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限居三个新村 痛楚与恐惧难以磨灭

1963年9月16日砂拉越与马来亚、新加坡及沙巴合组成立马来西亚，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代表着砂拉越华人的政党，即人联党内依然存有不同的态度，其党员、干部及部份领袖，有者认为应该承认事实，但却有股势力始终认为应该坚持将之反掉。

其实，当时砂拉越及甫成立的马来西亚，在左右邻国混乱局势的影响下，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局势动辄不安，因此，加激了砂拉越人民，尤其是华裔思想的复杂化。

虽然说，人联党党员面对大马问题，在思想上的分歧，出现认同和采取排斥的二种心态，可说是过度时期的一种必然现象，但积进的左派思想，亦在这种环境的推波助浪之下，急速扩大与蔓延开来，这股势力与思想激荡形如星火燎原般，在砂拉越各省城镇与乡村地区燃起热血青年的火种，几乎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田地。

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浪潮无孔不入地渗透各大小华人社区，尤以乡村、长屋、学校更甚。然而，作为华人社会倚重及支持的人联党自然不能幸免，甚至一些领袖公然倾向偏激左派思想与鼓吹武装革命行动，所幸的是，这些共产思想的领袖乃属小数，大部份领袖及高层领袖都亲向社会主义的中间偏左，并走温和与中庸路线，人联党才不致于被共产党所颠覆。

62年展开大逮捕行动

也因为人联党部份党员、干部及领袖之间的思想分歧，致使人联党被英殖民政府及联盟政府污蔑为共产党或亲共政党，而付诸于武装革命斗争，并于1962年起便展开大逮捕行动及限制居留来打压人联党的反帝反殖及反大马的行动，包括一些积进的左派领袖文铭权、黄纪作等人都被遣送回中国。

1962年12月的大逮捕行动，乃深受汶莱人民党在主席阿查哈里领导下，展开武装起义占领汶莱的影响，英殖地政府因担心砂拉越人民会响应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大逮捕行动，其中被逮捕的人联党领袖，包括成邦江的立法议员陈宗明、诗巫市议员赵松胜、古晋人联党领袖陈存护及其他各支分部领袖等50多人，他们被捕后不再只是被限制居留，反而是被送往古晋六里的政治拘留营监禁。之前在6月份，限制居留法令下，人联党多名领袖包括张荣侨、陈景益、雷皓明及田文和等都被限制居留，之后也一起被送进政治拘留营。

热血青年“抛头颅、洒热血”

在此种高压的逮捕行动下，人联党各支分部的大部份领袖、干部及党员，不是被逮捕监禁，就是对宪制斗争失去信心，纷纷转入地下，采 取其他形式的斗争。据悉，当时人联党八十巴仙的支分部，在组织上都残缺不全，陷入半瘫痪状态中。

在1962年、1966年、1968年、1969年展开多次的大逮捕行动中，造成逾千人被拘禁于六哩监护中心，对面江及西马华都加牙监狱。

这些被拘留者，有者被指是所谓的CCO或与CCO有关连者，因此面对种种无理虐待、使到有者的失医而死亡，有者发生神经失常及其他严重病症。

这些政治拘留者，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为了改善拘留营的待遇与条件，不惜以生命作为斗争与争取手段，掀起多场无限期绝食事件。这也对人联日趋面对被瓦解厄运的政治斗争起着激励和反弹作用。

在这种高压颠覆行动之下，对整个砂拉越华人的政治走向，起着根本的改变，许多唯恐被逮捕的热血青年男女纷纷向共产思想与武装斗争靠拢，继而走入森林过着非一般人所能坚持与进行的游击战及革命行动。

当时，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思想，让许多华裔家庭的青年成员都成了“革命先驱”，甚至一个家庭几个兄弟姐妹都成了共产党份子，加入北加里曼丹游击队。

据悉，在共产思想强盛时期，无论是在城镇学府、或是社区乡村，青年人或农民，不亲共产，都会面对被排挤、被批斗的恶运，因此，那时的趋势下，亲共产崇尚毛语录思想，是一种潮流一种时尚。在漫长的武装斗争中，或者是英政府军、马来亚军警的剿共行动下，许多大好青年都命丧枪弹下，甚至弃尸森林，而壮烈牺牲了宝贵性命，搞得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1965年6月26日，晋连路十八哩警署受到地下武装份子的袭击，造成军警人员9死4伤，其中丧命者包括身为警曹的首长加隆宁甘之胞弟。

当时，联盟政府除了立即展开追捕行动外，更于7月6日展开“铁锤行动”分别自晋连路十五哩至廿五哩方圆600英亩地段上设五个登记站，并将上述地区的华裔强行集中在该地区，采以隔离策略，将这些地区的农民与地下共产份子隔离，断绝对他们的人力、物资供应。

在“铁锤行动”下，便形成了三个新村，即十七哩的新生村、廿一哩的来拓村及廿二哩的大富村，人民进出新村及作息都受制于时间及自由的严厉管制，为当地华族家庭及生活带来巨大的不便、苦难的冲击、欺压与刻薄对待。

涉共产活动家庭被迁逼移入

在这漫长的“囚笼”生活当中，诗巫、泗里街、打必禄、美里及英吉利里，也有不少涉及共产活动的家庭被逼移入，过着以铁丝围起的新村生活。

1968年8月14日大逮捕行动升级，导致人联党三名高层中央领袖，即中央宣教田绍熙、林金声及丁秋明分别被援引公安法令加以逮捕。田绍熙单独被送往吉隆坡监禁，这是继1962年该党中委文铭权、黄纪作被逮捕及被遗反中国之后，对人联在组织上的另一严重挫折与打击。

在当时，砂拉越华人政治的巨变，已大大地打击华人社会对政治的信心，生活所面对的种种打压及熬煎，让乡村或沿海偏远地区的华裔农民，都万般不舍地离开动乱不安的家园涌入城市讨生活，或者逃避政府的政治拘捕。

经历过那个非常时期的年长者，回忆当时情景，依然深感无奈与无助、内心痛楚与恐惧的烙印，依然记忆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