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统一战线
第九章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环重要工作，是革命武装斗争三大法宝之一。没有了这一项工作，我们就孤立无援，革命就不能成功。
在我们分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指对社会上层人物，开明有地位人士或中间分子，积极争取支持或同情革命事业；在国外尽量争取国际方面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
这里我介绍几个较突出的事件。
第一节
记公开战线上的林友周同志
林友周同志，顺溪美禄福民路人，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他的大姐跟随姐夫回国建设新中国；二哥林友基是革命烈士；大哥在内安法令下被捕，释放后，被留在政治部做翻译工作。林友周也曾被捕，但因无证据而释放。因此，他是在政治漩涡中打滚长大的。
林友周为人忠诚、老实；办事认真、积极。平时虽言语不多，但头脑清醒，办事效率高：他善于团结人，特别是坡中的年青人都很尊敬他。
由于他放心不下家中的老父、老母和幼小的弟妹，因此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参军。
组织上考虑他的具体情况，鼓励他在公开战线上多做一点事。
1970年，他成为“0”员，从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认真的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
他曾到丹章马尼工作，也曾出海捕鱼，并有机会与中国船员沟通、联络，商讨搞武器问题，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在革命组织搭线下，他在某西医师直接指导下，学会急救扶伤的基本原理，并搞到一批枪伤药，如强心剂、盘尼西林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同志牙疼，主要是靠止疼片等药物解决的。若身份没有暴露，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平民到市区去解决。做假牙更不用想了，同志们甘受“没牙”的称号。
当时诗巫市有位牙医，他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开明人士。在我方积极争取下，答应为我方人员培训治牙、拔牙和补牙等技术，并提供了许多药品和器材等。
1972年尾，在我第四军分区领导同志的推荐安排下，林友周秘密接受了学牙医的使命。诗巫市某牙医师看到林友周刻苦钻研、认真学习，大胆实践的精神，表示欣赏，并认真给予传授。
1973年初，他学成归来，我分区卫生员向党同志成为他的第一个得意门徒。
只要革命需要，他就会安排到其他单位解决拔牙补牙问题，并把所学的技术向同志们传授。不久后，他在牙医的帮忙下，捐了一套拔牙、补牙、做假牙等器具和药物交给组织。
他还买了不少有关牙齿的医书供同志们参考。从此，我革命队伍逐渐培养了许多牙医人才，并取得成绩。林友周同志居功不小也。
1973年尾的“斯里阿曼”行动，大批武装人员重返家园，大部分前战友慢慢的消极了，不革命了。可林友周仍然紧跟着革命组织，他主动坚持交月捐，也帮忙搞了许多中国的文艺小说、书刊等，为坚持低潮斗争的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精神粮食；他联系的几位同志，也在他的感染下按月捐钱捐物资；他也很重视社会上各阶层人士的言论，只要觉得有价值，都会记录起来並主动反映。
林友周关心群众也热爱群众。在不暴露自己身份下都乐于助人（学生时期也参加福利工作队，如帮忙劈柴、砍草、割稻等)，为群众排忧解难。当时马来甘榜有一些较极端的年青人，仇视、欺压来往的坡中老、妇、幼等。林友周就动员、组织坡中一些青年学习拳术，并鼓励大家团结一致，用集体方式往返，慢慢地这些地方恶势力也收敛了。曾有一个老人在他不幸逝世后，流着眼泪对我们说：“阿周死了，我这个老人只能走路了。”他述说了过去林友周是如何关心他，经常载他上市区等，还抱怨老天，“为什么都叫好人短命啊！”
他能坚持长期地下工作，除了他性格较沉默寡言外，更重要的是他严于遵守党的地下工作规则，具有很强的党性。他的属下有时会打听武装同志的住处、去向等问题，他都会守口如瓶。即使无组织关系的同志也很难从他口中得到不应该知道的东西。
25岁的他，该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了。从家庭、个人愿望出发，他都想有个助手互相关心、互相帮忙。可他想到自己的身份，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将给对方带来痛苦、打击。他也怕有了家庭，就有了拖累，就有后顾之忧，就不能放手搞革命。因此坚持要再等几年。
林友周同志，不幸于1975年12月11日凌晨，在一宗交通意外中逝世，年25岁。由于林友周是我军的地下工作者，所以逝世前，家里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在坟头只刻下林友周之墓。右边刻有“青春闪光绿水知”，左边刻有“壮志未酬青山伴”。深刻反映了他当年青春与壮志的伟大胸怀。在一次同学聚会中，我找到一张1969年林友周在光民中学高三班的全体毕业照片，今特録印其一部分，以示纪念。
第二节 与香港轮船的联络
基于各种因素，中国的大米、罐头和其他纪念品是深受我国华族同胞欢迎的。
然而在70年代初，中马还未建交，砂拉越与中国的通商是通过英属香港成交的。
1971年初，香港轮船载货来到诗巫，却受到诗巫政府当局的百般限制压制和刁难。
如，不准轮船靠岸，更不用说船员可以上岸喝茶走动。因为他们怕这些船员会把中共的红色政权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进来。
为维护和争取船员的基本人权、尊严、荣誉，他们除了向诗巫政府当局递交抗议书外，还进行了实际的抗争行动。一天清晨，他们在船杆高挂中国国旗和党旗，沿船横挂大幅抗议布条，全体船员手挽着手，高呼口号，高唱中国革命歌曲等，以示抗议。
香港船员的抗议行动，吸引了大批诗巫各族人民的围观，影响深远。政府当局怕事情弄大，只好妥协，批准他们在尊重大马法律之下，可以上岸喝茶，有限制的走动。
革命组织当时还很缺乏来自中国原装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党组织文件大多数是自己手抄油印本，不够清晰，较难看)和其他物质（如毛主席像章、连环图、小说、唱片等)。于是，我们乘机通过各种管道与中国船员取得联系，他们也答应并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我觉得，当时能取得这些成绩，主要是因为当时第四军分区党组织和同志们都能重视这方面的统战工作，我们也感谢当地的群众骨干给了我们积极、主动、有力的配合。真是“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这里，谈谈两次我有幸参与工作的一些细节。
(一)香港船员送大礼
应该是1971年中吧，我们得知香港轮船靠岸的消息。我们就秘密派我们的码头工友同志与船长同志取得了联系。在确定双方的身份后，我军以拉让江下游第四军分区指挥部的名义再一次寄信去，明确说明需要的东西（主要是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他们所能给予援助的东西。船长满口答应，愿意帮忙。由于码头关卡把风严密，根本无法得手，我们决定在水路解决，并约好时间、暗号等。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月亮也起得早，我和李思旺同志划着小舟，慢慢接近香港中国大轮船附近。我抬头一看，哗！这么高大，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再看诗巫市夜景，灯光闪烁，感觉真美。但大家并无心情欣赏这些，而是警惕四周是否有暗探。李思旺轻轻划着小舟，我拿着渔网，在撒网捕鱼。
虽然，我事前己在江边码头进行了“撒网”的练习，但那时是在岸上，而现在是在船上，由于重心控制不好，心情也紧张，小船左右摇摆的厉害。我第一次撒网时，差点连自己也撒出去了，还好李思旺是个“行家”，他一边控制船只，一边从旁指导，慢慢的就习惯了。
只是鱼网撒的并不圆美，根本网不到鱼。可我们是“渔翁之意不在鱼”。
当时钟指向凌晨一点正时，我们眼看四周，并无异常动静，确认“安全”后，我停止“捕鱼”，坐在船头，划起三根火柴，然后点燃一根香烟，在狠劲地抽，那是事先约定的联络暗号。果然，大船的窗口有了动静。接着一条粗大的绳子，吊着一个大纸箱，慢慢往下垂。
老李赶快把小舟固定，不久一大箱“宝物”就平安降落在船上。沉甸甸的，相当有分量。我们高兴地收下“礼物”，并向香港船员示意敬礼，他们也向我们挥手告别。
在划船回程的水路上，刚好是顺流，我们轻快地划着小舟，两人带着激动喜悦的心情，看看四周无人，彼此都在小声低唱：“东方红，太阳升，…”
(二)船长同志来访
经过几次与香港轮船的联系，合作成功后，我们成了没“见面”的好朋友。
1972年初，我们通过关系又找到了船长同志，这次我们提出要与他见面的建议，他欣然答应。
那是一个风光明媚的早晨，太阳缓缓升起，我们在油菜岛佈好岗哨，群众和积极分子主动在各地来回“巡逻放哨”。约于早上九点多，船长同志在我群众骨干的带领下，准时抵达。顺溪美禄工作小组，身穿军装，手持北加来福枪，列队迎接“中国贵宾”的到来。
见面时，彼此激动地热烈握手，高呼“毛主席万岁，北加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阵寒暄过后，我们就上屋坐定喝茶。
我们的会议地点是设在这位保干群众住家的大厅里。我获四分区党领导的委托，肩负起这次会谈的重任。双方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好形势有着共识，并对整个国际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充满信心。接着船长同志介绍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热火朝天的干革命，搞生产，“祖国”经济欣欣向荣。…
我最后着重谈我军的成长过程，特别提到了我军武器还很简陋，希望他们能通过关系，给与我们可能的协助。这位船长同志过去也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负过伤，解放后复员来到香港的轮船当船长。他看到我们穿着补钉的军装和简陋的水龙管枪，非常感动，表明将请示上级后，尽力给我们帮助，并表示帮助我们是他们国际主义义务。
中午，我们在保干群众家共用午餐。群众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鸡汤长寿面”。
希望中国与北加里曼丹的革命友谊像长寿面一样源远流长、万古长青。
基于安全问题，不便久留，午餐后，我们彼此依依不舍，珍重道别。
我们通过这位群众与船长的关系，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精神粮食”和其他物质。但不知为什么，从此之后，香港轮船就没有再来了，我们的联系也就中断，对武器等的援助也就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