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从没走出过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它也没能摆脱过去的模式。如果我们回想过去十多年的经济，那么除了互联网企业的兴起外，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而互联网企业除了让垄断集团中加入了新的成员，以及扩大了贷款的供给（互联网企业需要很长的一段亏损期才能建立起垄断和盈利的基础）因而同时扩大了整个系统的风险之外，并没有产生其他后果。

新冠疫情如何改变资本主义

　　这两年里，新冠疫情已经深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它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性特征，即资本主义，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资本主义将会如何变化？英国经济评论员、专栏作家Grace Blakeley于去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The Corona Crash: How the Pandemic Will Change Capitalism，旨在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提炼其中一些观点，简单介绍Blakeley的回应。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08年金融危机

　　和许多当代危机一样，事情的根源都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说起，在滞胀、石油危机和金本位崩溃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主义所取代。自那时以来的几十年，金融化可以概括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

　　金融化并不是忽视80年代以前金融部门的作用，而是说，这一时期以来，金融部门和产业部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之前，金融部门提供融资推动工业生产，从信贷中获得收益；但现在，随着国家对金融去除管制，借贷、投资和投机渗透到经济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金融部门不仅影响融资，而且也干预生产决策。短期利润最大化和股东价值成为金融投资的标杆。这意味着对于产业部门的大规模拆解，将利润较低的部门解雇并把相关职能外包；另一方面则要求打压工人的社会福利、工资增长和集体谈判（工会）。前者从长期上来说并不利于总体生产效率，实际上是浪费生产力的，也有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后者则造成工人权利的急剧退化。而获利的，则是金融部门（中的一小部分）和也参与到金融活动中的产业部门。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面是政治领域的紧缩政策。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干预是降低效率的，应当由市场来决定一切。医疗、教育、养老的市场化因而在过去几十年逐步推进，其他国有企业也都逐步加以私有化。与此同时，税收也加以减免，行业减轻管制。紧缩给资产阶级不仅提供更低的税收和更少的管制，更是开放了获取利润的新领域（国家退出去的那些领域）。

　　这一措施还被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去，开放当地市场（可被金融化的）的同时也阻止发展中国家对本土资产阶级的补贴。这种“推广”之所以能成为可能，原因在于那些发展中国家之前是债务国。国际组织和债权人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紧缩政策，这样能减少那些政府的“不合理”开支，从而还上钱。实际上只是为了国际资本获得新的积累空间。

　　这里值得说一句的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支确实谈不上合理。我们也都知道那些第三世界的威权政府的支出最终都落入当权者和其亲信的手中。但是，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下，一个更迭后的民主政权，如果他们还想要继续和世界市场打交道的话，仍然要延续之前的债务和国际强加的经济制度，因而不能不丧失了经济上的民主权利。

　　有资本主义的地方就有危机。新自由主义下存在的问题当然也很简单：信贷的偿还归根到底要以生产为基础，金融部门的急速扩张远远超出了实际生产力的上升（1970年到2007年间，英国金融部门的增长速度每年比总经济增长快1.5%；而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更快，2007年英国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价值是英国经济规模本身的五倍），可是这些金融产品的价值并不能从生产中得到实现，一旦贷款得不到偿还，经济将全面崩溃。

　　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解决

　　08年金融危机并不是依靠“市场”自己解决的（如果真的有过市场自己处理掉了危机的话），而是依靠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大规模救市计划。通过相当庞大的量化宽松和信贷，美国政府作为最后担保人解救了这些“大而不倒”的企业。这说明，国家和垄断资本相当紧密地勾结起来，这几乎是帝国主义时期以来的普遍现象。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国家干预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重新回归紧缩政策，任由垄断资本在其他领域肆虐。这实际上说明了这样几点。

　　首先，所谓的“国家对市场干预”和国有化并不能说明国家的“左右翼”性质。国有制与公有制存在本质性区别，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搞曼哈顿计划制造原子弹一点也不能说明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次，紧缩政策不是一个对政府的经济考量。事实上，各国央行大规模救市说明资产阶级需要政府有钱的时候，就可以有钱。紧缩首先体现出其政治性，即为资本主义积累创造制度条件，包括低税收、少管制和商品化。最后，国家的干预不能消灭新自由主义运作的内在矛盾，不能调和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而只是延缓危机的发生。

　　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状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变迁和危机对发达国家内的工人阶级产生了什么影响？似乎一直有一种理解，认为发达国家的普通人在过去几十年里都经历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下工人阶级的工资购买力和几十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这里产生了一种矛盾：普通人是如何获得更多消费品的？

　　首先，奖金构成了实际收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在当前占有比较重要的比重。然而，奖金本身是很不稳定的，一方面是不同行业的差异巨大，另一方面奖金是由什么决定的，裁量权实际上在资本家手中，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这一收入可以被随时牺牲掉。

　　生活“变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技术进步，使得购买力在不同时代之间很难衡量，比如说购买一台电脑在不同时代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收入水平，但是反过来说，这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收入变高了或者生活“变好”了。我们假设一个人，十年前一个月工资可以买一台电脑和一部手机，今天一个月工资也是一台电脑和一部手机，我们说这个人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你可以说变好了：今天的电脑和手机有了相当丰富的功能，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你也可以说变差了：电脑和手机实际上变便宜了，而且它本身不能用来填饱肚子。

　　最后则是一个简单的情况：今天工人阶级负债累累。由于信贷触手可得，当工资开支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时候，借贷就很常见了。这当然包括消费主义诱导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医疗、教育、养老方面公共服务的大幅度后退，在遇到紧急情况下，补救措施只能是通过借贷来解决燃眉之急。但是当全面的经济危机来临或者在个体生活中一直处于失业、大病的状态，那么个体的破产就不可避免。

　　本质上说，当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境况是被新自由主义牢牢掌控的。他们的生活是高度原子化的。在过去，遇到收入不足的情况可以通过工会来向企业施加压力；如果失业了也可以获得国家补助。这其中都是依靠集体的抗争和协商来解决的。但是在当下，收入不足只能依靠新的借贷，而贷款不能偿付时，只有你自己会为此负责任（因为借款也是你作为一个个体完成的）。当国家投入数万亿美元来拯救那些资产阶级的时候，它给工人阶级又提供了多少呢？

　　所以说，这个时期以来的群众运动就显示出相当的自发性，较少地以工会和传统政党的方式呈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样一个体现，它不是依靠传统的政治组织，这不过是说明它的参与者是被个人化债务切割出的原子个人。而他们的重新组合以及抗争，也就必须在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华尔街而不是车间）里展开了。

　　新冠和当代资本主义

　　到了今天，新冠危机带来的改变和08年金融危机相比有本质性区别吗？我们同时目睹了政府的大规模救市和对于债务的延迟支付。实际上，世界经济从没走出过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它也没能摆脱过去的模式。如果我们回想过去十多年的经济，那么除了互联网企业的兴起外，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而互联网企业除了让垄断集团中加入了新的成员，以及扩大了贷款的供给（互联网企业需要很长的一段亏损期才能建立起垄断和盈利的基础）因而同时扩大了整个系统的风险之外，并没有产生其他后果。

　　虽然新冠疫情还在肆虐，劳苦大众还在呻吟，生态环境还在挣扎，暴政还在维系，资产阶级已经打算让事情重回正规，回到那个将我们带到如此境地的轨道上来。难道，还要答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