领袖蔡秀娇和丘立本，在如常到校后，被校长通知他们去警察局录口供。
蔡秀娇是客家人，其家族从事农业与土产生意，是当时学校中活跃的学生领袖，他不仅有组织能力，而且还善于讲演，非常受同学欢迎。另一位被传唤的学生丘立本，是当地潮属大佬、甘蜜街著名商号“合记”东主丘士勋的儿子，也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蔡、丘两人被叫到警局后不久，此事便在学生中间传开。许多学生认为是张俊向警方检举了二人，意图借此镇压校内的学生运动。当天下午，丘、蔡两人非但没有返校，殖民地警察还又抓走了七名学生。于是在下午三点过后，群情激愤的学生开始包围校长室，要求张俊对此事作出交待，并立即出面保回被捕同学。张俊则拒绝作出回应，并暗中通知殖民地警察事态有变，于是大批武装警察开进校园施放催泪弹强行清场，学生们只好先撤出校园。中华中学校董会得知此事后，连忙由主席陈木林召开紧急会议，全体校董分乘几部车子赶去学校。而驻守在校门处的员警，竟拒绝让校董入内，经过多番交涉，校董们才得以进入学校行政大楼，与在场的高级警官商谈。
学生一边，则由中华中学学生自治会与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集学生代表到古晋华侨青年会会所开会，成立了一个由黄锦茂领导，成员包括全校各班级代表的“学生委员会”，敲定从当天开始全校大罢课。
在学生委员会的号召下，全校学生在翌日便展开大罢课，要求殖民地警方立即放人并罢免张俊等反动教师。学生委员会还应邀派遣了19名代表前往中华商会会所与校董会对话，殖民当局华民政务司的官员也赶来参与。但他们在见到校董会以汽水招待学生代表时，竟放声大骂，于是双方在没有实质接触的情况下不欢而散。之后学生代表多次应邀与校董会进行谈判，学生代表坚持罢免校长张俊和部分反动教师的主张，然而校董会主席陈木林则以革除校长一事事关重大，不能擅自决定，必须要向殖民地总督请示为由，采取了拖延战术。再加上华民政务司和教育司的英国官员不断从中作梗，谈判一直呈现胶着状况。
在这场学运快要进入第三个星期时，殖民当局试图采取高压手段来迫使学生放弃罢课，就把14名学生领袖全部告上法庭，他们之中最早被警方传去问话的蔡秀娇与丘立本外，还有主导罢课的“学生委员会”领袖黄锦茂、郑祝聪等人，他们因发动学生包围校长室，而被控以“妨碍校长人身自由”的罪名。法庭开审当天，大批学生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除了旁听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给被捕学生领袖加油打气。但经过几天的聆审，部分学生领袖被裁定罪名成立，代表他们出庭辩护的英国进步律师T. G. Dunbar，随即在庭上表示不服，依法提出上诉，因此法庭谕令将此案交予上诉法庭审理，各被告获准交保外出候审。尽管已有英国律师T. G. Dunbar义务出庭辩护，但14位学生仍需大量现金以取保候审。于是在场的学生便分头行动，为他们张罗资金；其中有一位学生蔡高文为了帮同学缴交担保金，乘坐由另一位学生所驾驶的摩托车，准备赶回他在甘蔗园路的居所筹集现款。孰料在途中摩托车失控翻倒，蔡高文重伤身亡。这一悲剧使学生的情绪高涨至极点，在为蔡同学送殡之日，数以千计的学生，包括校董会部分同情学生的校董、左翼团体和社会大众，齐聚位于甘蔗园路的蔡府，以悲痛的心情列队出殡。在送殡的过程中，他们组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队伍前头高举着蔡高文遗相，送殡者手拿花圈和挽联，手臂戴黑纱，肃然哀痛，正气凛然，气势非凡。由于蔡高文同学生前热爱绘画艺术，屡获殊荣，因此在当天绕市区游行一周的出殡队伍中，学生们除了高举他生前的遗作外，还沿途派送背后写有“为人民艺术的牺牲者”、“人民艺术家”等字样的蔡同学遗照。当晚学生委员会在中华中学的操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与会学生群情激愤，高呼反帝口号。英殖民当局在得知消息后，马上打电话要校董会主席陈木林出面制止，于是就有数位校董在陈木林的点名下赶到现场，但他们在看到学生们情绪激昂的场面后岂敢造次，只得登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后，便迅速离场。
在罢课斗争的同时，学生委员会还为罢课同学安排好功课学习和其他文体活动，按年级把各班同学编组成许多个学习小组，分派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同学给低年级同学讲课，而高年级同学则自学或集体学习。除特殊情况外，学生们每天和在校正常上课时一样按时学习，教室则由古晋华侨青年社提供。经受了罢课斗争锻炼的学生，学习目的更加明确，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也更高了。他们不仅按学校规定的教学进度认真学习学校功课，还增设了学校课程之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课，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斗争史、辩证唯物主义等内容。所以，在罢课期间，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们不仅没有荒废学业，还学到了比在学校正常学习时更多的东西。为了使罢课同学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学生委员会还组织大家参加了各种积极健康的文娱活动，如讲故事会、唱革命歌曲、排练舞蹈、排演话剧、举办文艺晚会等。上述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罢课学生的生活，还迅速提升了大家的政治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使同学们团结得更加紧密。
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古晋华侨青年社还联合组织了学生文艺宣传队到农村搞宣传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到西连路三十二英里和四十英里两个小镇的活动。当时这两个地区的农民群众听说由罢课学生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要来了，纷纷赶到镇上欢迎，当天竟聚集成几千人的欢迎队伍。这不仅极大鼓舞了同学坚持斗争，还使殖民当局惊慌失措，开始思考解决办法。
在罢课风潮进入两个多月后，殖民当局找到当地福建帮大佬王观兴出面疏通，希望能尽快平息这场学运。1952年1月17日，部分热心华文教育的华社领袖在王观兴的邀请下，于黄庆昌有限公司办公室召开会议，众人推选王观兴担任中华中学校董会的新任主席。会议除了授权王观兴等人寻找途径从速平息学运外，还成立了一个“学务委员会”，暂代张俊离职后所留下的校长职务。在新一届校董会的大力斡旋下，1952年2月学生委员会的领导层经多次商议，确认开除校长张俊和部分反动教师的目标已经达到，遂决定结束这次长达103天的罢课斗争，呼吁学生回校正常上课。但在复课初期，依旧还有一些零星的纠纷发生，直至同年四月，原在殖民当局担任视学官的徐耀东正式出掌校政之后，学校才渐渐恢复宁静。
左翼学生发动的这场学生运动，虽然成功斗倒了校长张俊和部分亲国民党的教员，但左翼学生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新任校长徐耀东登台后，马上大力打压学生团体，勒令全校学生重新办理登记手续，开除了15名（一说18）在学潮中极其活跃的学生；他还以学生人数不足为由，暂停开办学校高中部。而14名被殖民当局告上法庭的学生领袖身上的罪名也没有被撤销，因此无法回到校园，其中丘立本、黄锦茂、王淑华等人便选择回国生活，离开了北加里曼丹这片土地。丘立本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黄锦茂则曾任北京市政府侨办副主任：
另外当时古晋中华中学的另一位重要左翼领袖张荣任（其人祖籍广东潮州，出生于属于荷属东印度的三发，他在考取剑桥文凭后到古晋中华中学任教）则在1951年底前往新加坡，参与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
沙捞越进入紧急状态
早在1948年6月英属马来亚的殖民当局就宣布该地进入紧急状态，好全力剿灭马来亚共产党。而沙捞越的殖民当局自然对此是眼见心馋，一直在寻找机会好在沙捞越实施同样的紧急法令，打击当地愈发活跃的左翼运动。到了1952年，沙捞越殖民当局终于等到了借口：1952年8月5日23时，五名（四男一女）自称是“印尼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分子突然出现在巴都吉当 巴扎，要向当地的店主“商借”一万沙捞越元现金；店主们只好凑集了八百沙捞越元予他们。这批来历不明的武装分子后在镇上逗留至凌晨二时许，乘车朝西连方向离去。之后他们在途经一处警察局时，被站岗的员警喝令停车接受检查，遂向其开火，在打死一名伍长后扬长而去。这起事件无头无尾，至今也不知是何人所为，但给殖民当局实施紧急法令提供了绝佳的借口。1952年8月8日，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Malcolm John MacDonald便宣布沙捞越第一省（包括今天的古晋省、西连省和三马拉汉省）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此日宣布英属马来亚的紧急法令在沙捞越同样适用，从新、马调派大批军警到沙捞越驻防。一时之间古晋弥漫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
早在1952年6月9日，殖民当局就逮捕了当地左翼运动先驱伍禅，紧急法令实施后，更是风驰电掣般逮捕了28名华校校长、教员与左派社团领袖（包括新尧湾中华公学校长陈士民、何和珉、古晋中华中学学生蔡思忠、乌梭中华公学校长李树芬和奴诺农民黄华等人），其中17人被驱逐到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最终回到祖国。
伍禅回国后的经历见：
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左翼团体也在沙捞越进入紧急状态后陆续解散。
进步教师会与同学会
文铭权1932年出生于古晋盐柴港，家里是甘蜜街菜市场里的商贩。文铭权是伍禅的学生，曾在美里中华公学任教。他后来回到古晋，成为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领导人。1953年初，文铭权与郑祝聪（前述十•二九学潮中的被捕学生领袖，其因此入狱一段时间）、王馥英（文铭权的妻子）联络陈绍唐、洪茂达、阮春涛等人组织成立了进步教师会，在华校的教师中开展左翼宣传工作，派他们到农村学校教书并开展农运。同时，文铭权联同十•二九学潮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黄纪作、张荣侨（张荣任之弟）、张可久组织成立了同学会，开展学运工作。
砂拉越解放同盟
前述提到沙捞越当时的一位重要左翼人物张荣任在1951年底前往新加坡参加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他在新加坡仍与文铭权、丘立本、郑祝聪等保持通信并时常寄去马来亚共产党和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的文件，鼓励他们继续革命。1953年7月，张荣任在马来亚共产党的指示下，将成立砂拉越解放同盟的决定和盟的章程等文件寄给文铭权，在文铭权的组织下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前身砂拉越解放同盟正式成立。1954年3月，张荣任前往印尼西加里曼丹省与文铭权接头，他秘密潜回了古晋与文铭权一同领导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活动，吸收了一些原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比如张荣侨）入盟，后又将进步教师会和同学会并入砂拉越解放同盟，建立起各级领导机构，全面开展学运工作。
砂拉越解放同盟是砂拉越先进青年的革命组织，它的最低斗争目标是争取沙捞越的自治独立和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最高的斗争目标是为了实现沙捞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砂拉越解放同盟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实行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盟员必须服从铁的纪律，也有个人的自由民主。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砂拉越解放同盟拥有非常严密的组织，从入盟标准到组织活动再到组织纪律都与地下党无异，但其并不是一个共产党。事实上张荣任在新加坡时本来是希望由马来亚共产党来领导砂拉越解放同盟，但马来亚共产党因此前的莱特事件不愿接手国外并不知根知底的组织，因此砂拉越解放同盟成了一个独立的革命组织，并最终演变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
砂拉越解放同盟在成立初期也曾出现一些小插曲：由于张荣任在新加坡活动时就已上了英国殖民当局的通缉名单，因此他在回到古晋后只能四处东躲西藏，不能进行公开活动。很快张荣任就受不了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于当年10月要求文铭权安排他去印尼。张荣任到印尼后曾在马来亚共产党党刊《觉醒周刊》的编辑部工作，但很快就离职退出了政治生活。前文提到的另一个积极分子郑祝聪则在张荣任到来后同其在路线等方面发生冲突，未深入参与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活动，最终在1956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三•三〇学潮
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成立，使左派学生势力一改“十•二九学潮”后的颓势，在校园内再度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师生间的大小冲突事件，也渐渐的频繁起来。这是因为自五十年代起学生数量大幅增长，使得师资短缺的问题日趋严重，于是当时的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与殖民当局教育部的华校视学官胡熙德便直接从香港征聘教员前来执教。然而部分南来执教的香港教员，无论在私生活上还是教学态度上都极具争议，经常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加上校方不断推出各种措施，钳制左翼学生的校外活动，双方的关系日益紧张，达到了爆发冲突的临界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自上任一年多以来便致力于募款筹建新校舍的校长林郁初，被有心人扣上了亲左的“红帽子”，最终于1954年的第一学期结束时宣布辞职。校董会则委任从香港招聘来的教员黄中廑（其人为前中国国民党党员）接棒，然而在他才刚准备上任时，便因绯闻事件而在校园里闹得满天风雨。当时黄中廑的房东愤然向中华中学校董会主席王观兴和副主席郭锡逢作出投诉，指控黄中廑调戏其妻；不久后校园便出现打倒黄中廑，直斥他为“大色狼”的标语，但黄中廑还是在视学官胡熙德的力挺下登上了校长宝座。此时一直试图透过学运来拓展社会运动的砂拉越解放同盟领导层，原有意借黄中廑的丑闻事件发动罢课，但即将毕业的高三班级同学首先表示反对，而包括黄纪作在内的部分学生领袖，则以十•二九学潮的前车之鉴，认为当时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更援引毛泽东的理论，强调学潮应该在“有理、有利和有节”的条件下展开，方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故砂拉越解放同盟最终对黄中廑的上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黄中廑在1954年下半年上任后，便大幅更换行政老师的阵容，大玩办公室政治，但其却对校内老师的教学态度不加治理，因此在左翼学生的带头批斗下，师生间冲突不断。而性格暴躁的黄中廑，渐渐也表露出他独断专行的蛮横作风：1955 年3月刚开学不久，初二乙班投诉数学老师蔡永棋的教学方法不当，十分难懂，要求校方敦促其改善。校长黄中廑接到投诉后，便指示教务主任朱渊明前去处理。没想到朱渊明对学生的要求置之不理，反而狠狠地训了学生一顿，引起了学生们的公愤。把事情搞砸的朱渊明自知众怒难犯，就在学生们的谴责声中狼狈地跑回了办公楼后向黄中廑报告称这班学生“目无法纪”，必须予以严厉处罚。黄中廑便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来压制学生，宣布一口气开除班上四名被指“带头滋事”的学生领袖。
这一举动马上引起初二乙班的强烈反弹，他们除了集体坐在教职员办公室所在的民德楼前方的广场上静坐抗议外，还列队步行到校董会办公室，要求校董会出面指示校方收回无理开除学生代表的成命。但是因为这些要求未获得各方的接受，初二乙班便首先开始罢课，随后一些其他班级的学生也给予支援，局部性的罢课开始在校园中蔓延开来。
为了能让学生们有一个应急的准备， 曾参加过十•二九学潮的高三班学生领袖黄纪作召集各班学生代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众人推选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等作为学生代表，向校方和校董会提出交涉。同时砂拉越解放同盟主持成立了一个六人小组(成员为文铭权、王馥英、黄纪作、黄纪晓、赖介元和陈金美)作为领导学生维护正当权益的斗争机构。孰料校方不仅没有妥善处理学生的请求，还由黄中廑拍板决定开除黄纪作等学生代表。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在1955年3月30日，全校性大罢课爆发，是为三•三〇学潮。
1955年3月30日，古晋中华中学全校约千余名学生中，只有不到百人到校上课，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罢课斗争。罢课学生在校外分几个地点分组自行学习，由高年级同学指导低年级同学上课。他们除了学习课本之外，还学习政治课，举办各种座谈会和体育活动。学生们还深入民间到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他们组团下乡到晋连路一带的农村体验生活，在帮椒农采收胡椒等热火朝天的劳动实践中锻炼自己。学生代表们成立了罢课学生委员会，由黄纪作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另九名来自各班级的代表，统一指挥罢课行动。学生委员会下还设有两个行动小组，以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等人为首的小组负责与校董会和校方谈判，并争取校内本地教员、学生家长和社会大众的支持；另一个小组则以杨柱中、陈金美和洪楚廷为首，专门负责团结各班同学，安排高年级学生为低年班学生在校外补课等事宜。
在三•三〇学潮中，黄纪作等砂拉越解放同盟高层，吸取此前十•二九学潮的教训，强调罢课行动必须在“有节”的情况下进行，也就是制定清楚明晰的斗争目标，统一诉求并有节制地投入斗争；不可重蹈十•二九学潮的覆辙，把斗争诉求无限上纲，甚至喊出“打倒英帝国主义”，“争取沙捞越自治独立”等政治口号，以致模糊了斗争的焦点。
为了达到“针对目标、打击要害”的“有节”战斗策略，从一开始砂拉越解放同盟所领导的学生领袖便定下了此场斗争所要争取的最低底线，即迫使校董会开除校长黄中廑、收回开除学生代表的成命、取消学校压制学生学术研究和健康活动的不合理措施与改善教学方法的四大目标，而在达到目的之后，罢课行动就必须立即停止。
因此，相比十•二九学潮的杂乱无章，四年后的三•三〇罢课就显得更加进退有序。在罢课中学生代表们充分发挥统战策略，成功争取到校董会、家长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同情与支持。自三•三〇学潮爆发后，英国殖民当局的教育部便不断向校董会施压，要求从速平息罢课。然而因为学生委员会和校方的互不让步，几次谈判皆不欢而散收场，但尽管如此，学生代表们始终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倒是坚持开除学生代表的校长黄中廑，不仅态度强硬，还不时指责校董会偏袒学生，最后更拒绝参与会谈，这使得很多校董渐渐开始支持学生委员会。
另外非常好笑的是，在学生们展开罢课行动后不久，黄中廑就示意校内的教员“罢教”三天，甚至集体跑到石角镇去观光，想要借此展示自己的力量。此举激起了华社的普遍不满，而校董会也因此召见黄中廑要其说明情况。毕业自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黄中廑口才极佳，他在校董面前慷慨陈词了一个多小时，怒斥校董会袒护学生，使校方无法维持纪律与尊严，应负起学潮恶化的后果。此次的会议自然不欢而散，校方与校董会间的裂缝，也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学潮初期，黄中廑还曾试图拉拢学生家长，游说他们同自己站到一条战线上迫使学生们中止罢课，但他没想到很多学生的父母并不买账，比如学生领袖黄纪作的父亲，他老远从晋连路29英里路段处的老家赶到学校，在家长会上质问黄中廑，他们家纪作究竟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如果是坏学生，为何能得到学校颁发的奖学金，但如果是好学生，学校又为何要开除他？本来打算拉拢家长的黄中廑，被气愤的家长追问得难以招架，只好草草宣布散会，这也说明在发动罢课后学生委员会向家长和社会大众所做的大量宣传工作，比如印发说明罢课原委的传单等，已取得很大的成效，将他们争取到了与罢课学生相同的战线上。
转眼间三•三〇罢课斗争已持续近三个月，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承受了来自殖民当局与社会的强大压力，学生们也决定 于5 月 13 日到校举行大规模集会，将抗议斗争升级。于是校董会便求助于刚从英国考取律师资格回沙捞越的杨国斯（有趣的是黄纪作后来曾在杨国斯的律所工作），邀他出面斡旋。于是杨律师首先会见殖民当局教育部官员，建议成立一个中立的调查小组，深入校园调查学潮起因，再设法妥善处理各方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殖民当局停止以警力介入校园事务，避免再节外生枝。英国殖民当局采纳了杨国斯的建议，委任他出任调查小组主席。杨国斯召集了学生委员会的代表和校长出席听证会，学生领袖黄纪作等人准时赴会，有理有据地阐述了罢课的导因以及学生的诉求，倒是校长黄中廑的刻意缺席，使他居于不利的位置。
调查小组接着召见教员来核对学生的说法，经过多番查证，他们确认学潮是因校长黄中廑在教务上处理不当所引起，事后其又拒绝和学生坐下来商讨解决之道，以致学潮恶化，在加上他的个人行为有欠检点，调查小组遂建议罢免黄中廑的校长职务，收回开除学生代表的成命。
而在1955年5 月 13 日上午，约千名学生分三组从不同方向进入古晋中华中学，极有秩序地在操场集合进行集会示威；为了尊重校董会避免引来殖民地军警镇压的劝告，集会只进行了一 个小时就宣告解散。这次集会促使校董会采取果断解决办法， 通过 13 个华团的力量，校董会宣布自行解雇校长黄中廑，取消其对学生的处罚。殖民当局教育部则无奈社会各界压力，只好就此作罢。5月16日，全校学生回校上课，三•三〇罢课斗争圆满落幕。而在这场学潮冲击后，很多学生都已参与过不同形式的学习小组，校内的革命气氛空前高涨，学生们还先后成立了协助校董会建校委员会、维护华文教育委员会、文艺研究社等各种文化活动团体。
经过三•三〇罢课斗争胜利的鼓舞，影响了古晋社会各界对殖民地社会的关注，促进了各界人士对政治的关心。另一方面，经过三•三〇罢课斗争锻练的许多学生在离开学校后，纷纷进入工会、农会、公开政党，深入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最后成为北加里曼丹革命运动的旗手。
反对教育白皮书运动
1955年6月，英国殖民当局依据伍德(E. W. Woodhead)所做的《伍德报告书》(Report upon Financing of Education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Sarawak)，于1955年6月通过《砂拉越教育津贴白皮书》(On Financing of Education in Sarawak)，颁布 《津贴章程》[Great Code (Regulation) of 1956]，宣布自1956年1月起给予学校津贴补助，由政府负担学校教师的薪俸，并由政府与学校董事会共同分担学校的基本建设费用。
白皮书表面上是缓解民间办学经费困难，改善教师待遇的举措；实际上却是通过津贴来达到控制华校和削弱校董会权力的目的。
白皮书一出笼，就引起华社的关注。砂拉越解放同盟通过学运、工运和华团的力量，发起了反对白皮书的斗争。首先古晋中华中学校友会致公开信给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吁请校董会站稳维护华教的立场，反对白皮书中危害华教前途的条例。当年9月2日，古晋十三个华人社团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反对白皮书中不合理津贴条例的决议。与此同时，诗巫、泗里街等地的文教团体也纷纷起来反对不合理的条例，要求修改津贴章程。
古晋中华中学、诗巫中华中学、美里中华中学、泗里街华侨中学的学生们通过发表告社会人士书，上街分发传单等方式来对白皮书中的不合理条例表达反对，提出修改意见。诗巫中华中学和泗里街华侨中学的学生还先后举行一天罢课，以示反对白皮书和维护华教的立场。
10月17日，诗巫华教委员会在福州公会会所召开各校校董会代表大会，通过反对白皮书的决议，重申津贴不能附带任何条件。
1955年11月19日，全砂华校校董会代表大会在古晋召开，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古晋多位代表和诗巫三名代表（黄声梓、黄祯容、 蔡水通）据理力争，反对津贴章程；泗里街三位代表（陈高明、俞祖禄、陈敬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代表则大力支持章程。最后进行表决时以12票对12票相持不下。最后身为大会主席的古晋代表陈水皎以主席身份投下支持票，通过了支持津贴条例的决议。
从此，华校成了半官方津贴学校，决定了之后数十年来华校 恶梦连连，危机重重的发展之路——在《津贴章程》实施后，校董会权力被大大削弱，殖民当局教育部有权命令校董会辞退校长和教师；而校董会在聘请校长和教师时也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之后在1957年殖民当局教育部又颁布了“中学生甄选制”，根据小学会考成绩，将学生分为“标准生”和“普通生”。这项措施于1958年实施后，有70%的学生被列入“普通生”而无缘踏入中学门槛。同一时间，殖民当局教育部还宣布实行年龄限制，超龄生被勒令退学；而当年生活在农村的孩子，由于交通不便，没有道路，往往要等到年龄较大时才能穿梭在胶林、丛林下的坎坷泥沼间步行前去学校上学，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华人农民的孩子无缘中等教育，难以通过读书改变自身命运。从此沙捞越等地的华校发展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年代，英文学校则一枝独秀，使殖民当局达成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砂拉越先进青年会
在三•三〇学潮和反对教育白皮书的斗争中，砂拉越解放同盟培养了一批干部，因此在1955年下半年，砂拉越解放同盟建立了外围组织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砂拉越先进青年会代号“〇”，其成员称“〇员”。
砂拉越先进青年会是一个群众性先进分子的组织，为实现沙捞越彻底自由和民主而斗争。大批学生中的积极份子在被吸收入会后，受到了了更严格更有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入会必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迅速地被培养为砂拉越解放同盟的干部。
从此，砂拉越解放同盟便通过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去推动和领导学运、农运、工运、公开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统战以及民族工作等各条战线的工作（实际上出于保密需求，砂拉越解放同盟自1959年起便不再吸收新成员，而只在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的组织中招收成员），又把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进砂拉越先进青年会，随着〇员的不断增加，各条战线的工作便不断地发展，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的组织也就随之发展壮大。
砂拉越先进青年会虽然是外围组织，但也是一个组织极其严密的秘密组织，拥有严格的入会标准和纪律要求。加入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和加入砂拉越解放同盟一样要面向马恩列斯毛五大革命导师画像宣誓，入会誓词如下：
我XXX，砂拉越人民的中坚分子，砂拉越先进青年会会员，谨此在导师和组织面前庄严地宣誓。
我参加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完全出自个人的志愿和抉择。我将彻底、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利益，遵守纪律，执行一切决议。我保证为砂拉越民主和自由的彻底实现，我一定坚决地紧紧跟随着组织和中央。
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之教育群众，努力提高自己和群众的政治和思想水平，以便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一份子。
没有任何称号是比革命者更加光荣的了。我一定以实际行动保持这个称号。为了组织和伟大的事业，我毫不犹豫地贡献出我的一生，我绝不半途退缩，不怕任何艰难危险，任凭残酷的虐待和殴打，绝不投降，我保证不论何时何地，不向敌人屈服。我一定尽我所能维护和捍卫组织的严密，甚至献出我的生命。
我将沿着马列主义光芒照亮的大路上奋勇前进！
此誓
宣誓人XXX
监誓人XXX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