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供稿）

《怒海扬帆》的作者蔡存堆先生以比较客观的立场、花费大量时间进行采访和搜集资料，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砂拉越华族知识青年为自己国家(北加里曼丹)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记载了他们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作者的治学精神值得敬佩。

读 完《怒海扬帆》全文后，笔者采访于知情者，并参阅了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一些旧文件，对有关史实作了核实，对有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将一些想法和建议以及某 些历史情况写下来供作者进行修改和补充时的参考，北加里曼丹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运的一个环节，其历史也是国际共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将它撰写出来是 很有意义的。

 

一、想法与建议：

 

1)是否不使用“砂共”这个 词?因为a）这个词是过去英国殖民主义者常用的词，被附上了贬意色彩：b)事实上也没有“砂拉越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只有“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砂拉越解放同盟”、 “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等组织。何不就用各组织的原名或其简称“砂盟”、“砂青会”、“北盟”、“北加 共”等。书名副题“砂共史初探” 改为“北加里曼丹共产主义运动史初探”或“北加共运史初探”是否好些?

2)当时参加革命 的青年抱着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的崇高理想和伟大献身精神，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革命事业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能把握住这段历 史的主要脉络反映出这种精神来，不过多涉及奋斗过程中个别问题和个别人物的是是非非是对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各种因由是复杂的，在各个事件引发的 恩恩怨怨上纠缠不清，并不是一件好事，还是要宽宏大量些，有些事交由历史去做结论好了。

3)砂拉越与后来的北加里曼丹革命 斗争的过程中曾不时出现一些变节分子，他们中有的道德品质极其恶劣，不仅给革命组织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也严重伤害了革命同志与群众。这些人和那些在组织 安排下离开革命队伍或者是后来签订“和平协议”重返社会的人是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不宜混淆。

4)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许多人牺牲得非常英勇，牺牲前还高喊革命口号，这样的同志是值得颂扬的。如能介绍一些这样的事例，《怒海扬帆》将大为增色。

二、史实资料，

 

Y和X

 

1) 经查核：当年简称为Y的砂拉越地下组织全名为 “进步华侨青年会”也简称为“侨青”；简称为X的地下组织全名为“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简称为“团”。

 

关于张荣任

 

2) 书中第二章提到“195l? (1952)年，一名古晋青年张荣任奉命前往新加坡，与马来亚共产党建立联系”．这点与史实不完全相符。当年张荣任原是打算前往中国，但他途经新加坡时受 其好友，一位马共外围组织“抗英同盟”成员的影响，放弃了前往中国的计划，而留在新加坡参加“抗英同盟”领导的地下活动。他在“抗英同盟协助下于1953 年7月成立了”砂拉越解放同盟“。1954年3月，张在“抗英同盟”的安排下途经印尼秘密潜返古晋领导砂拉越的革命活动。从此“砂盟”便成为砂拉越革命活 动的领导核心。1954年9月，张荣任未经“抗英同盟”的同意离开古晋前往印尼，从此他便彻底脱离“抗英同盟”和““砂拉越解放同盟””，结束了他与砂拉 越革命活动的一切联系。张荣任离开砂拉越后文铭权即成为“砂盟”的第一把手。“抗英同盟”也从这时中断了与“砂盟“的联系，从此“砂盟”便独立自主领导砂 拉越的革命活动。

 

从“砂盟”到“北加共”

 

3)从“砂盟”到“北加共”的发展过程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A)砂拉越华族进步青年开始从事革命事业时只想为砂拉越的解放而献身，“砂盟”开始也只提出为砂拉越的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B)随着砂拉越革命形势的发展，“砂盟”派干部前往沙巴与汶莱作社会调研，为在当地发展盟的组织作前期准备工作。

          C)60年代初，英国殖民主义者提出“北婆三邦联合”的设想，后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又以“马来西亚”计划取代“北婆三邦联合”的计划，紧接着汶莱人民党举行 武装起义，“砂盟”考虑到要联合汶菜人民党和北加里曼丹其他进步力量共同反对“马来西亚”，有需要建立一个包括砂拉越、汶莱和沙巴三邦在内的统战组织，遂 决定建立“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

          D)1965年，“砂盟”领导人考虑到“砂盟”的斗争纲领已不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于同年9月17日至9月19日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建立(北加里 曼丹共产党”的问题。会议正式决定建立“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以取代“砂拉越解放同盟”，并成立了一个由文铭权领导的建党筹备小组。

 

文铭权认为北加武装斗争条件不成熟

 

4)60 年代初，“砂盟”领导人文铭权仍认为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武装斗争条件还不成熟，主张以地下斗争与公开合法斗争(包括议会斗争)为主，并积极开展山区民族工 作，为将来可能需要进行的武装斗争创造条件。至于何时才进行武装斗争，他认为必须根据群众的觉悟情况，特别是山区民族群众的觉悟情况而定。但由于1962 年12月“汶莱人民党”率先举行武装起义，随后英殖民主义者大举镇压北加革命力量，在这种形势下“砂盟”只能也拿起武器。从客观情况看，在还未具备足够的 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开展武装斗争，对“砂盟”和后来的“北加共”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显然有不少负面的影响。

 

文铭权两次离开北加去中国

 

5)有人散布这样一种说法：文铭权先后两次离开北加去中国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

持这种说法者有两种可能：1)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2)另有某种目的。

文 铭权第一次离开的原因在(北加革命史片段》中已有说明。黄纪作也曾在报章上公开说过，当年他和文都认为与其被敌人监禁失去自由，还不如顺着敌人的意图先申 请去中国，然后再想办法潜回来。他们在1962年6月底离开砂拉越到中国。他们一到中国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1962年12月 8日汶莱发生武装起义，他们及时利用这个机会想办法返回砂印边区。1963年初他们告别妻子，冒着风险辗转来到印尼，1963年3月就已经回到砂印边区和 当时已在西加里曼丹的砂盟同志汇合，并继续担负起领导北加革命的重担。这是逃跑主义者会干的事吗?如果当年他们不这样“瞒天过海”对付敌人，除了坐牢外还 能做什么呢?

再说第二次，当时组织上分配给文铭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统战工作。他是组织上派去团结阿扎哈里 (A．M.Azahari Mahmud)及其他北加反对“马来西亚”进步力量的主要负责人。经过努力，他和叶存厚等都取得阿扎哈里的信任，被委任为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的部长。因此 参加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的各项工作也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事。何况当时砂盟也想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争取国际援助。1965年9月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 应邀请出席中国国庆的活动，组织代表团前去参加，文铭权是代表团重要成员之一。与此同时，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也接受邀请准备出席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二次 亚非团结会议(这次会议后来因帝国主义的破坏而未能按原定计划举行)。当时他们的计划是先去北京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然后再从中国出发去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 团结会议，文还想利用这次到中国的机会帮助当时仍滞留在北京的三位砂盟成员(王馥英、雷皓莹、沈钦炎)办理去印尼的手续，准备参加亚非团结会议后，再返回 中国带他们一起回印尼。代表团于9月28日离开椰加达赴中国。不料在代表团抵达中国的第二天，印尼就发生“9•30事件”，时局突变(情况大家都已知道， 不赘述)。中国同志认为文等应留下来，无需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意志而去自投罗网。

以上就是文铭权第二次离开北加去中国的前因后果，这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吗?

 

“73年和谈”与“90年和谈”的性质区别

 

6)“73年和谈”与“90年和谈”的性质有没有区别?

这个问题可以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

(A)1973 年，世界上反帝反殖的斗争仍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东南亚，越共解放南方的战斗正把美帝国主义打得焦头烂额，越南全国解放的曙光已冉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与 此同时，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的革命武装斗争也打得如火如荼，帝国主义阵营十分害怕的“多米诺效应”阴影正高悬在它们的头上，如果不 是因为后来革命阵营的分裂、越南侵略柬埔寨等事件的发生，时局的发展就会很不一样。

(B)1990年前后，世界革命形势急 转直下。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彻底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倒向西方：中国因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而在世界人民中的威望大跌，1989年还发 生“六四事件”，令世界人民，尤其是一向支持中国的进步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大为失望。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极左路线也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所有这一切无疑大大影 响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打击人们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信心。在这样的形势下，东南亚各国的革命武装斗争都陷入空前的低潮，以致难以坚持下去。 1989年杪，马共和马来西亚政府达成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就在这时，马来西亚官方通过媒体发出一则假消息：“北加共产党领袖文铭权 已到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政府进行和谈……，”其实当时文铭权根本没有去泰南，何来与“马来西亚官方接触”及“与当局和谈”这一说，简直就是空穴来风。看到 这则消息后，文认为这是当局故意放出的信号，而且他已得知砂拉越当局正四处寻找洪楚庭等解决北加共问题的消息，因此确信当局急切想在马共问题解决后也随即 解决北加共的问题。所以文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也像马共一样通过和谈方式结衷这场武装斗争，所以，才有了那封通过他的妻妹转给洪楚廷等建议争取体面地结束武 装斗争的信。这就是“90年和谈”的背景。

“73，年和谈”之前，黄纪作似乎还没有糊涂到，认为像“和谈”这样的大事可以 由他自作主张，还想找其他同志商量，可是后来他却自行与砂拉越首席部长耶谷谈起来了，而且还草草签署了像是座谈会记录的“备忘录”，然后才通知其他同志可 以自由决定“参加或不参加”这一“行动”。结果造成组织内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极大地削弱了组织力量，也影响了通过和谈方式争取较有利的结果，这次事 件当时普遍受到东南亚各兄弟党的批评和谴责，被认为是国际共运中极为少见的革命领导人率领部队投降的事件(当时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舆论都称黄率部投 降)。

后来重回森林的同志为什么还能将武装斗争坚持了这么久而没有被敌人消灭，直至90年当局主动寻找洪等和谈，我们的同志得以体面地结柬武装斗争，这说明什么问题。

“?3年和谈”与“90年和谈”在社会上和进步群众中产生的不同反应大家都很清楚。两者有没有区别，应以事实来回答。

 

北加共领导层有没有潜藏的敌特分子

 7) 关于砂盟以及后来的北加共领导层有没有潜藏的敌特分子的问题，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很难下结论．从理论上说，敌人，特别是极其狡滑的英帝国主义者向来都 采取“打进来和拉出去”的伎俩对付革命组织，因此，我们的组织如果出现内奸也不足为怪，内奸的破坏性虽然很大，但这并无损于革命组织的光辉形象，革命组织 的功绩他们也无法抹掉。

你们的老朋友－－(2007年)

（老朋友供稿）

(取自《犀乡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