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雏雏烽火然 7：炮轰海军基地
连队回忆 1：话说当年“联合部队”的战友 1
炮轰海军基地
——雁飞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有听过携带武器乘坐巴士去打仗的吗？70年代初期诗巫市的第一仗就是这样拉开序幕的。
这天傍晚，一个同志腋下挟着用报纸捆的两门土炮，下了巴士车后与另外两个同志会合，他们匿藏在海军基地对面的小丛林里，中间只隔着一条甘榜南甲大马路。
能很好的掩护同志们活动的夜终于来临了，然而海军基地也同时灯火通明，等到半夜行动较好。可是，天空乌云密布，恐怕会下场雨。炮芯若淋湿整个计划就要告吹了，只好就动手吧。
两门土炮绑在两棵小树上，对准着岗亭里的敌兵，两个同志负责点炮，另一个则持枪（自制手枪）戒备。
这门土炮很特殊，也很原始，不像一般的用电线牵拉至远处才点着，而是像燃放炮竹般直接在炮芯上点火的。
为了预防炮的后座力，两个同志侧着头伸手用打火机去点燃炮芯。
“轰隆！”随着一声巨响，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在这个同时，一个同志只感到大腿一阵疼痛，原来土炮的火药漏下来，把腿烧了一个洞，可这时也顾不了它，三人摸黑从那满是芋刺的沼泽丛林撤至群众家。
第二天，经过换洗后，他们又大模大样乘巴士车出没在闹市中了。
没过几天，电台无可奈何的报导海军基地遭共产党袭击的消息。
连队回忆：
话说当年“联合部队”的战友
尤正新、生强、天尚
宋平等老友口述
丹心记录编写
最后由温贤定修订
共同心愿
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从1965年10月26日成立到1990年结束，历经25年的路程。虽然在1990年这杆红旗倒下了，但无论如何它曾是砂拉越人民的一支武装部队。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在战斗力上都不算正规，但是在这25年的历程中，他辅佐着北加共产党在砂印边界和砂拉越的土地上，进行过一番惊天动地的反殖民统治和争取独立自主的事业。
我是1968年参军直到1985年回返家园，前后共渡过17个难忘岁月的军事生涯。从扛枪、吊吊带、戴军帽、穿军衣，到日日夜夜，风风雨雨，艰苦卓绝地游击在三省的郁郁森林里，也许是生活太奔波，过程太曲折吧。因此，脑子里没能清晰的把当年砂印联合部队里（简称连队）同志们的种种和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来个完整的联系，拼凑融合。
这次由於尤正新老友执意于要把他那40位从连队回来同志的历史事迹，即自他们参与连队的训练到他们的参与三支队的建立的前前后后的事迹的回顾留痕，我有感於他的心意，愿协助一臂之力。也由於协助他而引起我个人思维的驱动，这次我才惊觉连队的那40位同志（应说明除了这40位同志是先从连队来到马罗河建立第三支，而后来陆续还有其他（第三连先撤去）的连队同志参与建立三支。比如后来起义回来的原来第三连队同志十几人，更有参加过指挥人员训练的指挥级人员）和我们的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的根本关系。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军事上的许多战术技术主要是从他们那里传承下来的，以这批连队同志为主，及其所训练出来的干部，也成为后来25年我们砂拉越东部革命组织在军事上的中流砥柱。应该说没有他们的参与，我们的部队就更加不易组成。因此也激励我想把当时的连队种种事迹，尽力的加以记述，以了却尤正新和许多老友们的共同心愿。
连队同志既然在军中是那么重要，我想要记述就要尽可能全面些，我就聚集了几位老战友口述。但是由于记忆的模糊和遗失，我又没有参与当时的斗争，还总觉得写来勉强不如心愿。但无论如何得把它写下，让有心人再逐步完善它。
一二·八起义，大逮捕，逼上梁山
1962年汶莱“12·8”起义后，英殖民政府惧怕於我革命组织在这种局面的后续行动，有计划地大规模的疯狂的逮捕行动。1963那是个黑暗的年代，许多同志，尤其是许多公开领导层的同志被捕入狱，我们幸免被捕的同志，许多也转移到郊区或农村隐藏。
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全面大逮捕和印尼政府的对抗大马政策，促使我们在全面被镇压下转向武装斗争寻求出路。自此，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同志从各条路线（主要是一省和二省）越界到印尼接受军训。据统计，从1963年1 月起先后大约有500名青年男女先后越界。在第三省则只有江先仿、余清勇、吴云宜和两位伊班群众在1963年中越过边界沿马罗河下卡江，再到坤甸。这是个历史性的时段，也是轰轰烈烈的时段，可是我这次采访了几位当年越界的朋友，他们说，当时由于事前没有充分的时间，无法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因此他们从思想上到物质上的准备是很不够的。珍娜说，她当时只接到通知说：要越界，说是三个月后就回来，因此叫他们什么也不用带，所以他们便什么也没带上。可是，一越界却是整整10年，直到“斯里阿曼”行动时才回到故乡的亲人身边。生强说，我接到通知说要走，我就走，尤正新队长也一样都是两手空空的过界。可见他们脑子里对他们前面的路是怎么一回事，还是懵懵懂懂，只凭着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对革命组织的一片忠心，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就这样，他们被白色恐怖和大逮捕逼上了梁山，走上了充满荆棘而又漫长的武装斗争道路。
反观，我在63、64、65年第三省国内军事训练期间，仅是最初步的接受一些军事思想和军事知识，我们还处于做体操、军操，和学习一些纸上谈兵的军事理论。当他们越界时，我（念初中二）还处于懵憧无知中，或说还处于很松懈的被联系中，我的友好说没看好我会走这革命路。
我一再追问他们当时越界时的心情，他们都说当时还小，不大会想，负责人叫走就走。这和后期1968年我们第三省发动越界的心境大有不同。这时我们已能从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和第一支队及西部游击队的刊物，比如《来自北加里曼丹丛林的战鼓声》等的许多文章中，相当清晰的知道这一去是要去扛枪当军人，和进行长期艰险的战斗历程。然而，由于年青和对军事知识的肤浅，而对将会面对的许许多多的前景的设想，和实际的具体情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总以为，我们许多同志当时会越界参军，是一种时势的造就吧。当然，我们少数的领导层人员，是比我们有觉悟，有雄心、有壮志，他们能够从时局的变化及时提出更高形式的斗争路线和政策。无论如何，在悠悠27年的武装斗争长途道路上。我们绝大部分朋友直接或间接为革命、为武装斗争有者献出一生，有者献出半生。虽然革命没有成功，但这种对革命对人民事业，对全人类获得解放和实现最美好社会的崇高理想的执着性、坚性，却是可佳可赞。不论我们对这场斗争过后有多少的正面和反面的想法，我们还是应以此引为自豪。“回顾我们的共同追求的梦想的漫长日子，无论实现与否，总有欢欣鼓舞的一刻。”
模西青年参军去
1963年5月间，砂拉越石隆门几个地区的革命同志接到革命组织的紧急传召，要越界到印尼去军训。当时正值严重白色恐怖，在殖民政府的大逮捕镇压下，同志们正焦急的等待着，商讨着革命组织的指导方向。这下可好了，不用面对逮捕又能参与军训，大家自然踊跃参加。在沈新民，（原名沈耀彬，模西小学的老师，兼那地区的主要负责人）的带领下，那一带来自3个地区，有30个青年同志投入到越界的队伍中。
30个同志中有8个是女性，22个是男性，沈新民为首，另外还有一位负责人。其中人员计有生强、克点、瑞平、生明、光明、邱志雄、志敢、苏小明、尤正新、敢明、秀明等，女同志有丹娜，都响应号召，奔赴边区。这个紧急的行动，由于讯息的突然，同志们从思想到生活物质上都处於无准备的状态。他们最多带了一、两件衣服，其他就只有手上戴的手表了。但，一身轻也有好处，方便走路。
从短廊（敢明的老家乡）出发，取道Chomon，Oba过，那边原来是有走私山路（多数是民间老百姓来往交易或走私的山路）可进印尼境内到诗里京，一天一夜能过境。30多个同志们静等着夜晚的来临，夜幕低垂，人多胆子壮，再加上对革命组织的无限信任，同志们不顾前途的种种艰难危险，其实也无从想像，大家的心拧成一条绳，踏上征途。刚踏上征途就面对着一大块的烂芭地，那是种水稻的稻田，齐腰深，同志们手拉着手，虽然艰辛，但是凭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轻骑过关。
继续前进，中午12点左右，正值要过界前，他们遇到民防队，只有两个民防队，没有枪支，但有利刀、飞刀和长刀。这些民防队曾在秀明处割树胶，所以会认识，因此没那么僵持。30几个人对付2个民防队本来不是大问题，但考虑到这条路线还要再用，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以保持路线的通畅。起初他们不让过界，执意要搜查，沈新民把他带到一边去商谈。在尽量争取下，沈新民以两百块钱和3个手表作为过界的条件。尤正新警惕性高，怕万一有事故发生，同志们会被飞刀伤害，所以他拉了一部分人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刚好旁边见有烧剩的树枝，如果有事发生，随手能有个防身反击的工具。
问题解决了，他们真高兴，展示飞毛腿，飞快的过界到诗里京。2个钟头后，吃过午饭，他们到了一座长屋，就和两个印尼兵（来接应他们的印尼兵）联络上。队伍在此稍作休息。这印尼兵是友善的他俩还热衷于教他们整队，可是，当时他们没有人会讲印尼话，所以只好叫个人翻译。当地刚好有个山口洋人，是位走私贩，常常进出砂印边界，曾在我们国内工作过，尤正新认识他，便请他帮助。尤正新还和他一起睡了两晚，聊上了两夜。
同志们又继续前进，到了一处有华人居住地，过了一条河，有个接头站，廖伯来和我们接头。河边有小店，留宿一晚，继续行进，由印兵带路，步行一天后到一个华人小镇-华莪。在华莪，他们开始自己煮饭，但都煮不熟。邱志雄这年青人很厉害，会煮饭，他煮给他们吃，但没青菜配，只有咸鱼，真是苦了我们同志。
经过华莪和邦甲
他们在华莪住了两个星期，印尼华人对他们友善又关照，民众起初误以为他们是难民或是因故被抓的。尤说，有一天，刚好是他炊事。印尼华人同胞拿了一面盆的猪肉来，从厨房的窗口塞进来，尤心领的婉拒推辞了，说是不用他们烦心了，自己还能解决问题。
在这两星期中，很考验的一件事是冲凉，一般人就在河里冲，但河水太脏（印尼河水脏是惯常的，河里常常飘着人的粪便，动物尸体等）。又因天晴，河水量少就更脏了，尤说他甘愿冲井水，有井水冲那还有好嫌?同志们住的是政府屋，周边有华人学校，有球场。所以没事做时，我们就打篮球消磨时光，晚上睡的是用草席铺在地上睡，吃的是他们拿食物来我们自己煮。但是因为锅少人多，所以煮饭是从早上煮到晚上，轮着吃，等轮到后面的人吃时，前面的人又开始饿了。
在漫长而又空乏的两星期过后，印尼友军又安排同志们继续前进去邦甲（小兰的家乡），从水路走，是由华人驾驶摩多船，水很浅，水底都是沙，因此水很清。船不能过时，要摇晃船身才会过，引擎继续跑都不要紧。邦甲有兵营，印尼兵讨东西，他们又给了手表，因此队伍里的手表又少了。
他们大约是早上10点出发，隔天清晨就到了邦甲。8点左右印尼兵车就来接他们了。
早上八点半兵车沿着小路，经过很多很多的椰子芭，路途弯弯曲曲，直到下午四点半黄昏前，才到了山口洋。这途中还有个小插曲，当兵车载他们要离开邦甲时，有一批青年人追着来，当时刚好尤正新坐在最后。那些年青人准是误会他们是出了事故被兵抓走的，焦虑而又关照的问：“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不能告诉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忙，或是能找谁来担保你们。”尤感动的说：“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你们放心，我们没事的，谢谢你们的关照。”
在山口洋
1963年6月4日，他们到了山口洋。一到山口洋时，很快就遇到黄汉、存厚、罗平他们，他们已先在那接受训练。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很多人。添善、亚美等已先到，他们还遇到秀琴，秀琴是从山马丹水路过界。
到了山口洋后，这一批人员很多被分配到巴士兰，那是个小农村。我们租了一间大屋子，大家都铺在地上工作和休息，人虽多，但吃没问题，还可以自由的进出活动。由于是临时逗留，因此，由秀琴来为他们讲故事，如《铁道游击队》等。他们在这逗留了一星期，在这期间，同志们再次感受到印尼华人对他们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