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98年苏哈托政权的终结,当局终于逐步解除了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华文、华语和出版华文报刊等禁令。 经过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积极努力,一座比旧校更加宏伟的新八华校舍矗立在雅加达近郊(上图)。
从中华学堂到三语学校
——论印度尼西亚现代华文学校的发展与演变(一 至 六)
http://www.qiandaoribao.co.id/news/33492
2013年7月6日
梁英明
2011年是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会馆创建八帝贯中华学校110周年。同印度尼西亚所有华校一样,八帝贯中华学校在苏哈托政权时期曾被勒令关闭,校舍及全部资产均被当局没收。随着1998年苏哈托政权的终结,印度尼西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当局终于逐步解除了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华文、华语和出版华文报刊等禁令。2007年11月24日,八华校友代表大会一致决定“重建”母校。经过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积极努力,一座比旧校更加宏伟的新八华校舍矗立在雅加达近郊的唐格朗(Tangerang)市。2008年,八华三语学校(Sekolah Terpadu PAHOA)开始招生开学,其后,校舍还在继续扩建中。与此同时,其他原华校校友会在热心公益事业的各界人士支持下,各类三语学校也相继宣告成立并招生开学。
面对当前印度尼西亚各地华社掀起的“复校”运动,回顾印度尼西亚华文学校的百年沧桑史,我们除了缅怀当年献身华文教育事业的先驱们的丰功伟绩以外,还可以从华文学校的发展历史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一)中华学校的诞生
1900年3月17日,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宣告成立。为适应当地华侨社会的需求,中华会馆在成立第二年即创建了一所新型的华文学校,称为中华学堂,后改称为中华会馆学校或中华学校。由于它坐落在雅加达华侨聚居区的八帝贯街(Petekoan),所以人们习惯称它为八帝贯中华学校,简称为八华学校。
八华学校是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第一所完全不同于原先的各类华文私塾的现代学校,它不像原有的华文私塾那样使用闽、粤方言教学,而采用中国的国语正音(即今汉语普通话)为教学媒介。它也不像原有的华文私塾那样只向学生讲授儒家经典,而是除中国语文之外,还设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英文、算术、理科、唱歌、图画、体育等课程。
八华学校在1901年创立之初,只限于招收男生,但是它从第二年起就开始同时招收女生。1904年,八华学校又创立了当地第一所招收华侨子女的幼稚园。1905年,由印度尼西亚华侨教育家李登辉(1872-1947)创建的英文学校——耶鲁学院(Yale Institute)与八帝贯中华学校合并,从此八华学校开始分设华文部和英文部。后来,英文部与华文部在行政管理上完全合为一体,使八华终于发展成为一所同时设有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1911年,八华开办初中部,1930年又增设高中部。至此,八华由最初的一所小学逐步发展成为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华文学校。从八华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八帝贯中华学校的创立标志着荷属东印度第一所现代华文学校的诞生,它是荷属东印度华文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0世纪初期,随着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的迅速壮大和经济力量的增强,许多华侨家庭迫切希望在当地建立自己的华文学校,使华侨子女能够受到正规的现代华文学校教育。八华学校正是为满足当时华侨社会的这一要求而诞生的。它在当时荷属东印度各地的华侨社会中起了带头和示范作用。因此,在20世纪初期,在荷属东印度几乎所有大小城市的华侨聚居区里先后出现了以八帝贯中华学校为模式的现代华文学校,而且一般都称为某市中华会馆学校,或中华学校(Sekolah Tiong Hoa Hwee Koan,或Sekolah THHK)。
1904年,巴达维亚华侨创立了第二所中华学校,即新巴刹(Pasar Baru)中华学校(新华学校)。同年,中爪哇三宝垄市中华学校创立。1905年后,西爪哇井里汶市中华学校、茂物市中华学校、万隆市中华学校、苏加巫眉市中华学校、展玉市中华学校;中爪哇梭罗市中华学校、日惹市中华学校、直葛市中华学校、普沃格多市中华学校、马吉朗市中华学校;东爪哇泗水市中华学校、玛琅市中华学校、岩望市中华学校,绒网市中华学校、八马垄市中华学校、南安由市中华学校;西加里曼丹坤甸市中华中小学;苏门答腊巨港市中华学校、巴东市中华学校、亚齐地区中华学校;以及苏拉威西锡江市中华学校、马辰市中华学校等相继创立。1根据不完全统计,到1908年,仅在爪哇岛就已建立了44所中华学校。21926年,爪哇岛各地的中华学校已达到313所。3
(二)华校教学内容本地化的尝试
八华学校是由当时雅加达华侨社会中一些尊崇中华传统文化和热心为华社服务的各界人士所创办的。八华在向学生传授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仍秉承以儒家学说为育人的根本宗旨,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经新加坡华社领导人林文庆推荐,清朝秀才卢桂舫从新加坡来到雅加达,担任八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并兼任中文教师。八华成立当年,即根据中华会馆董事会的决定,在每年孔子诞辰日都要放假一天。校门内还悬挂一幅孔子画像,学生上学和放学时都要向画像行鞠躬礼。1903年,卢桂舫应东爪哇玛琅市华社邀请,前往创建中华学校,一年后转到八马垄市主持中华学校校务,1912年回到雅加达八华中学任校长,直至1922年告老退休。
兴办华文学校,使华侨子女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感,不仅是广大侨民的愿望,也是中国政府的政治需要。清朝末年两江总督端方在赴欧洲考察途中,看到南洋许多华侨子女不懂中文,深感忧虑。清廷遂根据他的建议,于1906年在南京创立了专门招收华侨学生的暨南学堂。起初,暨南学堂仅作为华侨学生的中文补习学校,原计划在学生补习一年后,再分配到其他学校就读。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华侨学生的中文水平相差悬殊,又担心这些华侨学生分配到普通学校后,不适应国内的生活环境而不安心学习,所以决定将暨南学堂办成一所正规的中小学,让这些华侨学生在补习一段时间的中文后继续留校就读。此后的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很重视暨南学堂的作用,入学的华侨学生不断增加,暨南也逐渐发展成为一所主要招收华侨学生的高等学校。4到1909年,曾在暨南学堂学习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学生已超过200人。后来成为印尼华侨社会领导人和教育家的吴兆元、洪渊源、司徒赞等,都曾是暨南学堂的学生。
八华和其他各地中华学校为适应当地社会情况,并没有照搬中国国内学校的模式。八华除了积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讲授儒家经典外,还注意强化数理化课程,同时根据华侨子女在当地谋生的需要,十分重视英文等西方语文的教学,中学的英文和数理化课还使用英国出版的教科书。这样的课程设置常为当时各地的中华学校所仿效。到20年代末期,为有利于毕业生适应当地社会的需求,八华学校率先开设商科以及荷兰语文和印度尼西亚语文等课程。
尽管如此,各地中华学校的华文和历史、地理课程的教学内容仍然是以中国国内学校的教学内容为蓝本,使用的教科书也完全来自中国,以致作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并准备在这里长久定居的华侨子女,竟然对本地的历史、地理、社会和文化没有多少了解。各地中华学校的教师们当然首先意识到这一问题。
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提到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华侨教育家司徒赞先生(1900-1978)。1911年,司徒赞离开家乡广东开平,到马来亚吉隆坡投靠叔父。1915年,司徒赞回到上海暨南学堂(后改为暨南学校)升学。1919年,司徒赞在暨南学校教育系毕业后,经黄炎培先生推荐,到印度尼西亚中爪哇文池兰(Muntilan)市中华学校担任校长。他在南洋长期生活和教学中深切感到,“近年华侨学校虽林立,而所用课本,皆取诸国内所用者,不能适合南洋情势”,“然欲求改革,当自编辑特种教育用书始”。51922年,司徒赞编纂的第一部华文学校使用的印度尼西亚地理教科书——《南洋荷领东印度地理》终于出版。这可能是印度尼西亚华文教师为华文学校教学需要而编写的第一本教科书,它对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地形、气候、人口、物产和交通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附有简明地图。“所用地名,概依原文,而直译以国音,并附注原文于每节之后”。又由于“南洋群岛地名,其译音殊为复杂;且大部与原音相乖,有不可以道里计者。即同一地名,又有普通用者及闽人、粤人、客人所用之别”,对这些区别,作者都一一做了详细说明。这是中国国内出版的教科书所无法做到的。 6编写适应当地需要的教科书,是司徒赞为印度尼西亚华文学校实现教学内容本地化所作的初步尝试。今天看来,这一尝试在印度尼西亚华文学校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待续)
------------------------------------------------------
①李卓辉编著《旭日重辉共赴大同》一书收入印度尼西亚各地早期中华学校珍贵图片,惜未有校史介绍。
②《雅加达八帝贯中华会馆学校一百周年纪念刊》,第117页,Yayasan Pancaran Hidup, Jakarta,2001。
③参阅陈国华著《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第210页,Royal Kingsway Inc. Canada, 1992.
④关于暨南学堂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可参阅别必亮著《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第31-3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司徒赞著《南洋荷领东印度地理》自序及例言。
⑥《南洋荷领东印度地理》于1922年由南京暨南学校出版,后极少留存。2012年1月,居住香港的印尼巴城中学校友梁凤翔和中华中学校友梁俊祥昆仲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查阅印尼《生活报》资料时,意外发现该馆珍藏了新加坡历史学家陈育崧(1903-1984)所赠的这本教科书,遂重新印刷出版,为我们研究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2013年7月8日
(一)华校成为华社爱国运动中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一严峻形势,激发起东南亚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高涨。同时,由于来自中国并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印度尼西亚各地在相继涌现出许多新的华文学校的同时,所有华校的教学内容都受到当时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华校显然更加着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政治教育,而不仅是关心民族文化的传承。华校的课程设置、使用的教科书和教学内容也与中国国内的学校更加紧密接轨,而不只是强调学生在当地谋生和融入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同时,这一时期新的华文学校也不再限于中华会馆所创立,当然也不再限于以中华会馆(Tiong Hoa Hwee Koan或 THHK)为校名。从总的趋势来说,这时的华文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本地化方面所作的努力,显然已不如30年代以前。与此同时,原来多由华侨“土生”后裔创办的各地中华会馆学校的领导权也逐步转到“新客”华侨手中。以雅加达市中华中学为例,它的创始人李春鸣、张国基、李善基和陈章基诸位先生都是来自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他们都曾在八华学校任教,由于在办学方针上存在意见分歧,他们选择离开八华而于1939年初创建了中华中学。华中在他们的领导下,很快发展成为当时印度尼西亚最负盛名的爱国华校之一。又如,雅加达市新巴刹中华学校创建于1904年,是继八华学校之后在雅加达成立的第二所中华学校。20年代末,新华学校聘用了一批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直到1939年由来自中国的爱国教育家杨新容先生接任校长后,学校的面貌才焕然一新,成为一所著名爱国华校。
在八华等传统老华校,师生爱国热情同样十分高涨,毕业于八华高中又留校任教的李梅女士,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李梅后来成为柯全寿医生的夫人,对柯医生爱国精神的发扬影响很大,李梅也成为雅加达爱国华侨妇女界的领导人之一。此外,从雅加达市日新中学、棉兰市苏东中学、三宝垄市华英中学、泗水市新华中学、万隆市清华学校等著名华校在30年代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华文学校发展趋势发生的这一变化。1
20世纪30年代,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华文学校成为向华侨青少年传播爱国思想的课堂,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和华侨社团成为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华校师生纷纷成立各种歌咏队、舞蹈队、话剧社等文艺团体,向侨胞广泛宣传爱国精神,并举办文艺晚会、游园会、筹款会和各种义卖义捐活动等,募集抗日捐款。每当周末,人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华校中小学生挎着小木箱,到华商聚居区挨家挨户募集捐款。许多华侨热血青年学生更是义无反顾,告别父母,相继奔赴祖国抗日前线,其中不少人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抗日救亡活动还进一步加深印度尼西亚华侨青年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和感情,增进了广大华侨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史和华侨史上令人难忘的可歌可泣的一页。
(二)华侨教育多元化趋势
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印度尼西亚的华文学校都是由华侨集资兴办的,各地的中华学校均由当地的中华会馆董事会管理。爪哇各地中华学校增多以后,为了彼此沟通,交流信息,协调合作,于1906年成立了一个联合机构,称为中华总会。第二年更名为爪哇学务总会。1911年,因爪哇岛以外的众多华校要求加入,该组织扩大为荷印华侨学务总会。总会取得的主要工作成绩是制订了华校课程标准,出版《教育月报》,选送华校学生回国到暨南学堂(后为暨南学校)深造。总会成立之初,商定由巴达维亚、泗水、三宝垄三地中华会馆轮流主持会务。但是,由于经费拮据、意见分歧等原因,导致几次停止会务活动,到1927年终于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中国从清朝到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注意到支持海外华文教育对增强华侨对祖国认同感的重要性。除上文提到清朝末年创办暨南学堂以外,中国历届政府还曾派员视察海外华校,并给予海外华校一些经费资助。1905年,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煊就曾委派刘士骥到爪哇岛“查学”。1907年,清廷驻荷兰公使馆参赞钱恂也奉命到爪哇岛各地向华侨“劝学”。1916-1919年间,中国政府又委派熊理多次到荷属东印度各地调查华侨学校的情况。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即设立华侨教育委员会,后来又成立侨民教育师资训练班及侨校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等机构。1936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颁布了一项“补助侨民学校办法”,规定海外每一所侨校可以每年申请获得1500元以下的资助。2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国力孱弱,或因一些官员腐败无能,而又对南洋社会情况所知甚少,这些措施对促进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可以说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荷兰殖民政府为拉拢华侨后裔,培养为荷属东印度政府服务的公务员,于1908年开始创办以荷兰语教学的荷华学校,专门招收华侨子女,后来又准许华侨创办私立的荷华学校。这类学校的教学完全使用荷兰文教材,使华侨学生在学校中完全接触不到中华文化,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淡化华侨后裔的中华文化意识,使他们效忠于荷兰政府。尽管荷华学校规定只招收有较高经济收入的华侨家庭的子女,但入学人数仍逐年增多。根据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政府的统计数字及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到1927年,荷属东印度各地华文学校学生总计为32,668人,荷华学校学生为26,516人。1928年,荷属殖民地政府又针对一些华侨家庭的需求,设立一些马来文(印尼文)学校,招收家境较差的华侨子女入学。到1934年,由于部分华侨子女转而就读于马来文学校,荷华学校学生人数减少为23,353人,华校学生增至45,000人。到1936年,在荷华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就读的华侨子女人数合计达53,000人,首次超过华校学生的总人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将子女送到荷华学校就读的华侨家庭,并不仅限于“土生”的华侨后裔,其中也包括不少“新客”华侨在内。3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显然是这些家长们认为将子女送到荷华学校或马来文学校就读,会更有利于学生今后适应社会交往和就业需要。这是我们在观察分析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二,待续)
------------------------------------------------------
①这些学校的历史情况,可参阅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教育科技卷》内的相关词目。
②《南洋研究》第六卷第五期,1936年10月出版。
③参阅陈国华著《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第254,255,264页,及温广益、蔡仁龙等编著《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第460-471页,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2013年7月9日