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晋早年的经济命脉，主要仰赖土产出口，当行情走俏时，大小土产商、农户，以至各行业者都笑逐颜开，相反的只要国际市场闹点小伤风，我们便要跟着犯感冒，1930年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古晋的土产商都在劫难逃，一些闽潮商更因投资地产，现金被套牢而狼狈不堪，甚至于破产收场，好像宋庆海建浮罗岸店屋群（上圖）就是一例.
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下的古晉
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经济风暴，让很多尝到苦头的闽潮商，不敢再热衷于炒地产，但最黑暗的日子，莫过于3年8个月的沦陷岁月！
古晋早年的经济命脉，主要仰赖土产出口，当行情走俏时，大小土产商、农户，以至各行业者都笑逐颜开，相反的只要国际市场闹点小伤风，我们便要跟着犯感冒，1930年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古晋的土产商都在劫难逃，一些闽潮商更因投资地产，现金被套牢而狼狈不堪，甚至于破产收场，好像宋庆海就是一例。
实际上古晋的三大富商，包括福建帮大老王长水、宋庆海及潮属巨贾黄木春，都因经营土产生意，和坐拥大笔的房地产，在30年代的经济风暴袭来时，皆无可豁免的遭受到严重冲击，而他们在当时之所以会住“套房”，还涉及一段古——
拉者召集
三富豪开会
原来第三任拉者梵恩纳，察觉到很多华商在赚钱后，便把钱财陆续汇回大陆的家乡置产，因而在登基后，便一直寻思着如何留下资金的途径，1920年前后，他召集了当时古晋三名财力最雄厚的富豪，即王长水、宋庆海和黄木春到王宫开会。
拉者开门见山要求他们各承担某些地段的发展责任，随即要他们在御前参与抽签，结果王长水抽到负责开发大石路两哩半一大块农业地，黄木春却抽到在石角兴建36间双层木板店屋的任务，而宋庆海则受命在浮罗岸兴建店屋。
鉴于当时土产行情不俗，整体经济环境也很好，且王、宋和黄三人的事业都正处于巅峰状态，他们在获得政府拨地时，也许心里还暗暗窃喜，以为又捡得了另一个赚大钱的契机，然而谁知就在几年后风云色变，一场经济风暴卷来，把他们吹袭的苦不堪言。
先说宋庆海在接下于浮罗岸拓建商业店的委托后，即礼聘陈何遵为他绘画新店的建筑图，积极部属大兴土木兴建新店的同时，还砸下重金在浮罗岸兴建一栋大宅院，来安顿几房妻妾与成群的儿女，接着开始浮罗岸首期共40多栋的双层店屋（上圖）的工事，并于现在的艾贝尔路附近兴建一座大型的硕莪粉厂。
就在他不断扩充业务，把资金和银行贷款全投在兴建自家豪宅、店屋与厂房时，一场经济风暴骤然席卷全球，宋庆海的土产业务首当其冲。
宋庆海在30年代的经济风暴中宣布破产，举家搬到浮罗岸的这栋老店居住。
刚落成的店屋非但滞销，且由于市景太差，连出租也乏人问津，所有资金全被不动产套牢，迫使他在1934年前后宣布破产，暴起暴落的一生让人瞠目。
比起宋老，王、黄二人还算勉强过关，但也应对的极其狼狈，如潮属大亨黄木春——
黄木春兴建石角巴刹
当年拉者之所以会把在石角兴建店屋列为一个项目，是因位于史古邦的旧巴刹老店，在前不久惨遭祝融夷为平地，迫切需要兴建新店屋，经抽签后，黄老“奉旨”于现在的石角巴刹，兴建36间的双层店屋，以安置旧巴刹的火灾灾黎。
黄老所抽的可谓是上上签，概因当时的石角新店屋（上圖），由于位在郊区，可以采用木板来围墙壁，建筑费较便宜，何况又不愁没有租户，所以这项目没带来太大的拖累。
然而黄老虽不负拉者所托，但却依旧难逃是场经济风暴的毒手，他不仅于土产买卖上失利，于土产加工业和农业投资上，亦因国际市场行情下滑与滞销，蒙受了巨额亏损，事缘20世纪初，他便斥资开发诏安路一块560多亩土地，即现在整个肯雅兰住宅区与新邦迪卡一带（下圖），准备将之发展成综合大园丘，其中包括了大规模的蔬菜和花生之种植，以及鸡鸭猪牛等家禽的养殖。
全球性经济大萧条时，土产滞销，大园丘无法独善其身，黄老的“上合发”宝号，亦濒临破产的边缘，所幸他家的四少爷锡泰君（又名嗣楷），早年负笈中国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得商科学位后返回古晋，是位理财高手，他临危不乱，发挥了高超的财技，才使家族的生意化险为夷。
王长水也一样，他在慈母张淑恭于1928年仙逝后，便与儿孙搬出花香街的王家祖厝，住进了大石路2哩半的巴都奇央农庄，撒下重资要把它发展成多元化农场，在经济风暴来袭时，他的各项投资都蒙受亏损，尤其是农庄在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家族事业出现危机，不仅对外负债累累，甚至还拖欠政府大笔的地税，所幸在其女婿黄庆昌的援手，和拉者政府的从宽处理下，方在跌跌撞撞中度过难关。
经济风暴让很多闽潮商成了惊弓之鸟，不仅在商战的步履放得更保守，更不敢随意去碰地产这颗烫山竽，就连在风暴中没遭到重挫的砂拉越商业大王黄庆昌，眼看很多同业因投资地产，以致现金被套牢而陷入窘境，亦不愿涉足地产业，否则以他当时的财势，若进军这一业界，其商业王国的疆土势必会更加辽阔。
正因为闽潮商人经过这次的教训，视地产业如烫手山竽，不愿再入场涉险，这给了其他方言商帮一个攻坚的缝隙，尤其是在50年代韩战后，客属商帮崛起，很多客家商人包括富商李志明，便是在房地产业纵横沙场，而累计了丰硕的家财。
砂沦陷三年零八个月
且说3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后，本地的闽潮商帮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生息，好不容易才渐渐的恢复元气，没想到一场战祸随之而来，1941年12月24日下午4点钟，拉者王宫升起了日本旗，砂拉越沦陷于蝗军铁蹄下。
由于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古晋侨界同仇敌忾，掀起了一波波反日，和援华抗日的募款社会运动，所以在日军占领古晋后，马上就侦骑四出，逮捕各属侨领，尤其是那些在中日大战期间，发动筹募义款援华抗日的“砂拉越筹账会”理事，似乎无一幸免的全部身陷黑狱，以致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各行各业亦迅速的陷入冬眠状态，而侵略者所推行的苛政恶法，更使得所有华族家庭几乎都倾家荡产。
伪政权先是勒令成立所谓的“华桥协会”，负责监管各属公会会务，总侨长王长水被委为会长，左手书法大师许聪思被迫担当理事长，此协会的作用是充当军政府的“传声筒”，方便向华社传达政令外，也代为征收各类苛捐杂税。
华侨协会成立不久，侵略者就通过协会强制所有华人家庭、公司填报资产，详细列明现金、银行存款、欠人人欠的帐目，店内现货总值，金器首饰的估价等动产项目，同时也必须呈报名下房地产的件数与估价。
这份在1942年8月间出炉的“华侨资产登记法”政令，规定所有华民必须向本身所属的乡会领取呈报表格，且在当月22日之前填妥交回给各属会负责人，经审核所报无误后，便会谕令他们缴交相当于资产总值约一成的现金作为奉献金，而逾期未缴纳者，被查出以多报少，或蒙混情事者，将一律送交宪兵队查办。
很显然的，占领军所发布的政令，大多是冲着华人而来，当局不仅向华民强征国防金，还征收人头税（上圖）.
华裔坡众向伪政权代理呈报家庭人口，和当局开出的交付人头税收据。
倭寇驻砂总司令前田利（上圖）为中将，在1942年所颁布的征收人头税规则，列明在占领区内，除了日本人外，坡众都必须缴人头税，即马来人与其他土著，每名每年的税金五角钱，而华人则每名6元。
日据时，日寇颁布政令向坡众强征人头税。
暴政猛如虎，草民宛若俎上肉，视日军有如洪水猛兽的坡众，都如实的呈报了各自的身家财产，并按批示缴付国防金与人头税。
负责协助日伪政权向华人鸠收国防金的代理机构，向公众发出的催收税金函件。
最糟的在那年头，无论是商人或受薪者，手头上都极缺现金，因此为了交税保命，不得不四出举贷，或典押和溅卖家产，那些家财万贯者，所交纳的国防金愈多，故此不少被迫把店产直接过户给政府抵税，好像田考的一名孙子，就因名下拥有价值近10万元的20笔房、地、店产，遭勒令偿还过万元的税金，为此他只好把好几栋位于浮罗岸的店屋押给政府抵税。
日寇在占领古晋后，强迫民众填报家产，再按比例抽取所谓的国防金。
一些店家与农户，除了以树胶园等产业来抵税外，也有用白椒、橡胶片来代替现金偿税的，倭寇统治期间的暴行罄竹难书，民众挨过了3年8个月的沉陷岁月，总算盼到了光复的日子，但经历此场浩劫，包括一些豪门在内的很多家族都元气大伤，甚至于倾家荡产，战后从新洗牌，不少旧时的大家族就此没落，然而也有更多的新秀脱颖而出，引领风骚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