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上图）的孙子朱和平说：“爷爷生前对我们要求很严，他多次说，我的这些生活待遇是党和国家给我的，你们不应该享受。我们家前前后后一共有两个账本，按照每个月每笔开支，详细记录了家里全部的经济活动……每花一分钱、吃一顿饭、办一件事情，包括买一块肥皂、到大会堂喝一杯茶……每笔开支都是非常清楚的。”

 

 

建国初期共产党领导人“家规”

•陈鲁民• 　

建国初期乃至上世纪60年代中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大都能对亲属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开绿灯，不走“后门”，有很多动人事迹，在今天许多人听来如同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现在某些人是否太“善于用权”了呢？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声誉、党风与社会风气，是否正因为某些人太“善于用权”而遭到了破坏？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

周恩来一向注意修身齐家，为了堵住后门，他为亲属制订了“十条家规”，详尽又细致，即：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十条家规”既是周恩来对亲属的具体要求，更是严格自律的真实写照。周恩来虽无子女，却有不少视如己出的侄子、侄女，而他从不利用职权为这些晚辈谋取私利，有时甚至合理的照顾也不接受。

1968年，周总理最疼爱的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插队。临走时，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侄女的手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去，一定要和蒙古族的同志搞好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做贫下中牧的好儿女。”到草原后，秉建牢记伯伯的教导，吃苦耐劳，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1970年冬天，她报名应征入伍，得到了批准。1971年元旦那天，秉建穿着军装高高兴兴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进门，周恩来就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天地广阔吗？”他见孩子有些想不通，又亲切而严肃地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秉建想通后，经部队领导同意，重新回到了草原。后来她又被推荐上了大学，周恩来坚持让她学蒙文，毕业后继续回草原为牧民服务，长期在那里扎根。

毛泽东在文史馆“碰壁”

解放初，为照顾柳直荀烈士遗孀李淑一的生活，有人请求毛泽东将李荐到北京文史馆当馆员。毛在1954年3月2日就此事专门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凡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这事已过去近半个世纪，至今读来仍耐人寻味。

按理，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是有条件进入文史馆工作的。柳直荀既有大功于革命，又遗厚谊于领袖。遗孀李淑一也是巾帼英雄，含辛茹苦支持革命，且教授国语多年，能诗善文，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深为毛泽东所敬重。然而，即便对如此有功、有谊、有才的人物，毛泽东考虑到文史馆“资格颇严”，还是踌躇再三，宁肯以自己的稿费相助。毛泽东此举，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谁也不以为怪。更难能可贵的是，文史馆居然“连拒数人”，而毛泽东并未因此感到有什么不妥，反而感到“未便再荐”。绝不因私谊而废公事，绝不因感情而弃原则，这曾是共产党人的好传统。

朱老总的“使不得”

朱德元帅德高望重，不徇私情，治家很严，决不允许亲属搞特殊化。

正如他在抗战时期的一封家信中所说：“那些希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我为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为此，他把独生子朱琦召到延安，并把儿子送上前线。朱琦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打伤了腿，留下了残疾。解放后，有一次朱琦和朱德去看戏，戏演完后，朱琦因腿有残疾不方便，想和朱德一起坐车，就先上了车。朱德发现后，立即要求他下车。朱琦这才明白过来，马上承认错误，保证以后不再搞特殊。

1961年夏，为响应号召，朱德带头把侄子送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锻炼，“江西共大”条件异常艰苦。1963年初，朱老总路过江西时，看到25岁的侄子个子才1.5米出头，体重不足40公斤，还得了一次血吸虫病，虽说非常心痛，但在侄子毕业分配问题上，朱老总明确表示：第一留在江西，扎根江西；第二不能直接进机关当干部，先下到生产第一线去锻炼。

朱德老家有个侄孙，不太安心在农村工作，曾几次写信给朱德，请求把他调到北京，朱德都拒绝了。后来这个侄孙作为适龄青年参了军，几年后，临近复员时请求朱德帮他在北京找个工作。朱德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政策，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仪陇县天地广阔，需要你，你要回老家去，由地方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

朱德的孙子朱和平说：“爷爷生前对我们要求很严，他多次说，我的这些生活待遇是党和国家给我的，你们不应该享受。我们家前前后后一共有两个账本，按照每个月每笔开支，详细记录了家里全部的经济活动……每花一分钱、吃一顿饭、办一件事情，包括买一块肥皂、到大会堂喝一杯茶……每笔开支都是非常清楚的。”

 

      

李敏：主席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李敏的低调同样影响了一对儿女儿子孔继宁，发起成立了北京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女儿孔冬梅则创办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并亲自担任董事长，也算各有所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发掘红色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但当着别人的面，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他们却很少直呼“外公”。

　　沉默寡言的李讷更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1976年从江西带着幼子返回北京后，这个家庭长期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许多个冬天，他们会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轮车拉回家。李讷患有严重的肾衰竭，不过由于许多治疗费用要自己出，她的病也就一直拖了下来。李讷独子王孝芝初中毕业时，李讷态度强硬地让儿子报考了外事服务职业高中。李讷认为“社会实践重于读书”。王孝芝第一份工作是在长富宫做门童。然而，即便境况若此，李讷还时常感念父亲对她的教导，假如不是他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恐怕很难过得来”。

　　“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毛泽东的这句话，可以说，他的儿女做到了〉〉〉更多

 

     

罗东进：父亲罗荣桓教育我们不能成为"八旗子弟"

　　“我从小在部队长大，一心想当兵。后来我去了哈军工，父亲十分高兴。我母亲怀我的时候觉得战争年代不该要孩子，又是骑马又是跑步，还故意从马上掉下来，想把我打掉，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才生下了我。从出生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一直断断续续寄养在老乡家，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父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和教育就是，千万不能成为‘八旗子弟’。”

　　有时候罗东进也想用父亲教育自己的办法来教育后辈，“但是难度挺大”。罗东进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当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较少，所以比较愿意听父亲的话，而现在的年轻人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但是罗东进还是希望后辈们能够对过去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这次他还是把女婿带出来了。

　　“说是让女婿来照顾我，其实，他照顾我还不如我照顾他呢。但我希望年轻一辈亲自走一趟长征能更多地认识这段历史。年轻人认识这些历史要比我们困难，但是这些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更多

 

家风反映作风 共产党人家风建设不是小事

家风与作风

　　从一些优秀领导干部身上人们发现作风廉洁的干部大多有良好的家风。廉洁的作风，会带出良好的家风；良好的家风，又促进养成廉洁的作风。反之，领导干部家风不正，很容易导致作风不正、政风不正、党风不正。
　　对许多人而言，家庭的最大作用是让人可以得到归属感、支持感、信任感和舒畅感，快乐时有人与你共享，痛苦时有人与你分担，郁闷时有人听你抒发。也正因为如此，家庭容易变成人性弱点的避风港，原则常常在亲情面前变通，底线往往在亲情面前弃守。因而，如果家庭没有正气，没有原则，就很容易变成滋生腐败的温床。〉〉〉更多

共产党人家风建设不是小事

　　人民群众往往会从领导干部、共产党员的房子、票子、妻子、孩子及私生活上对党风和政风作出判断。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家风不正，导致工作作风不正、政风不正、党风不正，不仅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也会影响党的形象，影响整个社会风气。

　　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讲话中，着重强调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在工作中要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旗帜鲜明地对领导干部的生活情趣、品行操守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有关人士指出，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对干部生活作风提出如此特别的要求。这对于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更多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8期，摘自2012年第12期《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