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围剿”与“反围剿”斗争
第四章 “围剿”与“反围剿”斗争
第一节 “围剿”、“反围剿”斗争序幕
1970年8月，我返回顺溪美禄。所在单位为顺溪美禄民运组。新锋任组长。组员有成亮、王美莉、江採辉和我。工作重点仍是群众中年青的积极分子和成年群众干部。
当时，敌我形势，已逐渐尖锐化。由于特工队以武装形式的相对公开活动，己惊动了统治当局。再加上，我们于7月间为反对政府当局在拉让江流域所开展的“户口调查”斗争，也已激怒了敌人。这些都促使政府当局加强和加速对本地革命力量的镇压。
1970年8月9日，新锋组长因胃病去市区医疗，回返至光民码头被捕。在敌人威迫利诱下便放弃革命。
13日，刘华荣、新毅、王美莉、张宫女等同志住在油菜岛菜园边我们一个临时住点。清晨，华荣把背包留在住点到市区去办事，新毅和美莉到保干家拿早餐，点内只留下张宫女同志一人。此时，一股敌兵恰好巡逻到该处，并发现了该住点。
敌兵见人就猛烈扫射，张宫女同志虽在住点内安全脱险转移，但华荣和新毅等的背包被敌兵缴获，包裹内藏有黄理生宣委的重要信件和其他机密文件。
黄理生宣委当时是住在福民路后山的一个营寨里，当知道这详细情况后，知道事态严重，必须迅速转移。新毅奉命立即化装再出外，通知这事态，完成任务后，若无法回来可找地方先隐蔽起来，然后再联络。
当时我恰好与黄理生警卫队和特工队在一起，特工队、黄理生等转移后，我随留下人员转移到鼎新路后山胶芭里。在那里，我们开展了“声讨叛徒”会议，同志们都严厉谴责叛徒的罪行，并决心把革命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1970年8月20日、21日，敌军大批进驻顺溪美禄后山和周边地区。21日傍晚敌人沿途用扩音机大声宣布戒严开始，群众只能留在家里，不可外出。对当时形势的演变，我们估计到，一场反“围剿”斗争考验就要来临。领导机关（指黄理生宣委）和东方红特工队做了适时的转移和必要的备战工作。我获组织上的委托带领本组成员与德洛邦河民运组相结合，统一指挥，彼此共度难关，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二节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1970年8月22日上午七时开始，警方正式宣布，己在诗巫县下述地区，实施24小时戒严。其范围包括德洛邦河、巴那述、木杰而姑、顺溪美禄、英基罗、顺溪达山、上坡、南平厂、王士来、白花河、木桂兰。
8月24日凌晨，我们抵达德洛邦河民运组住点，并得知23日，朱玉莺组长和向英去木杰而姑坡联系群众还未回来。24日一早，成平和铁英到保干群众家了解敌情。约8时左右，一股敌兵进入我住点附近芭里搜查，发现了痕迹并跟踪而来。当时我与成亮尚在共商反“围剿”斗争对策。忽然成亮呐喊一声：“狗兵来了”。我抬头向住点前面一看，果真是敌兵人头在晃动。敌兵同时也发现我们，用机枪猛烈向我们扫射。由于没有战斗经验，队伍很乱，当大家安全撤出火线后，却丢失了许多军包、装备、物质等。
当时，成平和铁英在保干群众家听到枪声后，就向树林转移，他们还隐约看到敌兵影子，但却怕开枪而伤到自己人，所以不敢开枪，就转移到福民路菜园中隐藏。成亮颈项被流弹所伤，弹片尚留在皮层内，撤出后与成希一起转移到福民路与成平等会合。
我在撤出包围圈后，便与袁锦香、张宫女、方红一起向木杰而姑坡转移。在危急中，我与四位同志共商退路。大家考虑在华区己驳火，肯定附近会增兵，不便久留，便决心向后山森林转移。因为那里有可供一个月之久的储备粮。若实在不能坚持时，也能向白花河方向转移。
主意己定，我们小心翼翼向后山转移。一路上我们发现有敌兵进山搜索的痕迹，并听见有“伊班人”的吆喝声。我们都机警回避，不与敌兵正面交锋。当晚我们和衣就地而睡，准备第二天的战斗。
25日清晨，我们继续向后山进发。不久，来到“子青芭”，凤尾草很茂密，我在前面小心开路，袁锦香在后面灭迹。行至更深入时，前面是一大片“钩藤”芭，前进速度很慢。约于9时左右，后卫袁锦香发现敌人沿痕迹跟来。一场驳火终于发生了。由于地形十分不利，没有一棵大树可以隐蔽，在这紧要关头，后卫袁锦香和张宫女主动留下开枪反击，结果壮烈牺牲。我和方红终于成功分散撤退。
26日，我撤回福民路，在保干群众帮助下，与成平等联络上。并得知大股敌兵继续涌向后山搜索，我们就乘机潜伏在菜园芭草丛中。
经过商量，决定分组转移到非戒严区。26日深夜11时，成亮，成希和新兵到全丰岛伊干江边找到一艘小舟，划到对面接近刘钦候医院的江面上，被一艘顺流而来的敌发现，成亮和新兵跳江拒捕，成希由于不识水性，束手被捕。
成亮与新兵游上岸进入马来甘榜。成亮在黑暗中被马来人捉获，新兵成功突围到中华路，安全转移。
27日深夜12时，我、成平、铁英等到全丰岛江边，同样找到一小舟，向哥乐多方向划去。于凌晨4时左右顺利抵达目的地。由于一时找不到当地的组织关系。成平，铁英决定到诗巫市亲戚家暂避。我决定转去民丹莪县，并在当地群众积极帮助下与民丹莪学运负责人取得联系。在他的建议下，我暂时隐藏在他的山芭住家里。一个星期后，民丹莪农村也相继进兵巡逻，为考虑安全，我必须转移。在民丹莪学运同志的积极帮助下，我与第三分区高乐多的地下同志取得联系。回到高乐多后，成功联络到成平和铁英，就参与了第三军分区的群众工作。
1970年9月初，在第三军分区，见到当地民运组负责人黄幼钦同志。她和黄声光同志是我就读光民中学高中时的地理老师和历史老师。为了革命需要，他们隐蔽于光民中学教育界。他们学识渊博，工作热情，谆淳善诱，给我留下很深的影响，并深深地鼓舞着我们前进。后来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黄幼软老师参与了第三军分区的工作，黄声光老师参与了诗巫市郊区的工作。
我、成平、铁英都很感动。因为她过去是我们尊敬的老师，今天又是我们的领导。我们积极地配合他们在哥乐多，下新芭一带的农運工作。当时同组的还有坚、力改、刘华钦。
武装斗争烈火已在祖国大地燃烧。第三军分区的哥乐多，下新芭等地也同样面对“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当时我们在下新芭胶园中的一个住点也遭敌兵发现而驳火。我们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和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挫败了敌人多次军事进攻，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当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第四军分区的状况，关心着战友们的安危和群众的状况。我们向领导上反映了自己内心的思想状况，愿意早日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
1970年11月4日晨，砂州首席部长耶谷在光华中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放宽戒严令，改为夜间宵禁，这样从8月22日一一11月3日的长达74天24小时戒严令终于全部结束。
在整个反“围剿”斗争期间，第四军分区其他民运工作小组同样面对严重敌情和随时面对牺牲的考验。
英基罗、顺溪达山民运组，在戒严后期，不幸在王士来坡与敌人驳火，造成黄增安同志英勇牺牲。但在战明组长的带领下，和全体同志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怕苦，不怕死，在面对敌情紧，粮食不足情况下，终于突破敌军层层包围，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同时，白花河民运组和王士来民运组，在面对戒严时，大家都保持高度警惕性和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在危急关头都安全转到罗马安与特工队会合。
特工队是我军分区的机动部队，战斗力较强。在戒严初期，曾多次进入险区与其他民运组联络，无奈当时敌情紧，通讯联络较难，除了很快联络上白花河民运组，其他组则杳无音讯。随着时间推移，敌人不断增加兵力，搜查范围不断扩大深入，对胶园和丛林横穿直插，不漏掉一片土地，摆出一副不消灭共军决不罢休的架势。特工队为避敌锋芒，就转到下木桂兰后山“老爸”住点扎营，静观其变。不久“24甲”警卫队兼民运组，下坡王士来民运组也相继来到此地结合。
罗马安和木桂兰下段，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是砂华党林鹏祥兄弟的地盘，他对敌宣布这是“白区”，“人民是不会支持共军的”。因此，戒严期间，当地并无敌兵活动，人民日夜照常出入工作。
政府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对共军布下了天罗地网，戒严时间之长，对民众镇压之残酷，军力财力耗资之钜，是举世瞩目的、历史罕见的。然而木桂兰下段和罗马安却成了“漏网之鱼”，成为共军的避风港。而当地民运组和黄理生宣委也利用了这一独特的环境，一方面关注“戒严区”状况，另一方面通过群众关系，建立了新交通线，继续主持日常工作，且恢复了与中央二局的联络。当地同志也乘机团结群众，并吸收多位新兵派往他区，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详细情况，请参考友谊丛书第四期《黑暗的74天》。)
12月，我、成平、铁英三位，终于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道巴拉当至丹章公集江边，划船返回第四军分区，并在“老爸”住点与同志们汇合。
第三节 1970年12月我重返工作岗位
在经历了74天“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后，我们作了研讨和总结工作。党领导对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全体同志全面积极投入了工作。
在总结此次反围剿斗争经验后认为，增强民运组的活动和战斗能力是要打破过去坡与坡，组与组的太多传统严密限制。要把整个四分区成为一个革命大家庭，伸能展，缩能收，活动自如。特工队要成为机动单位，要更好地协调配合各民运组工作。
基于此，在党的领导下，第四军分区工作做了适当的调整。调整后，我为顺溪美禄、德洛邦河、巴拉术区的组长，葵花同志为英基罗、顺溪达山区的组长，红英同志为王士来、白花河区的组长，红兵仍是木桂兰、罗马安区的组长。战明同志调往东方红特工队任队长。于东同志为第四军分区领导，统筹全局工作。
为了能较机动灵活对敌斗争和保存自己，对各组都安插有熟悉当地的同志，创设更有利的迴旋余地。
第四军分区经历74天戒严后，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已十分明显的产生变化，归纳起来有三种。
第一种是忠实于革命的群众。他们如顺溪美禄的“表嫂”、英基罗的“阿婶”、白花河的“二哥二嫂”、罗马安的“亚由哥”、木桂兰的“亚兰哥”等。这是革命斗争中产生的精英。他们在敌人的镇压下，却更加成熟，老练。他们相信党，相信同志，相信革命终将会胜利。当时我们就是靠这样的群众，做我们的坚强后盾，一步一步重新做起来。
第二种是害怕。他们会同情、支持革命，也佩服我军的革命意志，但对敌人阴险残酷手段感到害怕。戒严期间曾有几位青年群众被捕，在狱中饱受拳打脚踢，以致内伤，受尽凌辱。有部分群众怕我军活动暴露而受到对付，因此一方面支持我们，一方面却要向敌人坦白（要求我方离开后，他们可以去报案）交代。但更多的人是采取冷淡态度，只要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闻不问，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第三种是积极反革命，到处窃取我军活动情报，甘当特务走狗，这只是少部分，但这些给我们活动带来很大威胁和不便。
当时我们的斗争策略是，积极依靠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努力争取和团结群众中的动摇派，坚决镇压群众中的反动派。对于较落后和动摇分子，我们尽量避而不接触。
1970年11月初，政府在顺溪美禄，德洛邦河和木杰而姑成立了第四区维治协防理事会，随后相继在英基罗、顺溪沙迪、顺溪达山、下坡、白花河和木桂兰成立第五、六、七、八区维治协防理事会。理事会负责所属范围的各坡负责人，各坡约每十家一组，由组长负责。一家出事，全组负责，一组出事，其他组也有责任，彼此连成一片。
敌人这一策略，初时显有成效。就以第四区的福民路有14组，鼎新路有10组，光民路有5组，荣光路8组，油菜岛7组。组长都是坡中较有声望者，很多过去是我们的积极支持者，骨干分子。这在当时，确实给我们恢复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
有的群众直接表示，“我个人一定支持你，但不知他人的心，为了个人家庭利益着想，我必须在你们离开后（约三天）去报案。”证据显示，有的确实有去报案。这无形中增加了敌人的耳目，给我们工作增添了不少困难。为了搞好工作，我们除了更深入对群众做思想教育外，只好活动更加秘密，力求谨慎灵活，对罪大恶极的坏蛋采取坚决的斗争。
顺溪美禄协理会长是家住福民路的江某。我们前后给他寄了数封最严厉的警告信。1971年，我们在顺溪美禄和英基罗先后处决了两名特务。接着，我们也对一些反动分子和敌特嫌疑分子，直接用武装登门教育、警告。有的给予罚款或迁离的处分。随着整个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们于1971年下旬在第四军分区吸收了一批新兵，我们乘机用武装形式扩大了群众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其他民运组和特工队都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非常出色的恢复了群众工作，特别是成功吸收和发展一批青少年，吸收了一批新的北盟盟员和农会会员，为促进另一轮革命斗争走向高潮，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