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反新老殖民 争独立自由 3
(75) 1951年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X）成立
1951年10月张荣任、郑祝聪、丘立本、黄锦茂、王淑华等人认为砂拉越进步华侨青年会是以侨民身份从事进步活动，帮助砂拉越推进革命的姿态出现是不足够的。因而，在组织内部出现了是以侨民身份还是以主人翁身份推动砂拉越革命的争论，最后主张以主人翁身份推动革命的一派张荣任等人，於当年10月退出了砂拉越进步华侨青年会（代号“Y”），另成立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号“X”），并在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中吸收成员开展工作。张荣任（祖籍广东潮州，出生于属于荷属东印度的三发，他在考取剑桥文凭后到古晋中华中学任教）在1951年底前往新加坡，参加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他在新加坡仍与文铭权、丘立本、郑祝聪等保持通信，并时常寄去马来亚共产党和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的文件，鼓励他们继续革命。
(76) 1951年古晋10.29大罢课1952年北归浪潮
古晋中华中学教师涂耐冰利用上语文课之际，在班上大肆宣传反共思想，破坏新中国，诬蔑中国共产党，激怒了学生，学生们罢了他的课，迫他辞了职。校长张俊心有不甘，暗中与英殖民政府勾结，密谋择机镇压学生。
1951年下学期考试时，校长故意将初二、初三的两班学生的英语考试成绩压得很低，使大多数学生不及格，又不准补考。经多次交涉无结果后，学生罢了课。一星期后，张俊无奈接受学生的三项要求：1. 改善教学法；2. 让不及格学生参加补考；3. 不报复罢课学生。张俊表面上答应学生的要求，暗中就开始实施高压行动。
1951年10月29日上午古晋中华中学的两名学生领袖蔡秀娇和丘立本，在如常到校后，被校长通知他们去警察局录口供。蔡秀娇是客家人，其家族从事农业与土产生意，是当时学校中活跃的学生领袖，她不仅有组织能力，而且还善于讲演，非常受同学欢迎。另一位被传唤的学生丘立本，是当地潮属大佬、甘蜜街著名商号“合记”东主丘士勋的儿子，也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蔡、丘两人被叫到警局后不久，此事便在学生中间传开。许多学生认为是张俊向警方检举了二人，意图借此镇压校内的学生运动。当天下午，丘、蔡两人非但没获返校，殖民地警察还又抓走了七名学生。于是在下午三点过后，群情激愤的学生开始包围校长室，要求张俊对此事作出交待，并立即出面保回被捕同学。张俊则拒绝作出回应，并暗中通知殖民地警察说事态有变，于是大批武装警察开进校园施放催泪弹，强行清场，学生们只好先撤出校园。中华中学校董会得知此事后，连忙由主席陈木林召开紧急会议，全体校董分乘几部车子赶去学校。而驻守在校门处的警员，竟拒绝让校董入内，经过多番交涉，校董们才得以进入学校行政大楼，与在场的高级警官商谈。学生一边，则由中华中学学生自治会与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集学生代表到古晋华侨青年会会所开会，成立了一个由黄锦茂领导，成员包括全校各班级代表的“学生委员会”，敲定从当天开始全校大罢课。
在学生委员会的号召下，全校学生在翌日便展开大罢课，要求殖民地警方立即放人并罢免张俊等反动教师。学生委员会还应邀派遣了19名代表前往中华商会会所与校董会对话，殖民当局华民政务司的官员也赶来参与。但他们在见到校董会以汽水招待学生代表时，竟放声大骂，于是双方在没有实质接触的情况下不欢而散。之后学生代表多次应邀与校董会进行谈判，学生代表坚持罢免校长张俊和部分反动教师的主张，然而校董会主席陈木林则以革除校长一事事关重大，不能擅自决定，必须要向殖民地总督请示为由，采取了拖延战术。再加上华民政务司和教育司的英国官员不断从中作梗，谈判一直呈现胶着状况。
在这场学运快要进入第三个星期时，殖民当局试图采取高压手段来迫使学生放弃罢课，就把14名学生领袖全部告上法庭，他们之中最早被警方传去问话的蔡秀娇与丘立本外，还有主导罢课的“学生委员会”领袖黄锦茂、郑祝聪等人，他们因发动学生包围校长室，而被控以“妨碍校长人身自由”的罪名。法庭开审当天，大批学生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除了旁听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给被捕学生领袖加油打气。但经过几天的聆审，部分学生领袖被裁定罪名成立，代表他们出庭辩护的英国进步律师T.G.Dunbar，随即在庭上表示不服，依法提出上诉，因此法庭谕令将此案交予上诉法庭审理，各被告获准交保外出候审。尽管已有英国律师T.G.Dunbar义务出庭辩护，但14位学生仍需大量现金以取保候审。于是在场的学生便分头行动，为他们张罗资金；其中有一位学生蔡高文，为了帮同学缴交担保金，乘坐由另一位学生所驾驶的摩托车，准备赶回他在甘蔗园路的居所筹集现款。孰料，在途中摩托车失控翻倒，蔡高文重伤身亡。这一悲剧使学生的情绪高涨至极点，在为蔡同学送殡之日，数以千计的学生，包括校董会部分同情学生的校董、左翼团体和社会大众，齐聚位于甘蔗园路的蔡府，以悲痛的心情列队出殡。在送殡的过程中，他们组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队伍前头高举着蔡高文遗相，送殡者手拿花圈和挽联，手臂戴黑纱，肃然哀痛，正气凛然，气势非凡。由于蔡高文同学生前热爱绘画艺术，屡获殊荣，因此在当天绕市区游行一周的出殡队伍中，学生们除了高举他生前的遗作外，还沿途派送背后写有“为人民艺术的牺牲者”、“人民艺术家”等字样的蔡同学遗照。当晚学生委员会在中华中学的操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与会学生群情激愤，高呼反帝口号。英殖民当局在得知消息后，马上打电话要校董会主席陈木林出面制止。於是，就有数位校董在陈木林的点名下赶到现场，但他们在看到学生们情绪激昂的场面后岂敢造次，只得登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后，便迅速离场。
在罢课斗争的同时，学生委员会还为罢课同学安排好功课学习和其他文体活动，按年级把各班同学编组成许多个学习小组，分派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同学给低年级同学讲课，而高年级同学则自学或集体学习。除特殊情况外，学生们每天和在校正常上课时一样按时学习，教室则由古晋华侨青年社提供。经受了罢课斗争锻炼的学生，学习目的更加明确，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也更高了。他们不仅按学校规定的教学进度认真学习学校功课，还增设了学校课程之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课，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斗争史、辩证唯物主义等内容。所以，在罢课期间，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们不仅没有荒废学业，还学到了比在学校正常学习时更多的东西。为了使罢课同学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学生委员会还组织大家参加了各种积极健康的文娱活动，如讲故事会、唱革命歌曲、排练舞蹈、排演话剧、举办文艺晚会等。上述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罢课学生的生活，还迅速提升了大家的政治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使同学们团结得更加紧密。
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古晋华侨青年社还联合组织了学生文艺宣传队到农村搞宣传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到西连路32英里和40英里两个小镇的活动。当时这两个地区的农民群众听说由罢课学生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要来了，纷纷赶到镇上欢迎，当天竟聚集成几千人的欢迎队伍。这不仅极大鼓舞了同学坚持斗争，还使殖民当局惊慌失措，开始思考解决办法。
在罢课风潮进入两个多月后，殖民当局找到当地福建帮大佬王观兴出面疏通，希望能尽快平息这场学运。
1952年1月17日部分热心华文教育的华社领袖在王观兴的邀请下，于黄庆昌有限公司办公室召开会议，众人推选王观兴担任中华中学校董会的新任主席。会议除了授权王观兴等人寻找途径从速平息学运外，还成立了一个“学务委员会”，暂代张俊离职后所留下的校长职务。在新一届校董会的大力斡旋下，1952年2月学生委员会的领导层经多次商议，确认开除校长张俊和部分反动教师的目标已经达到，遂决定结束这次长达103天的罢课斗争，呼吁学生回校正常上课。但在复课初期，依旧还有一些零星的纠纷发生，直至同年四月，原在殖民当局担任视学官的徐耀东正式出掌校政之后，学校才渐渐恢复宁静。
左翼学生发动的这场学生运动，虽然成功斗倒了校长张俊和部分亲国民党的教员，但左翼学生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新任校长徐耀东登台后，马上大力打压学生团体，勒令全校学生重新办理登记手续，开除了15名（一说18）在学潮中极其活跃的学生；他还以学生人数不足为由，暂停开办学校高中部。而14名被殖民当局告上法庭的学生领袖身上的罪名也没有被撤销，因此无法回到校园，丘、黄遂转到西加里曼丹。稍后，丘立本、黄锦茂、王淑华等人便选择赴中国生活，离开了北加里曼丹这片土地。丘立本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黄锦茂则曾任北京市政府侨办副主任。
由于英殖民政府在“10.29罢课”后，进行一系列的镇压，领导罢课主要干部离开砂拉越，许多干部和进步学生对砂拉越前途悲观失望，对革命失去信心，纷纷离开砂拉越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一股“北归”浪潮。1952年6月9日殖民当局逮捕左翼运动先驱伍禅。
(77)1952年“印尼人民解放军”武装人员事件
1952年8月5日的晚间11时（就在英殖民地当局频频出招，钳制左翼政治思潮的蔓延时）五名（四男一女）自称是“印尼人民解放军”的华裔武装人员，借用群众的车（车主邓氏32哩人，过后被捕，遭遣返中国），突然出现在巴都吉丹巴刹，并开口向当地的店主们“商借”一万元现款，店主们在凑集了八百元予他们后，这批来历不明的武装人员，在镇上逗留至凌晨二时许，方乘坐一部车子离去，继程朝西连的方向前行。他们在途经设立在晋连路27哩警察局前边的路障，被站岗的警员喝令停车接受检查时，突然向趋前的警员开火，当场枪杀了一位名叫纳都的伍长，和重伤另一位警察伍长布让，过后飞车突围而逃。此宗“勒索”和“袭警”案，究竟是何方神圣所干，七十年后的今天尚是个谜（据媒体界人士研究，是一位在印尼西加和砂拉越之间往返活动的名叫李大存搞的），但英殖民地政府却逮住这个良机，藉此大肆镇压国内日渐活跃的左派政治运动。
(78) 1952年英国将“紧急法令”伸延至砂 并大逮捕
8月8日即是在三天后，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便宣布砂拉越的第一省（现在的古晋和三马拉汉省）进入“紧急状态”，且在第二天便把在马来半岛实施了五年的“紧急法令”，伸延到砂拉越来实施，还从新、马调派大批军警到砂劳越驻防，一时间古晋弥漫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
1952年8月9日“紧急法令”被伸延进砂拉越的第二天，警方便风驰电掣般逮捕了28名华小校长、教员与左派社团领袖（包括新尧湾中华公学校长陈士民、何和珉、古晋中华中学学生蔡思忠、乌梭中华公学校长李树芬和奴诺农民黄华等人），其中17人被驱逐到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最终回到中国。被逮捕的还有易艺武、陈庚成、张纲、王美蓉、刘雪兰、张震璜、杨和昌、李国强、马振武、杨展谋、李贵、魏梧与杨蕴耀等，包括6月初逮捕的诗巫中华中学校长的伍禅等共38人。同年11月、12月分两批被强制驱逐出境，前往中国。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左翼团体也在砂拉越进入紧急状态后陆续解散了。
（所谓的“紧急法令”，是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948年为了镇压马共的武装斗争而制定的，在严峻的法令条文下，人民被勒令交出他们的猎枪等武器，同时法令规定任何人士若非法携带或使用枪械丶火器或弹药，将在相关的法令下被提控，而一旦罪名成立将被判死刑。
而且法令也授予辅政司、省、县长和警方更大的权力，可以行使武力驱散五人以上的任何集会丶逮捕可疑的“作乱份子”，甚至将“共产活动”频繁的“红区”，列为所谓的保护区（新村），以管制民众的自由进出，从而达到把公众和“动乱”隔离开等。1960年正月，紧急法令经过增删后，易名为“内部安全法令”，进一步强化了当局的保安控管权力，且藉此大肆逮捕可疑的左派份子。）
1952年8月13日砂拉越情报部公布：政府特别设置“邮箱5000号”，以便民众提供一切有关紧急状态的署名或匿名秘密情报。此P.O.Box 5000，迄今尚在沿用。第三省省长怀特8月14日，还发文告称：相关信件开阅后，即将该信件打字存档，正本随之销毁；提供情报之人士，政府保证不必出庭对审。
8月15日殖民政府公布《1952年紧急条例管制道路及江河之命令》
1952年8月16日殖民政府援用“不需要人士法令”，把包括伍禅夫妇、何和珉、陈士民和李树芬等在内的17名进步人士解递离境，经由香港遣返中国
8月16日政府依据1948年《警察法令》开始招募各族青年男女参加辅警队（当时古晋只有35名辅警，诗巫及美里只有各一小队辅警），进行军训和发给枪支。辅警享受於警察同等待遇。
1953年1月9日洪思庆、翁绍纪、蔡美士及两名小孩被捕，当天即被强押上飞机，遣去中国。
(79) 1953年文铭权成立进步教师会与同学会
1953年1月，文铭权与郑祝聪（前述“10.29大罢课”中的被捕学生领袖，其因此入狱一段时间）、王馥英（文铭权的妻子）联络陈绍唐、洪茂达、阮春涛等人组织成立了进步教师会（原名砂拉越人民教育研究会，简称教研会，后称进步教师会）。教研会第一届领导人是：主席：陈绍唐，组织：郑祝聪，宣教：文铭权，经济：阮春涛，财政：谢细妹。他们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华校的教师中开展左翼宣传工作，派进步青年到农村学校教书并开展农运。
同时期，文铭权、王馥英联同“10.29罢课”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黄纪作、张荣侨（张荣任之弟）、张可久组织成立同学会，继续开展学运工作。经过进步教师会和同学会的活动，逐渐消除了先前因10·29罢课斗争影响的消极情绪，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新的积极份子。这为较后成立砂拉越解放同盟准备了干部和群众基础。
(80) 1953年英殖提出三邦在行政与经济领域合作
1953年英殖民地当局提出将英属北婆罗洲三邦（砂拉越、汶莱、北婆罗州）在行政与经济领域合作。
1954年，殖民地政府设立了三邦共同最高法院。在冷战思维及其战略指导下，当年英国没有停止过思虑如何体面的从东南亚撤退。而在它撤退后，这些地区不会落入亲共或共产党之手，所以把几个殖民地摄合起来的设想，都在考虑的计划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