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探索篇 2：试探讨失败的几个问题；历史回顾
试探讨失败的几个问题
1965年党经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后，高级骨干已完全被专政者一扫而光，创伤还未愈合，谈不上党的建设，只听取梭菲安的指示和决定。当大扫荡时期，只保存下寥寥无几的民族干部，在发展群众问题上除了华族群众，完全不敢向其他族群进展。正当组织内部面对干部奇缺，还未产生巩固的领导核心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展开缺乏人民群众支持的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中还牺牲了不少优秀的忠心耿耿的干部，这是给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左倾幼稚病的急性病，使武装斗争失败了，带着残兵败将退回白区。
1969年在横平山的格兰坪（所谓格兰坪是因为这地带长了很多ketlam草），梭菲安召开第一次干部会议作了检讨，总结了失败的惨痛经验教训，决定了当前任务，重新建党，并以群众路线为最基本政策，于是开始深入群众。1970年在米仓的愚公山召开第二次干部会议，经过一年的群众工作已大有进展，会议结束后，大批干部被派到卡江上游搞其他族群的工作。
当时沿海一带群众，一般上对苏哈多反华排华政策感到不满，但是觉悟性还不高。滨海干部和群众工作者积极地宣传组织动员，他们在华族乡村的每一家去串联，整个沿海区绝大部分乡村的华族群众可以说已经组织起来，大约有五十巴仙是我们的群众，这些乡村连成了一片红区，干部们在这些区域活动都不成问题。每个乡村都有本地和外地结合的村干部，他们领导群众，男女青年、小孩进行学习、教育、运动、开会、集体种稻、搞经济工作，向群众做个别或小组宣传教育活动，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等，这些工作正在发展壮大。卡江达雅乡村群众工作也正在开展，每个较大市镇和乡村都有一个稳扎稳打的地下站，群众工作者脚踏实地真正地和当地民族融成一体，串联当地族群尤其是达雅族人，争取了一些内地各民族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列。在此我仅想探讨几个问题，为什么当时已经有相对广泛的群众组织，能在群众中立足，却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败涂地？
（一）东南亚各国如马来亚、泰国、砂拉越、菲律宾等国革命斗争正走向低潮和失败；中国国内正闹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形势影响了西加革命斗争的走向；外在因素对印尼西加革命运动产生不利影响，动摇了一些领导人和群众工作者的思想和革命信心。
（二）内在因素是错误的领导方法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过左的急性病，以梭菲安为首的最高领导核心，在武装斗争第一炮就已奠下了左倾幼稚病的错误路线，以致武装斗争的失败。1969年，格兰坪会议总结经验后，群众工作正稳步渐进，1972年5 月25日领导上再次犯上左倾幼稚病，一意孤行认为自己已经有强大的力量，便想碰一碰对方实力。滨海局领导人G和梭菲安两人策划下，便采取过左的政治斗争形式的决定，以激发干部和群众的斗争热潮。沿海局滨委领导人好像已经胜利掌握在手，大大发动了从坤甸至山口洋一带、老港、海外等地进行统一的贴标语发传单运动，内容是反对苏哈多政权，还张贴了党的标志。于是大大暴露了自己，让军方省悟到反苏哈多政治组织原来还存在并再重组，还正进行轰轰烈烈的地下活动。公开地向军方显示了自己似乎非常强大的革命力量。领导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没估计到政府军拥有强大完备的军事力量，鸡蛋碰石头，因此造成贴标语的执行者、积极分子、地方干部被捕。贴标语运动是导致最后崩溃和失败的原因之一。
（三）整个印度尼西亚政治形势非常不利于西加革命运动，因为只有西加省进行反苏哈多法西斯政权的斗争，而邻居东加、南加、中加及其它岛屿如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巴布亚、马鲁姑等地方人民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只要有风吹草动，当然苏哈多可以集中调派大量军事力量，针对西加革命运动。贴标语行动一被发现，中央马上如临大敌，调派最有经验的特种部队、特务人员，进行大规模行动以摧毁革命力量。
（四）错误的干部政策：保干工作做得不好，在武装斗争中牺牲了大批干部，以后在白区地下工作中也不少干部被逮捕。在提升干部方面，最高领导人没有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人，私人观念很深，凭着感情用事，没彻底了解干部的思想实质，只看到表面的积极性，没认真研究被提升者的工作能力和对组织的认识。这主要是指梭菲安在提升干部的时候，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梭菲安把陈武侠的领导工作，交给没经过艰苦考验、缺乏工作经验和理论基础的G，我们都认为这是梭菲安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最大的失策。
（五）最高级领导人因太着重私人问题而影响了领导的威信。领导上失去威信就造成了领导和干部不能团结一致，干部对革命失去信心。最后事实证明，以梭菲安为首，Z和G成为三位一体的西加最高领导核心，不能以最突出、最有眼见，最坚定正确、最能以身作则并以团结为主的领导作风去完成历史使命。
（六）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矛盾，领导核心不团结，意见分歧，没以革命利益为重，妄自尊大，各坚持自己的意见。正当革命处于垂危之际，根据G说他们最高领导层进行二十多天的讨论会，讨论会是针对和攻击梭菲安的弱点，最后因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没作出什么决定而各自跑了。
（七）领导层对组织系统不严密，没根据严密的地下工作原则办事，即以无形组织单线联系法进行秘密的地下工作，却采用多线联系法，使军方从贴标语的行动中找到了革命弱点，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当军方下手的时候，非常轻易地把一连串的有关者全都投进监狱里。
（八）从基层到高级干部甚至最高领导层的思想觉悟不高，干部们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大都是教师、学生或者小贩、商人，还有一部分农民和工人，他们因不满苏哈多的排华政策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因而对革命认识不够深刻，对领导革命工作缺乏经验，在碰到困难和被捕的时候左右摇摆，动摇不定。
（九）最高领导人的革命信心不坚强，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的思想，没有彻底为革命的决心。他们被捕后，在面对军人的最后关头，上级最高领导层Z和G以右倾投降主义向军方投降了。全盘托出。
1972年，整个滨海区的组织被破坏了，接着追捕卡江一带的干部及有关者，全部领导人及干部相继落网。整个革命队伍瓦解了，被逮进山口洋军营、坤甸集中营以及道房集中营监禁。1974年1月13日西加革命首领梭菲安，在坤甸附近的瓜兰森林中，在重重包围下壮烈牺牲了。最后树倒猢狲散！
虽然梭菲安已经倒下，但是最后还有在蔡兰花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二十多人的队员，还在昔邦山坚持，1977年蔡兰花因病去世，最后的两个人于1978年被捕入狱，反苏哈多革命力量全部结束，从1965年至1978年的革命过程共坚持了13年之久。
和平
历史回顾
1965年九卅事件后，至1967年期间，印尼由苏哈多为首的右派军事集团，取得军事掌权后，进行白色恐怖逮捕和屠杀，如1965年11月至1966年元月，在东爪哇、巴厘一带的屠杀事件，自雅尼及其伙伴们被杀害后，接着向印共左派势力展开大规模猛烈打击和消灭，随着逐渐削弱苏加诺政权和最后于1966年3月11日命令书宣布后，借此取得实权而统治全国，实行反共排华反苏加诺的军事独裁，压制民主之反动统治。
西加里曼丹也不例外，在苏哈多控制全国政权以来，右派军事集团向西加印共党干部、党员、党组织属下领导人等进行逮捕、虐待、杀害，如西加一批印共领导人，Kemed,Daud,Suparno,Rudi等等。当时政治局势日益恶化，以印共为首的左派革命力量陷于瘫痪，人们等待着苏加诺总统的政治解决，终于成了泡影。幸免受难的负责人、干部、党员，如梭菲安、彭任能、陈武侠等在城市已经不能立足了，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梭菲安，带领一些逃脱追捕的剩余者，转移到与砂唠越边境的华莪，并与砂唠越人民游击队联合，共同组织和展开反抗苏哈多政府军的武装斗争。
北加革命力量是1963年抗马期间进入印尼西加境内，并准备以武装反抗东姑阿都拉曼英殖民傀儡政权，他们绝大多数是华人左翼分子，当时他们的革命运动得到苏加诺政府的支持和掩护，允许他们在印尼过境进行革命武装活动，向马来西亚联邦新殖民主义政权跟马军作战，同时他们还跟边区华人的关系搞得很好，得到华人的大力支持。
这里华人的祖先早在十五世纪明朝时代郑和下西洋后，开始移民搬迁来到南洋谋生并逗留下来，他们仍保留着华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信仰、语言等，虽然与当地各原住民达雅族、马来族等有着良好关系，和睦相处，甚至有的通婚，但是还没有完全融合，彼此之间还有些隔膜，所以一般的华人具有深厚的种族观念。由于苏哈多政府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政治迫害和排华政策，激起当地华人的不满，因而很容易把华族发动和组织起来，并热烈参加及支持游击队。
自梭菲安他们转移到孟加影内地与北加人民游击队合并，重新联络一些可联络的人，重振旗鼓，组织和展开地下工作。可是没有掌握好党的三面旗帜：一、重建党（并非以秘密的组织，多半采用多线联系法，而非单线联系形式）二、统一阵线（没做好达雅族与其他族群的工作）三、武装斗争（在还未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还没做好，不顾客观情况即当时是敌强我弱，当时苏哈多政权是一股新起的，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受众人崇拜的所谓“伟大的英雄人物”，他乘机团结所有反动势力，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印共为首的左派革命力量已受到沉重打击，陷于瘫痪崩溃；另一方面苏加诺总统的权威日益削弱，其他中间派势力是动摇分子，一般上是见机行事，看到眼前大势已去，从而找不到可靠拢之处，不得不屈服于苏哈多。在这种情形下，领导上凭主观决定，轻易发动华莪空军基地抢军械行动，暴露了自己的目标，惹来了敌人强大的压力，犯上左倾军事冒险主义。）
当时城市和沿海一带的组织，起初比较严密，后来由于火焰山基地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人力物质，因此质量的要求比较松懈，轻易发动和组织一些青年人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当时恰好华校关闭，华人受到极端歧视和政治迫害，又因西加华人大多数都受到新中国进步思想的影响，所以许多人投向革命和支持革命斗争。
九卅事件后，因苏哈多政府的排华政策，许多华人子弟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青年学生，因学校被关闭而激起不满情绪便投奔革命，有的甚至很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成为后起的革命干部。由于火焰山基地需要一批人当武装人员和工作人员，因此从坤甸市区和沿海地区派去许多人马，而这些青年人受到和平时期的革命路线的影响，未曾经历过实际的革命体验，没认识到革命是长期、曲折、艰难、残酷的斗争，是要不惜代价和牺牲性命的，没做好最艰苦的思想准备，后来许多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对于山区的武装斗争方面，由于未曾搞过武装斗争，在和平时期，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长期的和平环境下工作，常与资产阶级分子搞统战，故此染上资产阶级的思想，而革命干部又是大多来自小资产阶级，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转为左倾机会主义的毛病，如：急性病、幼稚病、过左思想、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动摇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经常找比较方便和轻易做的华人群众工作，没注意发展其他周围的达雅族和其他族群的重要性，缺乏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估计到敌人强大的力量。在战略和策略上藐视敌人，没真正认识到苏哈多是全国政治右派反动集团的统筹中心，他能集合所有反动势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打击一地一处的暴动。如南勿里达的印共领导人以及其残余，何况西加里曼丹是个地广人稀，当时人口大约一百六十余万人，地理环境不及爪哇岛的重要性，是革命薄弱的地方，没有全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援。在这些时间、地点、条件三个因素不具备的条件下，单独的武装革命斗争是非常艰苦也难取得成功的。
西加革命者没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炼，大多数的人在生活上还勉强过得去。而爪哇岛人口周密，穷苦人更多，生活困苦，阶级斗争尖锐。西加革命条件不够充足，没有巩固的革命组织、缺乏英明正确的领导人指引人们进行反抗斗争。西加革命武装部队，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参加和支持，在革命时机未成熟的时候轻易发动武装斗争，最后遭到敌人大规模围剿。虽然有时也打小胜仗，可是后来的战越打越缩小，力量越薄弱。另一方面军方利用隔离政策，煽动达雅人与华人发生冲突，搞红头进行抢烧杀，赶走华人，造成许多华人流离失所，生活困苦沦为难民，有的被杀害，使革命游击队脱离华人群众的支持。游击队屡次遭到敌人围剿和攻打，战斗力越来越软弱，最后终于失败了。
武装斗争失败后，梭菲安、陈武侠、王明等重新检讨整顿恢复组织，转移到沿海一带、市区和卡江上游活动，可是组织形式方面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按照和平时期的老方式）并非以秘密的组织去进行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下的组织不够严密，产生多线联系法，一旦被捕有的经不起酷刑拷打而出卖自己的同伴，甚至有的当国军卧底和当审讯员。
在重要问题上，领导层没有共同的看法，没有深刻地分析研究实际情况以及行动的后果如何，反而凭个人主观思维就随意下令采取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行动，散布反对苏哈多的传单。再次惊动了苏哈多当权者，调动了大批军警到处追捕、屠杀，惹来一场无可收拾的大祸。一系列的逮捕，追杀使组织蒙受极大损失，造成空前的破坏甚至毁灭。
彭任能于1967年在躲藏地点患肺癌不治而死。梭菲安于1974年在德林当港（Telentang）遭出卖被敌军包围中击毙。陈武侠于1981年据说临释放前在狱中不明而死去，其他各区委、负责人因叛徒出卖全部被捕入狱。这场风云满城动荡九个年头的你死我活之残酷斗争，终于失败了。
失败的主观原因：由于对革命理论认识还浅薄，在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同时又没有提出明确的斗争纲领，自以为拿了枪杆子就可以出政权。
客观原因：苏哈多政权的强大力量，也因组织内部出了许多叛徒，被捕后变节成了奸细，以便轻易追捕追杀消灭革命者。
虽然革命斗争失败了，可是这件历史事实，已在印尼西加人民革命斗争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