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武装论坛 1：对战略战术的探讨
对战略战术的探讨
——回望
一、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政治背景
英帝始终对砂拉越的革命和共产主义活动都是很敏感和仇视的，一旦被发觉就会尽快想方设法加予扑灭，绝不手软。因此，砂盟开始活动，就以地下非法为主，然后才逐步利用公开、合法、学校、社团和政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革命才得以从弱变强。
砂拉越社会，当时主要是达雅族、华族和马来族三大民族组成，是属于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是东南亚最落后的岛国。在汶莱武装起义之前，砂拉越华人主要居住的城乡的革命活动已广泛和深入地开展，并得到众多华人的支持，尤其是华族青年更积极无私的参加。对开展达雅民族工作，尤其对砂拉越河、鲁巴河、拉让江和巴南河的民族工作更已派出近百名精干份子去秘密的开展，但普遍还未扎下根。马来族方面还未派人专门搞，只由公开政党附带搞。当时由砂盟所支配的人联党，上层领导中虽也有达雅族和马来族领袖，但还是以华族为主要领导。基层群众，华族约占57巴仙，达雅族约占38巴仙，马来族所占比例很小。可知道当时砂盟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不论地下或公开斗争都还未真正超越单一民族为主的局限。而国际统战也刚刚开始，更谈不出明显的成绩。
总之，砂盟所领导的斗争，不论在国内或国际上还是处于较孤立的状态，还须要通过极大的政治和军事的努力后，才有可能逐步加以突破。
二、军事是政治的继续
1962年6月22日，英帝逮捕了文铭权、黄纪作等7人，同年7月23日又逮捕了张荣侨、陈景益、田文和、雷皓明。这些被捕的多是砂盟和人联党的重要领袖和干部，造成对砂拉越的地下组织和公开政党领导力量与斗争不小的削弱和破坏。1962年12月8日汶莱武装起义后，在全砂更实行大逮捕，并逮捕了48名地下和公开的各级干部。在那之后逮捕行动还不断地发生。如任由逮捕行动无阻挡的发展下去，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将会严重的脱离革命群众，而且不要多久就会被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军事确是政治的继续。
三、武装斗争的战略目标
我们要开展武装斗争之前，必须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武装斗争的最高目标是夺取政权。在当时我们要夺取政权的必备条件应该是:
(1) 自觉、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
(2) 经过实战锻练而善战的一支军队，
(3) 动员了山区民族的参加，
(4) 得到国际实际的支援（主要是武器和通讯器材等）。
然而，以上的基本条件，我们都不具备，所以我们还须要一个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在上述必备条件具备之后，我们才能放手通过杀敌夺武以夺取政权。
从当时的国内外革命形势看，及后来二十多年的的武装斗争证明，武装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不但是必须的，而且还是漫长的。
从1965-1973年出人毁枪前，在我们的武装斗争中，主要是犯上宗派和幼稚盲动的左倾错误。如果武装斗争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必须有个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那么必定能少犯左的错误和减少牺牲损失。
四、实际的战略部署
经过了约一年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之后，我们的国内外统战已开始有新的突破，特别是同汶莱人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印尼共与左派建立了关系，一部分干部还从印尼方面学得军事和组织军队的本领。1964年3月30日，在印尼共和中间派的帮助下更成功的组织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砂盟在坤甸9·19会议上更决定把留在印尼西加的全部人员撤上砂印边区，分别建立西部、东部武装基地，以东部为中心基地，也分开组织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在斗争上遥相呼应。在当时，特别是交通和通讯的不便，这个初步的战略部署，对於开展砂印边区和国内武装斗争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证明了是必须和正确的。
由于一开始，我们对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战略目标、建立武装基地和杀敌夺武等重大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认识和缺乏经验，所以一切只能在斗争中摸索前进和逐步地学习武装斗争。
五、建立马印边区武装基地
在马印边区建立武装基地的主要职能，是作为党、军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及军、政干部的训练中心。我们借用别国的领土建立武装基地，对印军只能坚持自卫的原则，也不能主动开展杀敌夺武。
马印边区武装基地的性质，在马印对抗时能够建立公开和进行生产自给的基地。在马印夹击时，我们无法打退敌兵的地面进攻，也几乎没有防空的重型武器，一般仅能建立秘密的基地；偶尔乘敌不注意，也能建立生产自给的基地。
马印边区武装基地，从印尼边区发展到砂边区，从秘密发展到公开，从没有人民政权发展到有政权，将是一个曲折、漫长、艰巨的发展过程。
边区基地在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上，不能坚持时，须及时把主力转移，留下少数精干同敌兵周旋，或干脆全部撤出，等有条件和必要时才倒回。在当时的条件下，敌兵下决心赶跑或消灭我们，如不及时撤出重点包围区，或死守，结果不是遭到大的牺牲损失，就是被消灭。
不论是马印边区基地，或是游击区都须实行“边搞边打”的战略原则。所谓“搞”即宣传组织和动员群众，所谓“打”即杀敌夺武。在武装斗争初期，应以搞为主，以打为辅。主动杀敌夺武，只能在有利于武装力量的巩固、保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下才可开展，否则绝不轻举妄动。
在主动杀敌夺武的战术和作战的形式上，在当时是大型伏击战（人数二十上下）结合小型（三几人）的骚扰战、地雷战和麻雀战，这些还属于很低级的战争形式。
六、边区武装基地的战略转移
我们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受到1973年出人毁枪的拦腰一大斩，如能正常的发展，也能实现武装力量的统一指挥与集中力量组织突击队向东北挺进，砂印边区和国内的主要武装力量会更快转移和集中到拉让江和巴南河之间的战略高地，建立砂拉越的武装中心基地。之后，如我们还不能广泛动员起山地民族，在军事上还不能以防御改为进攻为主，部分武装力量将可能被迫再退却到沙巴的中心高地，建立另一个重要武装基地，使砂拉越和沙巴两个武装中心基地相呼应，以坚持更长期的武装斗争。
七、结语
我们当时的武装斗争基础虽是薄弱的，敌我力量对比更是悬殊，但只要我们更自觉地执行以上粗浅的战略战术，我相信我们的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还会进行得更好，不但会减少不少的牺牲损失，而且战绩还会更好。
国内山区是我们的主战场，如山地民族没能广泛动员参加斗争，人力物力，特别是粮食问题就不能有效的解决，我们的战略战术的实行就必定受到很大的限制。到了1973年底为止，我们还不能广泛的动员山地民族，而且我们的武装部队更面对更大的粮食和生存问题。这充分显示，我们武装斗争的长期和艰巨性。
1973年之后，我们超弱小的武装部队，还在斗争低潮的环境里再坚持了17年。1990年和谈前，我们的部队已活动到汶莱、林梦河尾，如没有1973年和1990年两次的和谈，也没有犯上其他战略战术的错误，我们的武装斗争必定会发展到沙巴去，并能坚持得更久更好，这有力地证明武装斗争具有不可忽视的生命力。
22-08-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