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发这篇论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让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清晰的角度，拟定不同的策略，去回应巫统威权体制的复杂性问题。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论的则是，到底“爱马来人”、“跨族群”之主张，在理论层面上碰到了什么问题？
政治学者黄进发在“民主治理与公民社会”研讨会上的论文《“包容性族群政体”与“选举性一党制国家”——巫统威权体制本质的再思》，引发了不少后续讨论。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巫统威权体制的复杂面向，指出了它是由“包容性族群政体”与“选举性一党制国家”的运作方式组合而成，从而得以统治马来西亚五十多年。
黄进发的思考出发点是，如果针对“选举性一党制国家”的对应策略，是由净选盟发起的选举改革，那么又有什么策略可以应对“包容性族群政体”？就此而言，他提出了“要反巫统，就要爱马来人”的主张。
前人的努力已经失败
实际上，这样的主张在历史上并非新论（当然，其提出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找到不少的先行实践者。然而，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前人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此次黄进发重提“跨族群”主张，正好验证这一点。
黄进发这篇论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让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清晰的角度，拟定不同的策略，去回应巫统威权体制的复杂性问题。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论的则是，到底“爱马来人”、“跨族群”之主张，在理论层面上碰到了什么问题？
基于前人在“爱马来人”、“跨族群”方面的失败，我们有必要对此有进一步深思。下文尝试以两个个案，来讨论历史上“跨族群”之所以失败的因素，并进一步指出在后513意义之下，理想的跨族群方法、态度、立场，应当是如何的。
南大掀学马来文热潮
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中共掌权，中国与属于敌对阵营的英殖民马来亚断绝关系，华人北上升学之路被封堵。于是，陈六使登高一呼，得到各方资助，创办了南洋大学。
当时，南大有一批学生，自发学习马来语、撰写马来文评论、投入学术研究、从事出版、翻译、编撰字典等等工作，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例如以编撰词典而为人熟知
的杨贵谊、马来古典文学专家廖裕芳、研究印尼峇峇华人的专家廖建裕等人，对马来语言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以廖裕芳为例，他的《马来古典文学史》（上下两
卷），是继英国学者温斯德（R.O. Winstedt）之后的另一部重要的马来文学史。
然而，正如学者庄华兴的分析指出，虽然独立年代南大生掀起学习马来语的热潮，但它却因大环境因素而被压抑下去，最终无法开花结果。
庄华兴指出：“南大马来语文推动者首先意识到问题之棘手。他们既不愿意看到一个即将诞生的新祖国以单一族群为尊，也不愿永远背负古老大中国之历史包袱，乃
有建立马来亚文化，即一个涵盖本土各民族文化的新文化形态之呼吁。然而，这项讨论并无法比当时强烈的政治与社会运动更具吸引力，成果不彰是预料中事。”
（引自《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与现代马来语文学》一文）
团结论反成对话障碍
另一个个案则是，在80年代初期创设的大马译创会。译创会是华巫之间携手促成的，主要功臣是已故国家文学桂冠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译创会的成立不多不少可解读为大马知识界为了步出513事件阴影的其中一项努力。在译创会的努力之下，多年来翻译出版了不少著作，包括把马
来文学译成中文，或把中文作品译成马来文。
然而，多年来译创会却无法取得更大的成功，箇中原因纷杂，除了外部因素（如马来民族主义），其中一个必须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译创会的翻译理念的问题。
513事件普遍地定位为是族群冲突事件（柯嘉逊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族群冲突只不过是巫统内部党争的手段），而对应族群冲突的方法，就是提倡团结论。而这也正是译创会在创会宗旨中明言的，即其第四项：“通过翻译及文学创作，沟通各民族文化，增进民族间的谅解与和谐。”
我想指出的是，团结论最终导致了华巫之间有意义的对话失效，并进而导致人们无法真正的走出513事件的阴影，后者指的是，513事件之后，社会上许多议题被视为敏感而不能轻易提出讨论，而团结论本身正是这种“敏感”氛围下的产物。
团结论的局限在于，首先，它容易被官方挪用为粉饰族群团结和谐、政府努力推动多元文化工作的门面功夫。其次，团结论者为了不伤和气，双方的意见交流必须自我设限，于是许多真正有必要摊开来讨论的所谓敏感课题，统统被扫进床底，不见天日。
在译创会的许多文学文本的翻译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例如，以批判马来种族主义见称的黄锦树，其作品无论就文学技巧而言，或就内容的深度，都理当早就被翻译为马来文。
但因为其某些尖锐、敏感（或极端？）的观点，翻译者在团结论的主导下——当然也不排除翻译者语言能力问题，毕竟黄锦树的现代主义作品相当复杂，增添翻译难
度——出现翻译者的选择困难。如果翻译黄锦树的作品，则必然引来马来社会的不安与不满。如果不翻译黄锦树的作品——似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不正是前
文提到的，把问题扫进床底下的做法吗？
跨族群沟通目的为何
根据以上的爬梳，南大生与译创会的失败因素，综合起来，主要有外部因素（无法吸引更多人参与），以及内部的理论因素（团结论主张的缺陷）。就其外部因素而
言，黄进发极具策略性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参与跨族的理由，至于是否能得到正面回应则拭目以待。如今剩下的是理论的问题。
黄进发并未在其论文中深论其“爱马来人”的主张，但从其策略性思考来看，想必大概是希望借助“爱马来人”或“跨族群”来达到消解族群猜疑、团结各族去击破
巫统的“包容性族群政体”，换言之，这很可能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团结论”主张。但必须说明的是，黄进发的论述只处于初步阶段，仍有可供我们补充讨论的空
间。
针对跨族群沟通，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跨族群沟通的目的，就必须是团结吗？跨族沟通就必须在各族间达到共识吗？此一命题，向来不为人所质疑。沟通
当然是要达到共识，从而协力扫除目前所面对的障碍。但是，我想这样的族群沟通理论本身，很大程度上是族群政治的产物，它不多不少局限了跨族群的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何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想法：跨族群的目的，未必是要达成共识、促成团结；或者说，我们并不去预设，跨族群就是为了促成团结。相反地，沟通是一个平台，让彼此交换想法、思考，它是一个各族共同学习的一种方式。
我的意思是说，有了这样的前提（不预设团结的结果），会否就是其中一个摆脱团结论局限的方法？从而也让我们在真正的意义上摆脱族群政治给予我们的限制？
然而，这问题其实非常复杂，落实到具体操作中，它很可能会反过来被巫统利用，分裂群众，并进一步巩固其统治。而一旦我们向团结论妥协，又将导致跨族沟通流于表面、形式，最终重蹈前人错误。
对话应敢于面对敏感
在此无法针对非常具体的情况作出讨论，只能够说，我们必须做出作为策略的跨族以及作为理想的跨族来略做讨论，方便厘清我们对此课题的看法。
就策略而言，跨族必须是一个非常灵活变通的方式，在许多时候我们要展现出“爱马来人”（拉近彼此感情、增进了解），但我们也必须对团结至上论保持一份清醒，在必要时候贯彻“打是疼你，骂是爱”的原则，避免对马来人过于“溺爱”，从而导致真正意义的跨族失效。
下来我想提出一个未来的跨族群沟通理想，对于这个理想，我们只能不断在跨族过程中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才能实现这个理想。至于这有利条件是什么，则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才能知道。因此，目前只能从概念上提出这个理想。
我们必须有一个共识，跨族交流之后未必就要达成团结，交流结果亦可以是维持彼此的差异性。因此，跨族群交流必须以不害怕破坏团结与和谐的勇敢姿态为前提，敢于挑战具有讨论意义的敏感课题，包括马来特权、伊斯兰教、同性恋、近亲恋、原住民边缘化、外劳被剥削等等。
由此，这一种交流的方式，既不流于表面的和谐，各族之间亦能通过共同学习，互相弥补对方的不足（例如华人从马来人身上看到自己种族主义一面），从而得以共同打破许多与族群政治有关联、但却为上述黄进发所建立的模式未能解释的问题，例如异性恋霸权。
这样的理想的跨族交流，必然会碰到许多阻碍，但我的设想是，从长远来看，跨族作为方法，它所能解决的，远不该只是族群政治，还包括许多其他问题。易言之，当我们认为跨族群只是为了解决族群政治问题，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族群政治的产物，而必须予以克服与超越。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是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